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商的文化性格

基于优越的自然环境、通达的地理区位和厚重的文化底蕴,苏商在实业救国、改革富国、创新强国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文化性格。苏商的成功源于具备厚德载物的大商气度、崇文重教的文化涵养和稳健进取的营商理念等典型的文化性格。

禅宗文本对陶渊明文化性格的再建构

唐宋禅僧笔下的陶渊明书写有晋以来诗、文等文学样式中陶渊明的高蹈隐士形象,还将其事迹中不慕荣华、醉心田园、陶然忘机的文化性格继承发扬,从而更加凸显了陶渊明极富禅学内蕴的文化性格。透过禅籍中的陶渊明书写,陶渊明故事作为禅宗语录中重阳上堂经典,在禅僧的反复的拈颂评谈中,产生了“若是陶渊明,攒眉便归去”的惯用禅语,而极具禅思禅趣的“无弦琴”意象彰显了禅僧们对陶渊明文化符号的接受与改造。除此之外,禅宗颂古诗通过简洁有力、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建构了陶渊明任真旷达、率性自在、自然闲适的文化性格,分析这一文学现象,可更多元、深刻的了解陶渊明的文化影响力。

从“文化性格”看冯骥才的现代性诉求——以《俗世奇人》为例

在《俗世奇人》系列短篇小说中,冯骥才有意采撷天津地方传统文化意象塑造天津地域文化形象,以清末民初天津地区百姓的物质生活、社会活动以及精神生活为寄托,来应对20年纪9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有力彰显了其现代性诉求。《俗世奇人》作为冯骥才阐发现代性诉求的文学作品,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中更具有独特且深远的文化意义。

论区域文化性格概念

区域文化性格,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人类的“群体性格特征”在地域分布上的状况进行观察时所感知到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既不同于个人性格、群体性格,也不同于国民性格,它是一种层层嵌套的复杂系统,只有在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地理学的基础上才能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它具有自发自动的功能,众趋定向的功能,中介传导功能,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跑酷运动及其文化性格

跑酷是一项强调快速移动的极限运动,跑酷者利用自身能力跨越自然或人工障碍,平稳、快速、有效地到达目的地。主张"健有所用"的赫伯特主义孕育了跑酷运动追求利他主义的实用性,超越扁平化都市生活的主体诉求,催生了跑酷运动追求自我完善的极限性,呼吁回归本真世界的自然伦理引导着跑酷运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性,叛逆与模仿共生的流行文化浸润着跑酷运动追求个性和品味的时尚性。以上文化性格的解读将利于作为新兴体育样式的跑酷运动赢得公众理解、实现良性发展。

稻作农耕与日本民族的稻作文化性格

水稻的传入及其依赖性种植确立了这一作物在日本早期农业史上的统治地位。这种单一性质的生产形态作为变革力量在激发社会制度变迁的同时也空前丰富了精神领域的内容。具体表现为,在稻作农耕的特定生产方式和特殊自然环境下孕育发展出了强烈显著的稻作文化性格,即"优劣二分"的集团意识、"精细勤勉"的精农主义、"忠皇尽职"的忠诚观念以及"以和为贵"的协调精神。稻作文化性格的诞生和存续加速了日本民族独特价值观、人际观、是非观、劳动观、忠诚观和自然观的形成,并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走向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二元化作用,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在田野中追寻教育的文化性格——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二十七

教育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 ,田野工作的方法也是其重要研究方法 ,在多民族国家中 ,应实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 ,其目标是培养既能保持自我文化认同又能适应 2 1世纪的具有跨文化意识态度和行为的全球人。

中国园林植物的文化性格与多样性保护

中国有着丰富的园林植物资源,素有"园林之母"的称谓.在长期的园林植物栽培与应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园林植物独特的文化含义.园林植物的文化性格最初现于文学之中,它决定了中国园林中植物的物种和种植形式,形成中国园林的植物特色,在当前,中国园林植物的文化性格已渐渐为人所忽视.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园林植物多样性的减少.本文从中国园林植物的文化性格为出发点,关注其在当今时代的传承与发扬,以及园林植物多样性的保护.文章首先介绍中国园林植物文化性格的发展历程,以及这种文化性格在园林中的体现.文章的主体内容是对当前中国园林植物文化性格的缺失及其原因进行重点分析.在其中,园林植物多样性的消失是研究的重点.根据分析结论,本文提出风景园林的地方特色保护,以保证全球化背景下风景园林的多样性.结尾对文中的分析和解决策略进行总结.

精英教育:加州理工学院的文化性格分析

加州理工学院一直以“小而精”著称,即使是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的时期,仍然保持精英教育理念。本文从历史事实中探寻加州理工学院这一文化性格的养成,探析加州理工学院基于精英教育这一文化性格下的发展机制。

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思维析论——兼及恩宠政治文化性格

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不同。西方以思辨理性为主,中国则表现为浓重的信仰理性。中国上古三代时期的政治合法性思维具有鲜明的原始宗教信仰因素,春秋战国时期提升了其中的理性认识,至西汉时代则达成了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性的高度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化信仰理性的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以及相关的恩宠政治文化性格。恩宠政治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浓重的政治信仰促成了强势的政治权力崇拜;人们的最佳生涯规划是介入体制,获得君权恩宠,分享权力与利益;以及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情感、心态等深层结构中,形成了遍在的"造神"情结。这些特点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需要予以关注。

明清湖北人文化性格论析

明清时期湖北行政区域范围大致定型,同时也是湖北人文化性格的基本核心经过历史承传和积淀得以初步定型的时期。明清湖北人的文化性格,细分开来,可能有无数表征,其中最显著的约有四种:朴野劲直、机变智巧、淳顽相半、俚俗躁急,这种文化性格与湖北文化本身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互动关系。

朝鲜族秋千的文化性格与教育功能解析

秋千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荡秋千是朝鲜族妇女十分喜爱的民间游戏,目前已成为我国民族民俗体育运动的竞技项目之一。通过对朝鲜族秋千的历史起源与发展变迁的梳理,我们可以挖掘出秋千在朝鲜民族社会发展和生存过程中独特的文化性格与教育功能,进一步探究朝鲜族秋千的多元文化象征意义和教育困惑中的一些解决思路。

论武汉“英雄城市”的文化性格及未来表达

城市的文化性格与气质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内在规定性,也是一个城市特殊的魅力之所在。历史文化传承、地理空间结构和社会组织策略共同塑造了武汉勇毅坚韧、敢于担当,雄阔大气、兼容并蓄,流动开放、通变任放等文化性格。荆楚文化所具有的不胜不休的传统底色、两江三镇的地理空间和商业性功能城市的基础结构,借助于艺术的、科学的、宗教的和生活方式的渠道,转化为武汉独特的城市性格。这种城市性格在抗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武汉赢得了“英雄城市”的赞誉,但新冠肺炎疫情对武汉同样存在着负面影响。应将武汉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激发出来的英雄城市品质转化为新时期武汉城市建设的文化力量,以21世纪世界生态文明标杆城市的战略定位传承和拓展英雄城市的文化品格,并借助于21世纪长江文明的世界性传播,支撑武汉成长为21世纪世界性超级城市。

文化区域与区域文化性格的识别

文化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因而文化区域的划分亦应是具象因素和非具象因素的统一;文化区域的边界有软硬之分,而区域文化性格却没有边界;文化区域是历史形成的,但在历史演进中往往被行政区划分割,而分割后的行政区随着历史积淀往往又形成新的文化区域;区域文化性格在文化区域中形成,但它与以地域为载体并具有外部特征的区域文化不同,它作为内化于心的文化要素,以人为载体可向其他文化区域四处流动。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日益开放,就出现了一个在层层嵌套、复合交叉、互渗融会、动态演变的文化区域系统中对不同的区域文化性格的识别问题。

蒙古族搏克的文化性格及其教育功能探析

搏克作为蒙古民族一项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深层的文化性格和独特的教育功能。应通过搏克运动与学校体育的结合,使其得以广泛传承,并有效开发其教育功能。

湘学务实学风与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毛泽东在党内为什么能够率先提出并杰出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问题?这无疑与他的文化性格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一文化性格主要是他青年时期在湘学务实学风的熏陶下形成的。湘学的务实学风极为突出而且源远流长,在所有地域性文化传统中无有出其右者。青年毛泽东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深受其影响,形成了他注重实践和实际、实事求是以及注重研究国情的文化性格,这使得他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能够独具卓识地提出并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缘起、变迁与省思

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可理解为以中国文化为根基,中国大学所形成的使其之所以为中国大学的文化特征,具体表现在中国大学理念、制度及其文化符号之中。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自晚清以来,伴随中国文化的沉浮,展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总结历史的经验,一种"好"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建构在于最大可能地坚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花儿”方言呈现的地域文化性格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花儿”作为流传于西北地区的民歌之一,是一种地域文化形式,是方言的宝库,也是地域文化性格的重要表征。浓郁的西北语音、地道的方言词汇、独具地域特色的表达方式,不仅造就了独特的地域特色,还呈现了这一地域的文化性格。作为西部民族集体品格的重要表征,“花儿”呈现的地域文化性格是多民族共同体集体品格的底色,也是多民族共有共享文化形式和文化认同的基质,其特殊语音、词汇、物象以及地方性的表达方式是对地域文化性格的直接体现,是该区域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文化共识和文化共性。以此为切入点,从地方性知识入手,采用地方逻辑和话语生动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区域经验与交融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唐寅、文征明文化性格比较论

文化性格是指包含文化内涵的人物性格。唐寅、文征明皆以诗书画三绝著名当时与后世,而两人之人生及文化性格则大不同。唐“百年强半”而夭,而文则遐寿九秩,且主持吴中风雅30余年;唐曾中解元,涉科场案而愤世自放,文数试不得一举人而待诏翰林三年;唐赴宸濠招而不得不佯狂以免,而文卒能避之。唐纵情酒色,而文持身谨严。而两人之诗,则唐更有个性与时代气息。唐、文的这种差异,反映了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在经济生活和社会风气发生新变的时代,文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可能作出的选择。考察这种文化性格的差异及其成因,对认识中国文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如何发挥作用、这些作用又会有怎样的意义和效果,都可以提供一定的启示并帮助我们思考当代的文化建设与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