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隐私框架”看欧美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博弈

欧美《隐私盾协议》失效后,双方为了恢复数据跨境流动秩序,于2022年底达成了“数据隐私框架”。该框架旨在回应欧盟法院在“《隐私盾协议》无效案”中提出的主要关切。2023年7月,欧盟委员会基于该框架对美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水平发布了充分性认定决议。然而,该框架并未对美国情报机构大规模收集数据与窥探隐私的行为施加实质性限制。此外,框架建立的双层救济机制由于缺乏独立性,也无法给数据隐私权益受损的欧盟公民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与《隐私盾协议》相比,该框架在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突破。欧盟和美国在双方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安排上的博弈,表面上是两种数据保护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碰撞,实际上反映出了欧盟实施“数字主权”战略与美国维护“数字霸权”地位之间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欧美凭借各自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争夺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通过深入研究欧美之间关于“数据隐私框架”的规则博弈,可以为我国在选择适合本土的数据监管模式和提升数据治理规则话语权方面提供重要的思考和启示。

数据跨境流动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机制、关键挑战与实践路径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数据跨境流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释放国内国际海量数据资源价值,将为我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独特而重要的助力。本文基于数据跨境流动这一国际视角,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本质特征和催生路径出发,构建了数据跨境流动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数据跨境流动通过跃升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加速技术革命性突破、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进而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讨论了阻碍数据跨境“流得动”和“用得好”的关键挑战,最后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基础上提出了有效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和充分释放跨境数据价值的实践路径。

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研究

[目的/意义]数据跨境流动推动了数字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问题,有利于维护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促进数据利用体系与能力建设。[方法/过程]运用Nvivo软件,分析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存在的问题与产生的原因,基于协同理论和霍尔三维模型,构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三维模型。[结果/结论]构建以组织协同机制、法制协同机制和资源协同机制3个子机制构成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机制,并从知识共享、技术实力、文化环境3方面提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机制运行保障措施,实现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效果。

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共性内容要素分析与中国启示研究

[目的/意义]通过对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进行深入调研和内容分析,旨在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制定和管理实践提供启示与借鉴。[方法/过程]采用文献调研、网络调查和质性文本分析法,基于数据生命周期理论,梳理并分析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内容,通过构建政策文本分析类目体系,提炼政策共性内容要素。[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美欧已将数据生命周期思想融入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且二者存在诸多共性,体现出数据跨境流动政策制定的总体遵循。基于此,文章结合美欧政策内容共性要素,立足我国国情,围绕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三难选择”问题,分别从保障个人数据权利、平衡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安全、维护数据主权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思路。

企业数据跨境流动的风险防控研究

随着大数据经济的发展,数据已经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数字资源。通过分析企业数据的内涵及特征,根据我国企业数据跨境流动现状,探讨了企业面临的内部数据合规管理体系不完善、数据监管机构不明确等难题。目前许多国家就数据跨境流动提出了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系统性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范体系、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设置独立的数据监管机构,提升我国数字企业核心竞争力,降低开拓境外市场的合规风险。

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现实困境及纾解路径研究

[目的/意义]在数据跨境流动助推全球化发展这一背景下,探索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路径,为提升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效能提供参考。[方法/过程]本文引入SFIC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并对其进行适用化修正,通过剖析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提出基于SFIC修正模型的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纾解路径。[结果/结论]本文构建出“初始条件-制度设计-催化领导-协同过程-评估反馈”五维一体的纾解路径框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培育协同治理文化、激发协同主体治理积极性、搭建统一的协同治理平台等多项具体举措,旨在促进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的长效化、可持续化健康发展。

我国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治理的问题与完善

数据经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跨境数据传输愈发频繁,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各国对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的担忧。商业数据丰富的内涵特征加之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治理的必要性。应对现阶段在商业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方面存在的立法分散和企业合规难问题,我国应当完善商业数据合规法律体系,为企业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提供明确指引;设立专门、独立的数据跨境监督机构;构建商业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治理体系,为商业数据的跨境流动的监管提供切实保障;积极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达成双边或多边合作,推动形成全球数据治理统一标准,减轻企业双向合规的压力。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中的适用研究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因存在条文模糊等法律问题,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实践中适用于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合法性、合理性仍然值得商榷。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经常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提出抗辩,或将国家安全作为限制数字贸易的理由。面对国际经贸领域逐渐出现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泛化适用倾向及我国企业遭到不合理制裁的问题,我国应重视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适用于数字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明确我国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理念和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合理适用标准,积极推动国际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发展,为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数据跨境流动的约束性企业规则研究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确立的约束性企业规则是欧盟个人数据跨境传输规则中的适当保障措施之一,它作为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工具具有显著优势。我国自2021年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仅参照引入了标准合同条款,约束性企业规则还未明确在我国法律中引入。为了便利我国企业“走出去”,我国应引入约束性企业规则。为此,我国应明确约束性企业规则的上位法依据,同时合理借鉴他国实践经验,打造中国式约束性企业规则。

RCEP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障碍与创新策略

RCEP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协调包含三重机制,分别为数据跨境流动基本原则、原则的例外以及管辖机构,具体机制散见在电子商务、电信服务以及金融服务规则中。对数字贸易、互联互通、数据治理产生一定效果,但也存在着未能建立统一的数据保护标准、未能涵盖数据全领域及未解决数据主权问题。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数据保护原则与范围、数据分类分级制度及数据安全审查标准和程序的法律障碍,可在RCEP协定、新技术的创新应用及具体的完善建议三个层面进行解决。

RCEP框架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呈现碎片化趋势,导致监管存在盲区。各国借助经贸协定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理念,意图将信息跨境传输条款作为核心条款来解决数据监管问题。基于平衡数据自由流动与安全监管的目标,RCEP提出了有成效的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的例外性规定。但是,相较于其他经贸协定,RCEP框架下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数据监管问题受到的重视不够,可能导致相对落后国家的数字主权遭到侵犯;二是个人信息跨境传输条款的缺失,会导致数据跨境流动中个人隐私受到损害;三是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具体监管要求宽松模糊,导致法律问题转变为国家间利益的博弈。对此,我国应当坚持以维护国家数据主权为主、保护个人隐私为辅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理念,进一步完善数据分类分级监管体系,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国际合作中提出中国方案,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健康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法律规制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健康医疗数据跨境流动具有广阔应用场景与现实需求。鉴于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之特征,加之三地健康医疗数据为代表的领域型数据出境规则迥异,法律法规指引阙如。可调适知情同意原则并通过强化数据互操作性、利用区际行政协议与立法授权清单四大进路,充分释放健康医疗数据社会价值。

欧盟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充分性决定制度之评价分析

[目的/意义]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家之间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设计提出了新要求。欧盟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充分性决定制度作为欧盟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主体规则,对其进行评价并探讨中国在欧盟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充分性决定制度背景下的因应策略,对推动构建和完善中欧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意义重大。[方法/过程]运用文本分析与比较研究等方法,分析欧盟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充分性决定制度的成因、优越性、局限性与影响,并提出欧盟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充分性决定制度的中国因应策略。[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欧盟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充分性决定制度的产生源于欧盟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欧盟对数据主权保护的考量及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数据安全维护和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功能、数据规则话语权的抓取功能、单一市场数字经济发展的助推功能;它的局限性主要是指该制度本身的限制开放性、非客观性和非平等性;它树立了个人数据规则范例,但也扩大了全球数据发展鸿沟,加深了中欧数字经济壁垒。为回应欧盟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充分性决定制度,我国需坚持合作原则、对等原则、独立自主原则,加强中欧双边和多边谈判,确立对等的数据管辖权,加快培育数据市场要素。

新安全格局下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体系优化研究

[目的/意义]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在促进数字经济全球化与数字产业升级的同时,对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在新安全格局下探索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体系的优化路径,有助于保障数据安全与数字人权,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方法/过程]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律及政策分析等方法,基于对新安全格局下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内涵和法理基础的厘定,从监管主体、监管客体和监管内容三个面向,比较考查欧盟、美国和中国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模式的制度演进。[结果/结论]基于对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模式变革趋势的总结,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监管体系优化构想,包括加强数据跨境监管力度,保障数据流动安全有序;提升数据监管治理精度,促进数字经济安全发展;拓展数据监管合作深度,构建全球数字共治格局等。

数字时代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金融服务全球化的推动力,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呈现出不同的规制模式。美国对金融数据跨境流动持开放态度,欧盟在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着重保护个人权利。中国在金融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本文认为,为了更好地激发金融市场活力,有必要调整规制思路,并在金融数据控制者范围、金融数据分级监管等方面进行完善,逐步实现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有序化。

我国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

在金融市场国际化深入发展过程中,伴随着金融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境流动。在流动过程中,数据安全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问题。在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中,各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从法律层面、法规、规章层面分析我国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立法现状,就我国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在规制方面、适用方面、安全评估方面以及权利救济方面,提出我国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完善路径:科学合理设置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限制,完善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制度,积极开展金融数据方面的国际合作,加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权利救济机制建设。

RCEP对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及我国企业合规应对策略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反映了在当下数字经济时代不同国家对于实现数据跨境流动自由和发展数字经济的诉求。RCEP对于数据的规制较于欧盟和美国两种方式来说都较为不同,显示出自由、尊重、互惠、共享的数据治理理念。就我国企业而言,如何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直面新环境下的挑战,做好数据跨境合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试图通过分析RCEP对数据规制特点,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给出企业数据合规建议,以促进我国能够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好地发展。

CPTPP架构下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时代表征与中国因应

[研究目的]对当前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进行比较,结合CPTPP的时代背景分析中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发展方向。[研究方法]分析CPTPP架构下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理念与特征,提炼不同代表国家所形成的具体模式,为中国优化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提供借鉴。[研究结论]当前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可以归为四类,中国加入CPTPP的诉求强化了中国相关规则在数据安全与自由流动间寻求平衡的需求。未来可以通过全面提升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透明度、健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影响评估规则、合理界定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例外条款、构建数据分级分类的保护机制等方式回应前述需求。

数据跨境流动的欧美政策演进及启示——基于数据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权衡视角

文章主要基于数据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权衡的视角,研究个人数据跨境流动问题。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一方面,数据跨境流动能促进数字经济乃至宏观经济的发展,而限制数据流动给宏微观经济带来负面效应;另一方面,数据本地化有助于保障本国数据安全的观念却受到质疑和反驳,理论研究倾向于支持数据跨境流动。接着考察欧盟和美国的数据跨境流动政策:欧盟一直强调并坚持严格保护个人数据,这明显地抑制了数据跨境流动和数字经济发展,但欧盟的立场没有改变,欧盟更为看重对数据隐私的高标准保护;美国比较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主张适度的隐私保护。最后给出若干建议:我国的国情有自身的特征,不宜照搬欧盟的数据制度,可在参考GDPR的基础上适当地降低数据保护水平;逐步放宽数据保护,便利数据跨境流动,应继续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数据政策调整的着力点;我国还可选择加入APEC的CBPR体系,在适度的隐私保护框架下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和数字经济发展;我国在跟他国的数据合作中,政府机构出于国家安全目的获取对方公民的个人信息,应符合“必要”和“成比例”的要求。

数据跨境流动: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数据壁垒是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的主要障碍,其首先表现为当前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在定位上存在区别,进而导致对于数据出入境的各类审查措施设置亦有不同。数据跨境流动困境产生的原因在于,不同国家的利益冲突和立场差异加剧壁垒形成,使得价值方面产生“数据自由”与“数据安全”的偏重分歧,最终导致立法方面规则碎片化与执法方面法律适用和管辖权的争议。为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要以法律手段破解数据跨境流动困境,以更紧密的国家间合作确保主权与数据的双向安全,以相关国际法体系的构建确立系统化的数据跨境规则,以国际数据法律的普遍适用增强数据跨境流动的通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