数字思政中数据主义的呈现样态、叠加效应和纠治进路

在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形塑数字思政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的过程中,数据发挥着基础性的“质料”作用,既为算法推荐和算力驱动的功能显现提供了源头活水,也为数据主义生成提供了现实土壤。数字思政中的数据主义集中体现为量化导向的育人评价样式、数据优先的育人思维方式、算法驱动的育人决策模式。在群智开放和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海量数据喷涌而来并席卷社会。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了数字思政中的数据处理效率,但也引发了数字思政中数据主义的叠加效应,即数字思政数据价值的真实与虚拟、数字思政数据表征的宏观与微观、数字思政数据隐私的安全与隐患。为消解数字思政中数据主义的负面效应,应秉持科学适度的数字思政数据应用观念,坚守数据理性与经验感性的辩证统一,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数据素质。

数据主义与人本主义数据伦理

数据化催生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是数据化的一种哲学表达。数据主义主张数据流最大化和信息自由是至善,其实质是从以人为本走向以数为本,用数本主义取代人本主义,从强调人的自由走向强调数据的自由,用数据主义取代自由主义。为避免数据主义的弊端,应倡导人本主义数据伦理,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

“数据主义”的人文批判

"数据主义"是一种视一切为数据并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数据主义"以造福人类的人道理由成为一种"人文主义",并取代传统人文主义成为"后人文主义"。"数据主义"是对数据技术的神话。尽管数据技术不同于既往技术,但数据技术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技术,无法摆脱技术本身的局限性。人的本质不是数据与算法,而是自由意志。数据技术是自由意志活动的产物,数据技术的社会功能在根本上取决于掌握数据技术的人。

数据主义与价值重估:数据化的价值判断

数据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数据的价值是对于传统价值的更替。人们的一些价值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一种重新评价,可使用一些像可穿戴设备和运动健康APP等数据时代的工具来帮助人们达成一些目标,但这仅仅意味着传统的诸如健康、幸福、营养等价值在数据化时代得到了一种新的评价模式。所以,数据主义时代人们所感受到的价值更替,其实是一种评估模式上的价值重估。

“数据主义”滥觞下的新技术人文:智能时代算法传播的价值转型

智能传播时代,算法和数据技术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和底层逻辑,并在广泛应用中带来数据主义思潮的盛行。数据主义的哲学渊源来自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主张将万事万物皆转化为算法可以计算的数据,从而根本上消解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人不再被视为具有独特性与丰富个性的主体,引发深刻的人文危机。基于技术哲学的思考发现,经典人文主义过于强调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不可避免陷入决定论的困境。技术与人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具有同构性,且内在于人的主体性之中的存在方式。因此,体现和呈现人性、维护人的主体性和独特尊严成为智能时代算法技术应然的价值导向。但是,智能传播时代需要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超越与突破,构建以“人-技”和谐共生为旨归的新形式。

大数据主义者如何看待理论、因果与规律——兼与齐磊磊博士商榷

大数据主义者强调数据及其相关性在科学发现中的重要地位,但并不否认理论的作用,也不否认因果性的存在,更不否认世界的规律性。大数据主义者试图克服理论先入为主的偏见,强调让数据自己说话,增加了数据密集型科学知识生产新方式。大数据主义者试图用相关性纠正传统科学对因果性的偏执,科学发现中首先应重点寻找数据间的相关关系,进而为因果关系的发现提供进一步探索的路标。大数据主义者不但承认世界的规律性,而且拓宽了规律的内涵和外延,用数据规律补充了以往那种单一的因果规律,规律的范围从而得到了重大的拓展。

数据主义视角下美国跨境数据政策演进及我国的应对

数据流动是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数据时代的数据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数据保护主义问题催生了各国跨境数据政策立法。数据关系形成了一种新的数据权力形式,美国跨境数据政策发展和变化是这一过程的反映。我国应强制数据本地化、限制重要数据跨境转移、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标准,兼顾数据跨境安全与流动,参与构建国际数据流动、公开与共享的机制和标准。

大数据主义的科学哲学反思

大数据主义就是过于相信和过于迷恋数据的产物,其极端化就是数据独裁。因此,大数据主义在处理数据科学与专业科学、数据知识与直觉知识、数据分析与定性分析、数据精神与人文精神等之间的关系往往走向极端:过于注重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甚至认为前者能够完全取代后者。这就有必要从科学哲学视角进行必要的反思,促进大数据时代的顺利发展。

大数据主义与大数据经验主义——兼答黄欣荣教授

大数据经验主义是基于哲学的视角提出的一个具有学术渊源的概念,与目前流行的大数据主义和而不同。大数据经验主义立场显明,认为大数据时代不需要理论;相关性替代了因果性。大数据主义的态度则较为温和,认为理论是处理大数据整个过程中的基础;大数据的相关性为寻找科学规律提供了帮助;相关性是表象,因果性才是事物的本质,获得相关性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寻找因果性。

大数据主义的伦理治理

大数据主义就是过于相信甚至迷恋数据的结果,其极端化就是数据独裁。大数据主义的消极后果就是误以为数据科学能够取代专业科学,数据知识可以代替意会知识,数据分析取代定性分析,数据精神取代人文精神。大数据主义的产生是大数据技术本身、数据污染、数据干扰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法律制度相对滞后的条件下,有必要从技术伦理、共享精神、伦理规范和人文精神等角度对大数据主义进行必要的伦理治理。

论数据主义下的新闻价值异化

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迸发出巨大的技术潜能,在嵌入现代社会多元化生活场景的同时引发学界的种种担忧,部分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脱轨发展终究会站到人类主体的对立面,而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媒产业的运用、渗入和嵌入,可能导致传统新闻价值断裂。尤其是基于数字化二进制语言的计算机技术,与人类主体曲折的神经回路之间的逻辑差异,可能会为智能传播的未来发展埋下潜在危机。

教育中数据主义的生成逻辑与双重效应

教育中的数据主义是一种定量导向的教育评估方式,数据至上的教育思维模式,算法驱动的教育决策范式。由于万物互联导致全球数据洪流产生,信息技术提升教育数据处理效能,教育问题促发教育数据价值凸显,行业领域树立数据驱动实践榜样,智能趋势激发教育数据使用热情等因素,教育数据变得有源流、有根基、有需求、有示范、有前景,最终使教育中的数据主义孕育而生。教育中数据主义的张扬具有双重效应,表现在教育数据自身是真实还是虚假,教育数据表征维度是整体还是局部,教育数据采集是合规行径还是安全威胁,数据驱动教学实践是计算还是算计,教育数据智能旨在帮助还是控制。为规避教育中数据主义的负面效应和技术陷阱,应坚守正直纯正的教育数据使用动机,倡导数据理性与主观感性双轮驱动,优化教育工作者的数据素养能力建设。

被计算的童年:数据主义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随着相关技术、设备、互联网的发展,全面而泛在的数据化成为现实,数据主义思潮盛行。这使得当代儿童正在经历着各种形式的数据监视。从胚胎时期开始直至整个童年,儿童生理、行为、认知、情感、学习、关系等方面的数据不断被采集和分析,这既让儿童养育与教育的科学化和个别化有了可能,又让儿童的隐私与主体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我们应基于儿童的数据权利对儿童使用的数字产品、服务、应用和平台进行全面规制,在培养家长及教育者的数据素养的同时,从学前教育阶段开始就重视儿童个人数据素养的培育,发挥儿童在数据时代的主体性,使儿童能够成为数据化和数据监视过程中的积极知情者、参与者和决定者。

大数据主义与经验主义——兼评齐磊磊博士的“大数据经验主义”

通过梳理大数据主义的概念由来和观点,以及经验主义思潮的由来与历史演变,论证了齐磊磊建立在南茜·卡特莱特(Nancy Cartwright)为代表的新经验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大数据经验主义"新概念不能客观、全面地概括大数据科学哲学特征,也不具备表征大数据时代人文社会现象的现实需要,因此不能实现对大数据主义概念的超越。受技术限制,人类传统思维只能观察和收集有限的数据,然后运用理性思维建立理论模型,最后在实践中利用理论模型的演绎来把握和预测规律性,因此理论模型的建立强调的是一种知识驱动的经验主义。但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采集突破了地域性、时间性和规模限制的瓶颈,科学的发现不再依赖于理论模型,分析数据间的相关性即可实现知识的获取,因此大数据主义是一种数据驱动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是传统经验主义的继承和发扬。

舆情实践的数据主义:问题审思及进路探讨

数据主义成为当前舆情实践的重要理念和行动逻辑。单边倚重数据带来舆情研判的真伪失准、意义失察、监测失焦等系列问题,进而使舆情实践的决策参考价值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带来决策失误等重大问题。研究认为,回归人文与价值理性、平衡“大数据”和“小数据”是舆情实践发展的重要进路。

数据主义视域下推荐算法的批判路径

推荐算法在给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构建了许多风险与挑战。本文尝试以推荐算法的技术基础为切入点,围绕“大数据”与“标注”,从数据主义与文化工业等方面爬梳推荐算法的批判路径。本文发现,国内传播学领域对于推荐算法的批判性研究仍有局限,对于“破茧”路径的阐释也存在重“平台”轻“个体”的现象。因此,需进一步结合批判理论的前沿发展,探讨个体层面的破茧路径,并结合哲学思潮与实证研究的对话。

探寻数据主义的消解之道

数据化发展引发的数据主义思潮已经成为异化问题的诱因,正在以一种超脱数据技术属性及社会功能之外的价值属性建构数据迷思,其影响广泛而深远。在充分考量数据化发展各方参与主体的基础上,文章提出数据主义的三条消解路径:数据企业应始终践行“负责任的创新”发展,实现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的紧密结合;社会管理层应完善对数据化发展的动态约束,规范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边界;公众应不断弘扬新人文主义思想,在保持批判意识的同时不断探寻和坚守自身“人性”。为解决数据化发展的现实困境提供针对性的理路,旨在促进当代数字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数据主义理论溯源及其技术人文未来

数据主义代表着大数据时代的一种社会思潮,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数据化变革。数据主义的生成逻辑是文化、技术以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古至今根植于人类内心对神秘未知力量的崇拜本性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文化基石;大数据技术在信息维度上建构的“数据世界”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技术动因;后真相社会导致盲目崇拜、物性依赖的双重遮蔽环境是数据主义生成的肥沃土壤。而数据主义的思想实质包含了从本体到实践的思想溯源。在本体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万物皆数”思想的现代化发展;在认识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的回归;在价值观层面,数据主义者奉行“数据解决一切”的工具理性至上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数据主义是一种饱含欺骗性意识形态的技治主义幻想;在思想实践上,数据主义是计算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路径。数据主义的出现向人类主体性地位发起了挑战,为挽救失落的人文,数据主义应走向“技术人文主义”。技术人文主义下的一切“人-技”共生关系都是人类自我存在的新维度,一切数据自由终将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

数据主义的哲学探赜

大数据技术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及方法,正逐步转变人们的世界观。数据主义基于大数据的四个特征得以形成。数据主义的本体是数据泛在的本源,认识上基于经验形式,方法上具有工具性。对其本体,认识及方法的分析发现数据主义的“越界”,颠覆了人文精神和决策主体性的价值理性。数据主义在人文精神上很难衡量主观偏好,在决策主体性上无法在不确定行为中获得确知的决策。鉴于此,文章对数据主义进行哲学探赜,以更好地拥抱大数据,形成良性的数据观。

论数据主义思想中的技术美

随着21世纪数据科学的兴起,数据主义随之形成。数据主义将世界的本源看作是数据,试图利用数据科学的技术来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决策,试图通过数据的"量"来刻画世界的图景。数据主义的这种观点,将人和整个世界都看作是数据中的一员,将技术的"实用性"与"人性之美"统合起来,形成了其特有的技术美思想。数据主义这种独特的美学思想,对美学的研究具有相当程度的补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