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学精神跨文化阐释的三种方式

法国学者朱利安、德国学者卜松山、美国学者苏源熙都对中国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方式却各不相同:朱利安基于中西文化的“间距”,着重揭示中华美学的独特性,属于跨越式的跨文化阐释;卜松山则不仅重视中西美学的差异性,也关注其相似性,是沟通式的跨文化阐释;苏源熙对中国美学问题的解答,解构了中西二元论模式,是互动式的跨文化阐释。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翻译批评中的战争叙述(1949—1966):文本特征与文化阐释

翻译批评是批评主体对翻译或翻译活动的描写、分析、评估和研究活动。“十七年”(1949—1966)特定的时代语境孕育并形塑了翻译批评话语的特征,而战争叙述是其鲜明的特征之一。在翻译批评中,战争术语的显性运用和战争思维的隐性表达是战争叙述的两大表征。历史战争文化记忆、主流批评的话语实践与权威垂范、“红色经典”的译介及创作与现实战争的记忆唤醒是翻译批评中战争叙述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梳理和总结此一时期翻译批评中的战争叙述,追溯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动因,有助于我们理解并阐释翻译批评的社会功用及其与时代语境的互动粘连。

法律人类学视域下藏族习惯法的文化阐释——以电影《草原》为对象

藏族习惯法是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调处日常纠纷、维系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法治藏背景下,对藏族习惯法的治理功能和文化内涵进行辨析和诠释是挖掘本土法治资源,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应有之义。以电影《草原》作为民族志文本,透过法律人类学视角对藏族习惯法包含的纠纷解决策略、社会控制功能及民意价值追求等问题进行研究,尝试还原藏族法律文化生发的外在社会基础和内在文化逻辑,以此获得对传统法律文化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理解和反思。进而认为,尽管藏族习惯法中诸如“有罪推定”“疑罪从无“”起誓取证”等规则在特定生活脉络中具备一定合理性,但不应将习惯法一概视为古今适用的有效社会控制,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和改造,促进全面依法治藏及法治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

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与跨文化阐释研究

电影作为全球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视觉语言,具有国际化传播的天然优势,助力不同国家和民众之间的沟通与了解。从初期探索到走向世界,中国电影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化不同的诠释方式。随着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世界对中国电影的阐释经历了从“奇观化”“陌生化”到逐渐平等对话的历史变迁。然而,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格局中尚有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为提升其国际化话语表达和实现电影跨文化的有效阐释,需做好跨文化内容阐释和文化表达两方面的工作,强调中国化内容特色,表征世界性文化价值,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美学,致力于将中华文化的特质与价值融入国际话语体系,拓宽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路径,增强其持久影响力。

宗法阐释:中国神话文化阐释之维

以宗法阐释为文化阐释之维,是中国神话有别于西方神话的独特之处。这一文化阐释之维的确立,在于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与原始思维的同一,以及初始载录神话时人们文化理念与原始文化理念的紧密关联,即宗法在中国神话时代与文明时代的连结中所起到的重要的桥梁作用。随着这一文化阐释方式的传承延展,中国神话的宗法阐释凝练出敬德保民、宗族祖先崇拜、重建秩序三大典型范式,而其目标则指向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亲亲尊尊的伦理诉求、以延祖祀的现实目的。在文明与自然的缠绕复合中,宗法形态演进与中国神话传承的终始同行,为宗法神话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云南各民族礼俗传承中华文明的文化阐释

运用文化阐释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对云南各民族礼俗传承中华文明作了分析和总结,认为在历史上形成并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存续着各民族礼俗,并且是在历代国家治理和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地方性张力的结果,也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融合共生的结果和表现。不论是“儒释道融合型”还是“民间信仰型”,抑或是“南传上座部佛教融合型”,各种类型的礼俗无不体现着中华文明内核和价值体系,都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传承和整合的结果,其地方性融入的类型表现则是各民族礼俗社会调适的功能使然,在当今具有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

图像学视域下徽州祖容像的文化阐释与艺术价值建构

徽州祖容像因用于徽州民间祭祀而出名,基于图像学视角,对现存的徽州祖容像从文化和艺术两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徽州祖容像包含徽州文化的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同时借助仪式空间与视觉符号展现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徽州祖容像在艺术价值建构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技法进行了沿用与提升,二是受新安画派的影响与理论支撑,三是区别于皇家祖容像作画技法。

控产机制下阴地资源的文化阐释——以“祖德流芳”碑为例

土地资源是财产的象征,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延续的根本和重要载体,对财产的占有、支配与继承则成为人们关注与争夺的焦点问题,其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有效机制而达到对资源的控制。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有地域间的宗族关系、婚姻关系,家庭间的血缘关系、家族关系等,不同的社会关系对资源控制的途径有别,从而产生控产机制的差异性。依据“祖德流芳”碑所载内容及田野调查材料,阐述立碑的背景、入住权对阴地资源的控制以及阴阳地资源权属的界分,确立起以家族关系为纽带的控产机制。此种控产机制实现对资源的有效控制与利用,揭示了控制土地资源的过程及内在文化内涵。

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文化阐释

斗争精神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实践的精神文化品格和理论实践要求。从文化维度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既要厘清斗争精神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支撑,从中华民族敢于斗争的文化传统、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蕴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斗争的精神品格、共产主义的斗争追求中寻找形成斗争精神的文化根基;又要揭示斗争精神的文化动力和文化内蕴,从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自我革命的执政内功、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坚定理想的价值追求、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攻坚克难的强大意志中探寻发扬斗争精神的文化优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深厚的精神滋养。

汉画中艺伎倒立图像的艺术造型与文化阐释

汉画中艺伎倒立图像数量众多且形式多样,其造型从双手倒立到单手倒立,再到复合式倒立,同时还混合有其他动作,使倒立造型变得更加优美。倒立造型是汉代舞乐百戏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展现了汉代贵族休闲娱乐的生活特征,体现了艺伎的创新精神和竞技精神,同时还对普通大众的身心健康有着促进作用。故而在欣赏汉代画像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时,我们不仅要看到表面的美,还要关注艺术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其艺术的内涵。

从跨文化阐释学角度看《齐民要术》英译本的译者创造性叛逆

《齐民要术》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的作品,这部农书全面记述了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为当时平民百姓谋“资生之业”所必需的重要技术提供了帮助,出版校对后由农学家石声汉译入英语世界。在翻译过程中,石先生基于自己对这部农学典籍的阐释,对文本的内部结构和叙事手法作出调整。他作为创作主体对农学典籍内容作符合译文读者期待的改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作出巨大贡献。

生态人类学视域下中原生计策略“赶羊抑旺”的文化阐释

“赶羊抑旺”是一种冬小麦经营区域普遍适用的传统生计策略,北方农民称之为“啃青”。冬季,人们控驭羊群啃食麦田,可有效解决冬季牲畜养殖的青储资源匮乏问题和防御冬小麦旺长带来的自然风险,不会带来粮食减产等负面影响。遗憾的是,该生计策略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介绍与阐释。事实上,该策略蕴含着深刻的生态经营理念和文化内涵,发挥着区域资源合理配置与自然风险有效规避等重要作用,对于新时代乡村振兴及绿色生态农业发展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

意象·仪式·意义: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文化阐释

动画电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载体,《长安三万里》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文章从传播仪式观的视角对其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多元文化符号、形式多样的社会文化互动,以及构建的古今共通的意义空间进行了文化阐释。动画电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取材,通过仪式的方式,在影像奇观、跨时空对话和社会互动参与中能够连接情感、建构集体记忆,完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起到凝聚共识、维护秩序、整合社会的作用。

在流行音乐中发现杜甫:杜甫的当代认知与文化阐释

大量研究指出,杜甫及其诗文展现出的人格、仁爱情怀、生态意识、爱国思想、清廉文化等均极具当代价值,值得且需要重视和汲取。然而,关于现实大众究竟是如何理解与认知杜甫的,却缺少细致的分析。本质上,转换研究视角,从“既成事实”出发,充分了解大众如何看待杜甫,实是做好阐发、传递杜甫当代价值的关键前提。网易云音乐收录了相当数量以杜甫为题的歌曲,从中可以得见杜甫的大众接受形象。具体而言,一方面,此类歌曲基于杜甫个人的情感,提炼出杜甫孤独与坚持的形象,并引申出杜甫蕴含的精神力量,展示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在人生迷茫时刻,可以从杜甫那里汲取力量。另一方面,歌曲通过对“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杜诗名篇的引用,并采取别样的穿越书写,使杜甫置身于当今社会,在对比中展现当代的稳定与繁荣,这注重的仍然是杜甫超越自身的家国情怀与忧国忧民的形象。至于杜甫“快意清狂”的形象则基本被当代杜甫歌曲舍弃,表明目前对杜甫形象的认知尚存不足,这也是多数歌曲曲调低沉、氛围悲凉,且贯穿阴郁之风的根本原因。从当代流行音乐中发现杜甫,既能充分了解杜甫的当代认知,便于进一步围绕杜甫展开文化阐释,又能为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学习与发扬提供例证与思考进路。

《异体字字典》中“地”字异体字的文化阐释

“地”字本指人类所生活的地球表面,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不断被赋予丰富的文化意义。《异体字字典》里收录的32个“地”的异体字,就是这些文化意义最重要的载体。通过对这些异体字进行字源考证和字理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十组异构字形反映了古代人们早期的取象思维方式、原始的大地崇拜、最初的宇宙观念这三种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浓厚的重土意识。

欧阳修《泷冈阡表》碑传说的流传演变与文化阐释

欧阳修《泷冈阡表》碑传说的故事重心自南宋以来经历了志异、褒文、旌孝三个阶段的流传演变,逐渐形成了欧阳修送碑、龙王借碑、鲁直檄龙、灵龟托碑、朱圈碑文等动人情节。情节呈现出不断传奇化、具体化、世俗化、伦理化的趋势和特点。碑石、碑文、作者以及孝的伦理价值观念共同构成了该传说的物质内核与精神内核。该传说主要流传于江西中部吉安市及江西北部鄱阳湖一带。其经久不绝、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是《泷冈阡表》文中“至孝”的观念警动人心,感天动地,贴合了民众的价值追求。《泷冈阡表》碑传说的传播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这一“孝”的扩大过程对建设“和谐家庭”乃至“和谐社会”都有积极意义。

20世纪以来戏剧舞台上的武则天:形象再造与文化阐释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武则天出生于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年仅14岁时被召入宫。她凭借坚韧的意志、果敢的性格及卓越的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2017年7月12日,武则天荣膺首批四川历史名人称号,其精神特质被概括为“巾帼图治、敢为人先”。

服装艺术设计在汉语言文学作品中的文化阐释

汉语言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非常重要分支,其以具象的方式向大众深刻诠释中华传统文化,助力中华传统文化迅速传播。在服装艺术设计中引入汉语言文学,一方面可以突显服装艺术魅力,使服饰散发人文内涵,另一方面帮助大众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文章从服装艺术设计与汉语言文学的内部联系出发,详细论述了汉语言文学教学在服装艺术设计中的应用,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以期促进现代服装设计的长远发展。

女性主义与身份政治——电影《孤味》的文化阐释

近年来,亚洲地区集中出现了一批反映女性生存现状的现实主义影片,如韩国电影《82年的金智英》以鲜明的女性(女权)主义态度展现了对韩国家庭主妇因耽于家庭事务、相夫教子而丧失自我主体性的深刻批判;杨荔钠导演的长篇故事片《春潮》将女性置于家庭内部异化的母女关系之中,展现出当代职业女性婚恋、家庭等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真实的生存困境;姚晨监制并主演的电影《送我上青云》以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讲述了一位当代都市中的高知女性窘迫的生存境遇;2021年清明档票房黑马《我的姐姐》则以鲜明的“她电影”属性介入沉重的社会议题,引发人们对女性题材影片、女性影人及女性主义思潮做进一步的探讨。在宏观的亚洲电影视域下,我们可以更好地观照中国台湾的影片《孤味》。

评《经济发展的文化阐释:韦伯与马克思比较》

从文化视角阐释经济发展是一个经典命题,马克思和韦伯是最早从文化角度对现代化的、以资本运营为特征的资本经济进行文化阐释的经济学者,他们改变了西方经济学长期将劳动、土地、资本等显性物质作为经济发展唯一要素的现状,使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文化的精神要素。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变革时期,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