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满族家谱文学化叙事

家谱既是家族历史的实录,又是民族文化的特殊载体。满族家谱在主流性的历史叙事中所融入的文学化叙事内容,包涵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契合的历史意蕴。通过文献研究法,从民族与国家一体、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文化认同等方面探究满族家谱文学化叙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这对于满族家谱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活动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中国电影批评“文学化”倾向的现实反思与文化追问

“文学”与“电影”长久以来都是一对相伴的概念,文学的故事性赋予了电影艺术以表达的主题和叙事的动力,于此,这种形态“转换”也让文学具有了新的艺术载体,成为一种更具活力的文化样式。但是在批评界总暗涌着一股力量和趋势,即咬合着“文学”与“电影”的重叠部分,链接着从文本想象到视听想象的过程,企图简单地用文学批评的策略和语法考量电影艺术,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电影批评中诸多核心命题,也破坏了赋予科技性与艺术性的双重视听审美。值得注意的是,载体的转换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根源性问题,它必将从内部以多次裂变的方式来改写艺术的审美、内涵与价值。

中国当代话剧的文学性问题:从“泛文学化”到“去文学化”

从中国当代话剧的发展趋势来看,创作者对话剧剧场性的发展远超过了对其文学性的关注。伴随后现代文艺理论思潮的影响,戏剧的"文学性"概念内涵和作品的文学化程度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戏剧和戏剧文学。现代意义上的优质话剧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都具有极重要的艺术价值,它是将零散的、以往不加注意的、难以纳入主流的片段用形象的舞台语汇表现出来,使个体的丰富经验、内心的动态变化以及边缘人物的隐秘找到相应的演绎手段。所以,要正确看待话剧从"文学性"发展至"泛文学化"以及"去文学化"的趋向。

新闻文学化:从历史到当下传播走向的审视

新闻与文学具有近缘性,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二者的发展是遵循"一体-分离-融合"这样一种走向。处于口传时代以及文字时代的早期新闻,新闻与文学是融为一体的,这时的新闻文学化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大众化报刊出现后,新闻从文学家园中分离出来开始独立,但却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时新闻也具有文学因子;当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竞争态势下新闻又开始回归文学这个"娘家"获取竞争优势,新闻与文学重新走向融合,其文学化表征更为突出。在与文学分离和融合过程中,新闻自身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

论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

判词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决判定书。从留传的历史资料看,中国古代许多判词写得文采飞扬、辞藻华丽,且引经据典,工整对仗,使得本应严肃的判词显得文法(理)兼容,词情并茂,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这种现象固然受惠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达和唐代文风的浸润,但其直接动因还在于开科取仕制度对判词写作的重视。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使之成为一种文学题材得到后人的承继。回眸其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我国当代司法文书制度的改革或许存在某些可能的效用,特别是对于借用中国本土资源促进法律与文学运动,不无借鉴意义。

新闻文学化与文学新闻化的异化现象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出现的新闻的文学化倾向与文学的新闻化倾向,一方面是学科生存、新闻媒介生存过程中的近缘性所致,但更多的是生存压力应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无奈选择。前者主要体现在新闻的散文化、小说化、娱乐化倾向等方面,而后者则体现在所谓贴近生活的纪实作品方面。这种双向异化现象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新闻媒体的责任缺失和事实缺失,文学创作中的人文精神的缺失,有史无诗,无大师,无纪念碑式的名作。当务之急必须以发展为主题,以机制创新为重点,为新闻创新,文学创新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

《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

《圣经》汉译文学化的趋向表现在三个方面:(1)中国翻译家对《圣经》自身的文学性的发现;(2)中国翻译家通过翻译实践再现《圣经》的文学性;(3)中文《圣经》以"翻译文学"的文本被中国读者接受。这种趋向以严复翻译英文"钦定本"修订本《马可福音》1-4章为标志,具有文化、翻译学和文学三方面的重大意义。

影像奇观与文学魔杖——论张艺谋电影的文学化想象

张艺谋的电影文本谱系,显现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倚重。张艺谋电影的文学化想象,从相反相成的双重视域内展开:一方面,当代小说在内涵、风格和文化品格上为张艺谋电影创作奠定了根基;另一方面,影像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张艺谋,又以视听造型和大众文化范式为基准对文学原著实施了种种叛逆化话语转换。于张艺谋而言,以文学作为银幕奇观建构的支点业已成为固化的创作模式。张艺谋新世纪执导的系列商业武侠巨制,其得失与毁誉,同样寓示着文学对于当下中国电影创作者难以驱遣的"蛊惑"。

《驯悍记》:莎士比亚心理知识的文学化——对凯瑟琳娜心理发展的解剖

莎士比亚熟谙剧中人物心理,堪称一名心理大师。《驯悍记》可以看作对其心理知识文学化的杰出展示。一直以来批评家认为《驯悍记》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娜是一个在男权的威压下最终放弃自我、放弃了自己追求幸福快乐的初衷,而最终屈服于当时男权势力之下的悲剧女性形象。但就她个人而言,凯瑟琳娜的选择并非她悲剧命运的开始,相反,这一选择是她在心理发展逐渐成熟后的明智之举,将是她幸福人生的起点。凯瑟琳娜的心理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是对她心理逐渐成熟这一过程的描述,充分展示了莎士比亚对于女性心理的成熟把握。

《易经》文学化品质的三维结构

《易经》是一部文学化的哲学著作。结构维域下其具有言、象、意等三个层面的成分构成,具有语音的韵律性音乐性、字词含义的精练性多义性、阐义释理的形象性生动性、载道寓理的蕴藉性丰富性等文学品质。对《易经》进行文学化结构成分分析,可以使人感受《易经》与后世文学的契合和交流关系,彰显其文学品质价值。可以拉近《易经》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使《易经》获得更多的文化观照。但目前相关方面的研究并不系统充分,对此有探讨研究的空间和必要。

能否“用美术化、文学化方式”理解音乐

能否用"美术化、文学化方式"理解音乐的讨论,直接关系音乐教育中学生音乐审美观念的形成;这种音乐审美方式的实质是形象化音乐审美观在音乐欣赏中的表现,而民族传统审美习惯和大众音乐教育是其形成的重要原因;用美术化、文学化方式理解音乐既有其合理性、也有极大的局限性。作为欣赏音乐的一种辅助方式,可以运用于对部分音乐作品的感受与理解,而不能把它作为理解音乐的唯一方式,更不是检验欣赏者是否听懂音乐的标准。

德里达的文学化哲学书写

隐晦哲学家德里达被认为是极富文学色彩的法国哲学家的最后一人,他与文学的渊源远不限于其对解构主义批评的影响及其少量的文学评论文本。贯穿其一生的文学化哲学书写方式凸显了他与文学的紧密联系,也是造就其隐晦哲学文本的重要原因。德里达的文学化哲学书写方式的形成既与他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兴趣与经历有关,也与他与索莱尔斯等作家的交往紧密相连,更是德里达有意为之的结果。德里达的文学化哲学书写主要体现为他对隐喻等文学写作手法的运用。德里达的文学化哲学书写方式不仅获得了让·热内等专业作家的认可,更使其一度成为法国媒体预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热门人选。

《琴操》与昭君题材的文学化进程

昭君形象作为信史记载首次见于《汉书》,其中的昭君尚是一个历史人物。至《琴操.怨旷思惟歌》的出现,昭君形象才正式进入文学领域,蔡邕赋予昭君人物形象强烈的寄托色彩,使得昭君出塞蒙上了浓烈的悲怨基调,同时象征性的借古鉴今手法的使用,亦使整个和亲事件呈现出强烈历史感与现实感交错的特征。昭君作为纯文学形象出现在历史著作《后汉书》中,是《琴操》影响的直接结果。

略论南北朝地志的山水化与文学化

游记书写形态的早期渊源是史学中的记与志,但地志的山水化与文学化是永嘉以后士人对山水美重新发现的结果。从东晋罗含《湘中记》开始,地记作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名篇,继之以袁山松的《宜都记》与盛弘之《荆州记》,形成了自然山水的新取向和清水芙蓉的书写风貌,产生了一批杰出的游记作品。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融合南北文风,记叙千山万水,以多样化的笔法融情入景,形成了“空濛萧瑟”与“遒劲苍老”等多元艺术风格,是晋宋地记文学的集大成者。

圣经诗歌翻译的文学化

在我国,圣经诗歌翻译经历了翻译主体从传教士汉学家到教内翻译家再到文学翻译家的更替,先后采用过文言、浅文言、白话和现代中文四种语体,呈现出从直译的散文体到意译的新诗体再到"以诗译诗"的文学化的演进.中国翻译传统和诗学传统对圣经诗歌的翻译具有强大的操纵作用.

先唐诔文述德内容的变迁及其文学化进程

先唐诔文的作谥职能不断弱化,具体体现为所诔对象的非事功化以及作者和所诔对象关系的私人化。这导致了诔文述德内容的改变:先秦两汉时期诔文述德主要在道德、政治方面;魏晋以来则突出才性、情趣。这些变化促使着诔文由礼仪之文向抒情之文转变。

厚翻译:王汉川《圣经》新译的文学化倾向

厚翻译是一种注重细节、强调阐释的翻译策略,由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提出。美籍华人学者王汉川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对《圣经》文本做了大量的注释,并辅以图文。从厚翻译的视角探讨王汉川《圣经》译本翻译过程中的意义阐释,发现由于《圣经》源语言文本中深厚的文化意蕴,译者只有添加各种注释或评注,才能阐释出源语言文本中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厚翻译给翻译研究以新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宋玉赋的纯文学化倾向

宋玉赋首次将＂赋＂作为自觉的文体脱离先秦＂诗＂的襁褓，标示中国文学由《诗经》而《楚辞》到＂汉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宋玉的宫廷赋，在内容上自抒情怀，文思尚美，寓庄于谐，使赋体的纯文学化倾向得以宏扬、发展；而其创作形式，也为汉赋奠定了艺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