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ord2Vec和LDA主题模型的中国省级五年规划“文化政策”文本研究

运用Word2Vec和LDA相结合的主题模型分析技术,对我国31个省份三个时期五年规划文本中文化政策部分进行主题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文化政策”主题挖掘和演化分析。研究发现,“文化政策”主题在发展趋势、重点转移、政策导向、技术应用等方面随时间推移呈现不同演化趋势;四大区域受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资源禀赋、政策导向影响,在企业角色强调程度、地区特色旅游发展以及国家级项目和竞争力方面存在地域差异。

吉姆·麦圭根的文化政策分析及对我国文化政策和文化治理的启示——以《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为中心

作为英国文化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吉姆·麦圭根及著作《重新思考文化政策》承袭了第一代英国文化学派理性批判、“大文化观”以及鲜明的阶级立场等学术传统,创新地提出了三种文化政策话语,即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市民/交流话语,并以英国文化政策实践案例“千禧穹顶”展览会为例,深入剖析了文化与权力、文化与资本等核心问题,进而批判西方“自由”“文化自由”以及新自由主义。以吉姆·麦圭根文化政策三种话语框架来梳理和观照我国文化政策的历史变迁过程,由此发现,我国文化政策是在“人民性”话语属性下谋求“国家话语”和“市场话语”、“国内话语”和“国际话语”的内在统一。

新时代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的前沿问题及研究趋势

当前我国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内容,既有全球性的命题,也有许多难以借鉴西方经验的中国实践议题。其问题意识及研究趋向,始终与新时期以来国家文化政策及文化体制改革实践有着内在的联系。我国艺术管理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为深化文化政策及渐进式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文化政策为协调艺术管理的内外关系作出具体规定、策略和计划。阐释相关概念、对象及环境的变化,探讨技术发展进程带来的深刻影响,重新关切艺术人文性本质特征,这些对艺术内部生态及外部环境时代变迁的关注,决定了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的问题意识和研究主题。种种新形态新问题亟需传统艺术管理变革,管理理念及政策规划也亟待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优化,以最终实现艺术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目标。立足于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领域的共性特点、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揭示中国学界需要重点深化:文化融合与创新、创意与人文经济、文化治理现代化、文化可持续发展等研究范畴。这些范畴既来自于中国的实践经验,又吸收借鉴了国际社会普遍聚焦的论域,对于今后指导实践、开展国际学术对话具有重要意义。从宏观、整体性视角来看,未来艺术管理的创新实践应投向长期可持续乃至社会整体发展,连接历史、当下及未来。

文化政策再认识--读吉姆·麦圭根《重新思考文化政策》

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由此拉开了文化研究的序幕。吉姆•麦圭根是英国文化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重新思考文化政策》承袭了第一代英国文化学派理性批判、“大文化观”、文化唯物主义方法论以及鲜明的阶级立场等学术传统,提出了三种文化政策话语,即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市民/交流话语,深入探讨了文化与权力、文化与资本等核心问题,进而批判西方“自由”“文化自由”以及新自由主义。通过对麦圭根文化政策话语的深入分析,以“他者”的身份对“自我”进行观照,以达到“知己知彼,而可攻玉”,树立我国文化政策研究和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思想自觉。

文化政策下西安历史风貌街区更新模式探讨

文化政策引领城市更新,作为旧城复兴的重要战略,其产生的空间重构与社会影响引发学者广泛关注,本文梳理了文化政策与旧城再生的互动关系,选择西安明城区的3个历史风貌街区作为研究对象,从空间重构、驱动机制及社会效应比较分析更新模式,剖析文化更新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①西安文化政策突出产业性、旅游性和商贸性,围绕历史文化资源开展改造更新、仿制更新、依附更新三种模式,差异化的空间重构与驱动力量;②文化政策更新具有政府主导空间秩序表征,国资企业落实政策意图与实施管理,空间通过商业功能置换居住功能实现重构的逻辑;③历史风貌街区被选择特定时期建筑风格进行切割和拼凑成“迪士尼化”主题街区,在符号体系下掩盖了地方性文化延续.

北京石景山区“1+3”公共文化政策探究

目的:基于当前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体性社会转型背景,基层公共文化政策的实施与社区治理紧密关联,这是文化政策功能得以实现的制度末梢,是基层民众文化需求满足的重要渠道,是研究北京石景山区公共文化政策可行性的实践机理。方法:文章采取案例研究法,以北京石景山区的公共文化政策为典型案例,基于公共文化政策的政治学途径、经济学途径以及社会心理学途径等基本研究途径,探究北京石景山区“1+3”公共文化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从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公共文化活动指标评估和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评估三个指标,阐释其政策实践及实施的科学性。结果:一是北京石景山区以多元文化服务产品与活动,实现文化产品高质量供给;以现代科技为保障,提升文化服务效益;关注文化品牌建设,提高文化服务质量;打造高水平、现代化的公共文化服务链条。二是倡导高度活跃、特色化志愿服务项目,鼓励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培育优惠志愿服务项目,促进文化建设持续优化发展;形成持续化、特色化的文化服务体系。三是构建智慧化平台,政民社企学多方联合共建;壮大文艺团队,促进文化服务可持续发展;形成融合化、智慧化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结论:北京石景山区创新实施“1+3”公共文化政策,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实现了社区治理的创造性成果转化,让更多的基层民众受益。

我国文化政策研究回顾与瞻望

本文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阶段,探讨了我国文化政策研究在取得了丰厚成果的同时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并指出未来研究应关注政策引导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发展、将民众需求纳入政策议程、文化发展不平衡、激励地方 政府政策执行的动力、构建政策效果评估体系、文化政策智库建设等问题。

多元族群社会的文化共同体构建:新加坡文化政策的演进逻辑

自1965年建国至今,新加坡的文化政策经历了民族文化政策、文化经济政策、文化社会政策三个时期。在国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双轨并进”的复杂局面下,新加坡的文化政策也呈现出清晰的变迁路径:在政策目标上表现为从塑造“政治经济共同体”向建构“文化共同体”的转变,在政策重心上表现为从融入“全球化”向凸显“本土化”的转变,在政策效果上表现为从整合“民族认同”向强化“国家认同”的转变。新加坡提供了一个全球化语境下基于多元族群社会建设民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其文化政策发展和文化共同体建设形成了独特的经验,对于新兴移民城市和后发现代化国家不乏借鉴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文化政策新趋势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为前提条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论述。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翻开了全新的篇章,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特色、发展原则、发展战略,作为文化未来发展、制定政策的内核。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政策有了很大变化并取得了诸多成果,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积累了经验,在此基础上,从时代内涵和价值引领两个方面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一步深化探讨未来文化政策的发展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始终;以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丰富中国式现代化时代内涵;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助力共同富裕;深化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加大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守底线,进一步强调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进一步夯实文化安全,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迈向全球文化治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政策的演进分析

文化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方式,又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与共识基础。全球文化治理何以成立、如何形成?其核心理念和主要议题如何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理解和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样本。UNESCO成立以来的文化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主张“文化促进和平与知识流动”的奠基期,支持“文化推动去殖民化”的拓展期,推广“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兴盛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全球文化治理的要素逐步确立:治理框架越发完善,治理主体日渐壮大,治理内容和方式趋向多元。治理要素与文化政策互相呼应,共同推动全球文化治理的演进和成熟。最近三十余年,UNESCO极力将文化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之下,形成全球文化治理的主要议题: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推动力、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追求文化本身的重要价值。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可借鉴UNESCO通过多年实践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完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力量。

我国海洋文化政策的发展历程、特征及演进规律——基于“情境—注意力”视角的分析

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厘清海洋文化政策的发展脉络与演变逻辑,对新时期我国政府进行海洋文化政策制定与调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根据中央层面发布的政策,我国海洋文化政策可划分为政治稳定主导下的政策萌芽期、经济科技驱动下的政策发展期和战略转型调整下的政策聚集期三个阶段。基于“情境—注意力”的分析框架,分析每个阶段的政策情境及决策者注意力对海洋文化政策演变的影响,发现我国海洋文化政策演进的过程呈现以下特征:政策重心从海权和海洋科技转向海洋意识教育;政策结构从独立单一向“政策群”过渡。海洋文化政策演进的内在逻辑表现为:政策过程的动力机制为党政领导人的高位推动;政策情境的适应逻辑是多源流引发领导注意力转移;政策变迁的内在机理是海洋理念的阶段式更新。

捷克《国家文化政策2021—2025+》及中捷文化交流合作

捷克历史文化悠久绵长,与中国传统友谊深厚久远,中捷关系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与合作的典范。本文通过捷克文化产业现状与发展条件的SWOT分析,对捷克当下“国家文化政策”出台背景、主要战略目标进行解读;探讨中捷两国文化合作领域和后疫情时代文化交流新途径,并提出相关建议和思考。

1959—1969年的法国文化政策的利弊——以布尔日文化之家为例

法国在大革命废除君主制度后,文化政策进入了动荡时期,历经100多年的政体演变,第五共和国初期(1959—1969年),在法国文化部部长马尔罗的倡导下,建立了文化之家作为历届施政者展现“平等的”文化政策措施的场域。文化之家的推行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因为坚持宣扬所谓的“高雅文化”,将大众文化排除在文化政策支持的领域之外,此举拉大了普通民众与文化之间的距离,导致文化民主化在当时的法国并没有取得成功。其中的经验教训发人深省,值得后继者吸取。

英国黑人剧作家作品演出与文化政策的互动

英国黑人剧作家作品的演出不是历时演变的、随全球空间逐步拓展的过程,而涉及多场域内的文化互动。其中,文化政策与作品演出、剧场决策、写作策略保持着持续协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剧场的公共属性受到艺术资助政策关注,黑人剧作家在戏剧追求上与外西区剧场的议程相契合,作品获得了最初的可见度。撒切尔执政时期,国家、戏剧、戏剧家的文化角色发生转变,非主流剧场和外西区剧场保持了与英国黑人剧作家的创作互动。新工党带来的“第三条道路”和“创意英国”政策转型,有利于英国黑人剧作家在主流剧场的发展,同时,二者不乏新场域内的协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政策演化的实践逻辑及启示——以中央一号文件为例

中央一号文件是对我国“三农”问题顶层设计的政策性文件,代表着国家治理“三农”问题的权威。近年来,关于应对“三农”问题以及如何做好脱贫攻坚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等话题的论文层出不穷,但从国家政策文件的视角专门研究和梳理我国乡村文化演化发展逻辑的文章却并不多见。因此,本文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发,梳理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政策的演化特征,即服务于保障农村改革的意识形态方向、致力于建设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和服务方向以及着力于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方向。并对我国乡村文化政策演化的实践逻辑分别从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和建设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即建设主体从单极化走向多元化、建设内容从单一化迈向丰富化、建设方式从单调化趋于多样化。最终得到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几点有益启示,即坚持党和国家的政策性引导、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发展以及坚持创新多样的乡村文化发展方式。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历史考察与展望——基于建国以来农村文化政策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农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空前成就。这些成就的实现与农村文化政策的实施密不可分。通过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文化建设的历程及思想发展脉络,明确农村文化政策的精神实质,推动农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精神支撑。新时代下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应坚持党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领导、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培育人才队伍、出台农村文化建设法律法规,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

文化政策视野下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研究

政府通过制定文化政策对文化发展的相关行为做出选择性的指导和约束以促进文化发展,是当今许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普遍选择。从国家文化政策的视角,立足文化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武术文化发展进行探讨。分析了武术文化的历史生成与发展,并从国家文化安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与武术文化传播等层面论证了武术文化发展与文化政策结合的必要性。研究认为,中国武术文化发展不应是一个独立的工作体系,必须与国家的宏观文化政策衔接,与社会主流文化发展同步,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培育具有中国文化独立品格的武术特质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态环境。

建国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政策的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公共文化建设已成为国家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考察建国以来我国公共文化发展轨迹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本文以政策作为切入点,将60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政策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在对其有一个系统了解的同时,反思60年来政策发展的成就与不足,以更好地把握我国未来公共文化发展的方向。

新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文化政策问题

本文旨在对三十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进行一个宏观上的总结和评价。本文从公共政策入手,探讨政府、市场和文化单位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立足于三十年来政府、市场和文化单位所处的历史发展进程,客观评价这三大主体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作用范围,预测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趋势,就今后一个时期解决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提出了基本对策思路。

宪法上的文化权利:我国文化政策法治化的根基

文化政策法治化是当前我国文化法制建设的重要面向,应当以宪法上文化权利的实现为依归。我国宪法上的文化权利可以概括为文化表现权、文化保障权、文化平等权、文化参与权,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路径引领着文化政策法治化的过程。文化政策法治化应以文化表现权的践行为前提,以文化保障权的满足为内容,以文化参与权的落实为手段,以文化平等权的维护为追求,最终确保宪法上文化权利的完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