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资产犯罪的数额认定

数字资产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其犯罪数额的认定是一个重要的新问题。目前,我国各司法机关对数字资产犯罪的数额认定标准比较混乱,大体上存在被害人成本金额标准、犯罪人获利金额标准和市场交易价格标准等三种不同做法,影响了司法的统一性。建议统一采取以行为时市场交易价格为优先、以被害人成本价格和犯罪人变现获利价格为补充的综合标准。在数字资产犯罪的数额评估方面,应当建立专门的数字资产评估机构,培养专业评估人员,探索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估程序和评估方法。

从精确计量到等约计量:犯罪对象海量化下数额认定的困境及因应

网络犯罪往往具有犯罪对象海量化等特点,按照传统司法的精准计量模式对网络犯罪的数额进行计量、核实和认定存在着客观不能,包括犯罪数额难以认定、犯罪数额的认定难以精确、犯罪数额的真实性难以核实、犯罪数额的认定具有或然性等多种情形。为此,本文提出应当以等约计量模式代替精准计量模式,以实现对法益侵害的适切评价。在适用等约计量时,需要从刑法规定、司法解释、证据规则以及诉讼程序等进行相应调整。

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问题

在合同诈骗犯罪中,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包括合同标的额、犯罪所得数额和犯罪造成的损失数额。在学理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只有以完成形态、未完成形态、共犯形态、连续犯形态等具体的犯罪形态为基础,才能科学认定该罪中的犯罪数额。

离婚经济补偿数额认定标准实证研究

离婚经济补偿标准决定补偿数额,影响裁判结果和当事人的实益,是补充数额认定的准则。由于民法典未明确补偿标准,补偿数额的确定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增加了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对2021至2022年175宗离婚经济补偿案件补偿标准适用的梳理发现,其中存在利益识别不准确、认定规则不一致、标准适用不当、不同离婚救济制度补偿标准混同等不足。明晰补偿标准适用的意思自治、利益平衡和适当性原则,厘定补偿数额认定的“利益识别﹢要素考量﹢数额认定”规则,构建以相当生活水平维系标准、人力资本标准和替代成本标准组成的补偿数额认定标准体系并明晰其适用情形,有助于提高补偿标准适用的适当性和认定规则的一致性,提升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平衡当事人实益的效能。

盗窃电能犯罪数额认定的思考

盗窃电能犯罪属于盗窃罪,是不纯正数额犯,盗窃电能数额在定罪和量刑中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准确认定盗窃电能数额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通过对实践中盗窃电能犯罪数额认定的现状可知,刑事法律应按照客观真实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存疑有利被告人原则确定盗窃电能犯罪数额的认定方法,以利于司法操作。

受贿罪数额认定及其司法适用问题辨析

基于受贿罪数额认定关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对其数额认定与司法适用中存在的"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界定、受贿数额累计中的期限、财产性利益的计算等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辨析。"多次受贿"是自然意义上的"多次";"未经处理"包括未经刑事处罚、党纪和政纪处分,还包括未经单位和组织开展的"清退"等方式的"处理"。多次受贿的受贿数额累计应以受贿行为认定为前提,并受追诉期限限制;为了便于把握多次受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连续状态"这一关键问题,连续状态认定的时限应与刑法规定的追诉期限一致为原则。财产性利益的计算基于"实际支付"的原则,尽可能突出重点,并针对"贿赂物"特殊属性和情节细化和明晰有关折算规则。

论网络犯罪证明中的数额认定方法

网络犯罪通常具有犯罪对象海量化的特点,涉案金额、数据数量往往十分巨大,难以精确计量,但数额的认定会直接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对此,学界提出了等约计量、抽样取证、底线证明等多种应对方法,但具体而言各有利弊且具体使用方法不明确。通过对典型网络犯罪中涉及数额认定的分析,可以发现现有计算方法都难以单独适应网络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此,可以确定一种层次性选择使用的思路,即将底线证明作为首选,将抽样取证作为补充,将综合认定作为后援,系统性解决网络犯罪数额认定问题。

鉴定意见在“假冒”类案件犯罪数额认定中的适用

'假冒'类案件[2]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的一类较为常见的刑事案件。在这类案件的犯罪认定中,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所涉及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销售金额一般是认定危害行为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的主要依据。当前,'假冒'类案件犯罪数额的认定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能够相互印证的言词证据;其二,涉案人员制作的'假冒'类行为的书面记录;其三,侦查部门委托专业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其中,针对相同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鉴定机构所鉴定出的市场价格必然会高于涉案人员实际销售的价格。因此,依据鉴定价格认定犯罪数额的案件量刑结果往往较重。

从埃克森案看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数额认定——在环境侵权范围内

美国埃克森油污事件对当地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该民事赔偿案件历经十几年,惩罚性赔偿金额从最初的50亿美元天价降至最后的5亿美元。本文着重结合案例分析了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决定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数额认定,以期在环境侵权中建构一个更合理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共同经济犯罪中的数额认定问题研究

共同经济犯罪中的数额认定问题研究刘宪权在共同故意实施经济犯罪中，对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应如何确定刑事责任，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如同单个人实施经济犯罪一样，以共同故意实施的共同经济犯罪的刑事责任，也应当以数额作为主要根据。因为，在共同...

多次实施同种侵财行为数额认定问题探讨

涉案数额的多少是侵犯财产犯罪案件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为了正确适用刑法有关侵犯财产犯罪的部分条款，避免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主观随意性，维护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保障刑事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各地结合本地司法实践，对认定侵犯财产犯罪案件的数额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规定了常见侵犯财产犯罪案件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特别巨大的标准。但如何认定常见的侵犯财产案件的数额却是困扰司法实际的一个难题，本文将就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多次实施同种侵财行为数额的认定问题进行探讨。

假冒商标产品非法经营数额认定的探讨

一双耐克运动鞋30 元,一件鳄鱼牌T恤10元, 一条华伦天奴裤子20元……名牌产品这么低的价格的价格的确令人心动不已,但仔细一看,才知这些便宜货不过是“李鬼”在招摇撞骗而已。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冒用名牌商标的案例已屡见不鲜,这不仅严重侵害了商标所有权人的合法利益,更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自我国《商标法》在2013年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来,商标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率较低。分析相关规范及近年法院公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典型案例发现,惩罚性赔偿数额认定面临基数计算方式混乱、赔偿倍数确定过于随意的困境。究其原因是权利人怠于或难以举证、相关规范中基数计算方式单一、赔偿倍数确定规则过于抽象等。基于此,在司法实践中应适当调整基数的证明规则,充分利用证明妨害制度,以相对精细化思维为基础确定灵活的基数计算方式,并以要素积累法进行赔偿倍数的司法认定,以提高我国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

对盗窃注重数额认定的质疑

盗窃注重数额认定是对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解释,会导致部分情节恶劣的盗窃未遂行为无法处罚。参照国外立法及其社会危害性,应取消对入室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的数额限制。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数额认定标准二维模式的构建

重大损失是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必要要件,在理论界有关其认定众说纷纭。就标准而言,主要有"权利人同期利润的减少说""侵权人的侵权所得说""商业秘密的评估价值说"三种认定方式,却未能形成认定体系。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以现有标准为基点,调序适用;另一方面区分行为,对标准分类适用,以此构建数额认定标准的二维模式,才能准确认定数额。

侵犯商业秘密罪数额认定体系初探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是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必要条件之一。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模式有三种,认定标准也有三种:权利人同期利润的减少说、侵权人的侵权所得说与商业秘密的评估价值说。在司法实践中,以现有标准为原点,调序而用;以行为方式为基准,分类而用。以此构建侵犯商业秘密罪数额认定标准的二维模式,有利于司法机关解决该罪数额认定难题。

电信网络诈骗数额认定之检视与完善路径

为应对网络新型支付方式带来的法律风险,加强对利用电信网络平台进行诈骗行为的有效治理,准确区别与传统诈骗犯罪的差异,进一步发挥刑法应有的功能与作用,运用对比分析与实证分析等方法,通过对现实的考察与检视,映射出电信网络诈骗数额认定存在困境。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存在损失数额认定方法不明确、犯罪相关证据难以取得以及虚拟财产真正价值难以判断等现实困境。提出应当规范犯罪数额的认定方法、加快犯罪证据审查机制建构、建立虚拟财产价值判断标准等解决方案,以期在现有制度下解决数额认定困难这一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安状况,现对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规定如下:

盗窃案数额认定问题的探究

我国的盗窃案件屡见不鲜,其中包括普通盗窃、入室盗窃、扒窃等情形。在广泛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盗窃案件的定性和量刑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即便如此,依然会出现疑难杂症,甚至会出现罪与非罪的现象。笔者根据检察工作实践,对盗窃案件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一些难以判断、不容易定性的问题,并对该类问题进行了探究,提出了意见,希望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