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与朝鲜儒士的解读

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叙述,删节编改,生造出文天祥“黄冠归故乡”之说,弄清其史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因惩处洪启禧,而摒弃其《文山先生详传》中的说法,沿袭《宋史》之说,致使朝鲜儒士多不质疑“黄冠故乡”说,而是给予各种解读,诸如为宋复仇说、效仿微子与箕子之“教化说”“时义说”等,丰富了对“黄冠故乡”之理解,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天祥之生死观。文天祥的忠诚节义精神,契合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因而他成为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文天祥过淮河考论

元灭宋战役中,文天祥被俘。宋亡后的1279年农历四月,文天祥从广州被押送大都(今北京)。因他沿途写有标明日期、地点的纪行诗,所以其行程和路线总体上是清晰的。不过也有例外,苏北行程中过淮河前后三天就是特例。具体说,就是从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到宿迁市泗阳县这一段(简称“淮泗段”)跨越古淮河的行程和路线,因为其《过淮河宿阚石有感》一诗的干扰,导致学界主流观点至今都处在误解和困惑之中。比如,初一晚到底停宿何处?小清口在哪?阚石又在哪?等等。

忠臣“东渡”--日本幕末至明治前期文天祥作品的刊刻与接受

日本幕末至明治前期,文天祥接受达到高峰,作品刊刻成为常见的接受方式。这既与汉诗文领域的经世思潮有关,也因为专人选集的文献形态自江户中期蓬勃发展,成为汉诗文传播的重要载体。此时段的文天祥文献也以选集为主,诗选多于文选,选目与刊刻目的基本相符。《文文山诗选》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它参考了20卷本、16卷本的文天祥文集,以及别集外的部分文献。编者选诗时既考虑到题材全面性、篇目代表性,也对忠臣形象有进一步提纯。发掘文天祥与日本文化的关联、有鉴于当下,是该时段文天祥接受的特点。他被推举为忠君的象征,其作品也成为日人广泛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课标理念下古诗文研学活动设计——以文天祥诗歌学习为例

本文探究新课标背景下的古诗文研学活动,让学生围绕主线情境任务,从校内走到校外,将课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并将评价渗透到研学过程中。由此可以为古诗文教学注入鲜活的因子,促使学生更加立体、深入地学习古诗文,并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任务中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

文天祥祠考论

元朝以降,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通过皇朝官方的倡导,士绅精英的弘扬和社会民众的敬仰,祭祀文天祥的祠遍布其家乡、任职地、所经之处和遇害之地。为此,文天祥作为"忠君爱国"的典范,名垂青史,俎豆千秋!

明代对历史人物风范的记忆与建构——以文天祥为例

宋末文天祥以其大义凛然、临死不惧的浩然正气化身为一个英雄符号、忠节典范而被历代接受传颂。入明以来,文天祥这种忠节义气和风范每每唤醒世人的历史记忆,上至政府,下至民间,以传记、书志和建祠、立碑、刻铭等诸形式传承建构,使得他的事迹影响与精神传承空间不断扩大,成为忠臣义士和文人士子的效法模范与敬仰对象。文天祥形象的传承建构,是明代对历史忠节人物记忆的典型代表。

文天祥之死與元對故宋問題處置之相關史事釋證

本文圍繞文天祥死事以究明如下四點:一、文天祥被元軍俘獲之後的心路歷程實有變化,在最初求"速死"與最終"只求一死"之間,當還存有"不死"想法的可能。二、忽必烈終敕文天祥以死,當日元廷官方説辭甚爲簡單,僅將其歸咎於薛寶住匿名告變事。事實上,文天祥被殺是多重因素參雜的結果,既與當日元廷内部各種政治勢力間的角力有關,又與反元局勢變化相關聯。三、文天祥被處死事涉及一位諫言者"閩僧",他的身份問題應從南方漢僧與西番僧楊璉真加等人合謀盗掘南宋攢宫的歷史事件中去索解。杭州徑山妙高和尚很可能就是"閩僧"。四、宋末元初盗掘南宋攢宫事件之餘曫,展延至元明易代之際,它又藴含着當日朱明政權爲其代元而張本的現實政治考量。

宋人传记的佳作——评《文天祥传》

在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的南宋时期,涌现了中国历史上两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一位是岳飞,一位是文天祥。两人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身份和经历颇为不同,岳飞是武将,主要活动在南宋初期,最后为内奸所害,文天祥是文臣,生活于南宋后期直到亡国,最后为外敌所杀。但两人也有一些共同点,即自己的国家处于敌人的蹂躏之下,人民遭受苦难;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敌人的仇恨,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传诵后世,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激发后人的爱国主义思想,等等。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于岳飞的研究较前深入了一大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对于文天祥的研究还欠深入和系统。不久前,

论文天祥的儒学思想与人格精神

文天祥是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人格精神可一言以蔽之"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之所以拥有这种人格精神,实与他沟通了必然之"命"与当然之"理"的观念有密切的联系。文天祥的一生,是"君子自强不息"的典范,也是知"道"循"道"卫"道"的楷模。从他一生的事迹可以看到作为思想家的文天祥与一般的学者不同的是:他不仅以理论的探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以其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他所服膺的儒学之基本价值,从而耸立起一座儒家人格精神的历史丰碑,让世人在敬仰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和人格上的锤炼。

论宋人对蔡琰的接受——以文天祥《胡笳曲》为中心

明蔡琰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作品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认同和接受。以《胡笳十八拍》为例,虽然它的著作权在宋代曾遭质疑,但这并没有妨碍多数文人对它的称颂和拟作。其中文天祥的《胡笳曲》在众多的仿作中具有典型意义,透过《胡笳曲》可以较清楚地了解到宋人对蔡琰接受的时代原因,以及它所体现的文化传统。

论岳飞、文天祥的人生悲剧

岳飞和文天祥是南宋时期品格高尚、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 ,但他们的人生却是悲剧性的。造成这种人生悲剧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

文天祥论用人——读文天祥的《已未上皇帝书》

南宋理宗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文天祥在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得中头名状元。正在此时,其父去世,根据当时礼法,应当在家守制,服丧三年,才能出来做官,故朝廷未封文天祥官职。在文天祥居家守孝期间,南宋朝廷上,宦官董宋臣和奸臣丁大全擅权,政治十分腐败。宝祐六年(1258年)二月,北方的蒙古,又分兵三路,大举攻宋:蒙哥汗亲自攻蜀;忽必烈攻鄂;兀良哈自交、广北上,会师于鄂。南宋政权内外交困,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文天祥与杜甫的异代诗缘

在宋代学杜的诗人群体中,文天祥不仅在忧国情怀和诗史精神方面自觉继承杜甫,在造语诗法和艺术风格上也直追杜诗,更难能可贵的是开创了《集杜诗》的新形式。文天祥可谓全方位学杜者,是宋代杜诗学史上最后一位重要诗人。

文天祥世系问题探究

文天祥属于文氏多少世(代)问题,在《宋史》卷418《文天祥传》中,并未论及。经探究和考证,可得出:文天祥是以文时(春元)为1世祖的文氏第13世;是以文球为1世祖的文氏第25世;是以文翁为1世祖的文氏第56世;是以文种为1世祖的文氏第70世;是以文姓起源的文祈为1世祖的文氏第87世。

文天祥与儒家文化

文天祥对儒家经典著作娴熟于心,融会贯通,又有所取舍。他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同时,自觉接受了新兴理学,并能将二者熔于一炉,交互阐发;对儒家思想,文天祥不仅潜心研索,真诚信奉,而且经世致用,身体力行。文天祥能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除其他因素外,也是他学习、实践、弘扬儒家思想文化的结果。

国家不幸诗家幸——论文天祥对杜诗的接受

在南宋末年,爱国诗人文天祥以独特的方式接受学习杜诗。一是学习杜诗的沉郁顿挫风格;二是模仿杜诗的“以诗记史”精神;三是集杜诗;最后,他还化用杜诗。在国难当头,生死存亡的关头,杜甫的忠义爱国精神进入文天祥的精神视野,成为他的学习榜样。南宋的灭亡,成就了文天祥在诗史上的贡献。

明清时期文天祥形象的记忆与认同

七百余年来,文天祥一直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的诗文更是屡屡成为中小学教科书的内容,他的死体现了成就忠君与自我道德实践的意义,一直为士人所景仰。自他逝后,祭祀一直未断,其诗文也不断被整理付梓,为后人提供了追忆的线索,他曾歌咏的地方也成为名迹,成为士人怀古、吊古、追忆往事的地方,文天祥的诗词与传记在元末明初首先建立了关于他的记忆。从元朝开始,历明清两代,在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建立了大量的祠庙祭祀崇敬,形成了对其忠节形象的记忆与身份认同。

文天祥滁州诗文书写及其探析

南宋末年,文天祥在历史的漩涡中,于国家危难之际衔命征战,力挽狂澜。文天祥的一生是一部"法天地之不息"的斗争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长期以来,表现文天祥个人情感跌宕和崇高思想境界的诗文成就被其忠君爱国思想的光芒所遮蔽。本文通过解读文天祥退居期间积极乐观主义精神和富于高雅情趣的日常生活,分析所抒写的滁州诗文,对文天祥前期进退行藏间的自然山水诗作一管窥。

《宋史·文天祥传》质疑

《宋史·文天祥传》对五牧之战、祈请使之行、空坑和五坡岭兵败等事件的叙述均有错误之处，而关于文天祥“自奉甚厚”和所谓“黄冠故乡”数语的记载，更涉及到对文天祥的基本评价问题，本文逐一考辨、论析，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从《正气歌》到《文天祥》

本文以《正气歌》及话剧公演、电影制作、放映环境为主线，考察其背后的文化人、文化组织的状况，以厘清抗战期间上海影视演艺圈之一脉，填补中国影剧史的一段空白。通过追踪轰动一时的剧目《文天祥》公演轨迹的史实，厘清了孤岛时期与沦陷时期戏剧之一脉，并证明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一脉相承的血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