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典型现象”——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与启示

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是钱理群学术研究的重镇,他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领域进行过多种形式的实验。“典型现象”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受到鲁迅与王瑶的启发。“典型现象”研究是钱理群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方法,呈现了钱理群对文学史认识与把握的独特理解。作为一种方法论,“典型现象”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世界战争文学史研究

马丁·范克勒韦尔德在《战争的文化》中明述:“从《荷马史诗》到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既能给人们带来无比的欢乐也能带来难言的痛苦的战争,历来能激发出伟大的文学灵感。”(范克勒韦尔德2010:4)从古至今,侵略与贪婪、捍卫与荣耀、情感与信念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战争因而成为极为重要的文学主题。以战争为背景诞生的文学作品,或者以虚构的形式将战争事件精确地嵌入历史现实中,或者警示着高科技的发展对战争乃至未来人类命运的影响。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在即将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更需要从浸满眼泪与鲜血的文学作品中理性反思战争历史,理性思考战争教训和战争记忆的传递,也必须警惕扭曲的民族主义情绪沦为战争的燃料。在此背景下,本专题的5篇论文从受侵略国家、侵略国家军营斗争等不同角度研究了近代战争文学作品。

论魏绍馨先生的文学史研究与著述

魏绍馨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与撰述的重要学者,他是新时期以来第一个研究五四文学并撰述《五四新文学运动》专著的学者,也是贯通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研究的学者。在学术方法上,魏绍馨从辩驳与论争出发,对文学史上某些已成定论的问题进行再思考,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学术研究态度与方法,从材料和文献出发,提出新观点;文学史研究与撰述是魏绍馨重要的学术成就,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的文学史价值观念。魏绍馨及其同时代学者是勇于追赶潮头的学者,是能够并且建立自己学术思想,有自己的学术观念和体系的学者,是回答了重要社会现实问题的学者。

研究对象与研究的建构——论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的茅盾

茅盾研究不只是研究茅盾,而是一种系统的文学史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的茅盾,不仅体现了文学史的存在价值,也体现出文学史研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自身的建构活动。茅盾研究是一种学术的历史积累过程,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一百年中从萌生、开展到开拓的过程。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的茅盾研究到新世纪,百年之间,产生过无数学术成果,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茅盾这一文学史研究对象,或许所谓的茅盾研究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将失去很多精彩的学术风景。

多元系统理论的整合与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拓展

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统论"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创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翻译研究。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启发下,勒菲弗尔、赫曼斯、苏姗·巴斯奈特等人提出了"改写论"、"操纵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以上理论各有其优点及局限性,翻译文学史研究若孤立地运用以上某一种理论,还不能全面观照和深入分析翻译文学现象,应将以上理论加以整合,使之成为综合性的"系统理论"研究方法,以满足翻译文学史研究的需要。

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

一、整体观的提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长河,至本世纪初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变故。不仅时代的河床改变了它的流向和流速,而且,由于外来文学新源流的汇入使水质也有所改变。“五四”以后,中国文学传统的生命力以崭新的面貌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到今天,又有了近七十年的历史。五四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习惯以政治的标准对待文学,因此把新文学史拦腰截断,形成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概念。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它使两个阶段的文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各自完整的整体,妨碍了人们对新文学史的进一步研究。

论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预设

本文在对中西方学者关于现代性问题大量论述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 ,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及其包含的内在矛盾作了比较深入的揭示 ;进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现代性预设从理论上作了辩护 。

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从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说起

学术研究的魅力,就是探讨未知。木斋先生《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不仅仅限于古诗十九首,还涉及到建安诗歌乃至中国诗歌发展的整个历史,学术视野非常开阔,涉及到对于中国诗歌史若干重要问题的重新理解与界定等问题。他的见解还未必能成为定论,但是,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本来就是探讨各种可能性。因此,他的研究工作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与重视。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兼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当代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研究的3部专著都涵盖了台港澳地区的现代文学史论著,表现了中华文学大一统的气概,但3部专著都撇开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作为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专著奠定了新的、更完备、更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绝不能闭口不谈夏氏《小说史》。只有将夏著纳入自己的版图,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才真正称得上"走向成熟"。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大体可以从四个层面来描述：“中国文学史”这样一种著述方式是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产生的；现代的纯文学观深刻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史”撰写；对古今文学之异的清醒认识是编年体文学史兴起的契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古今”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主体陛与客观性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即从这四个方面展开。

略谈木斋对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推动

有学者说,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这无疑是深刻的。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正面临着方法论的变革。木斋先生的《宋词体演变史》和关于古诗十九首与汉魏五言诗发生史的研究,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发人深省的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创新见解。"(参见傅璇琮先生《历史的化石·序》,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版)长江学者张法教授亦说:"木斋让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木斋先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重建学术机制和学术话语"的命题,值得学术界深思。由此本刊又特别邀请张法教授、欧明俊教授等学者针对汉魏五言诗和词体文学史的重新写作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这六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方法论话题,希望能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启迪,也欢迎学界同仁展开讨论。

论文学史研究中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

文学史研究中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旨在使认识主体尽可能逼近认识对象,它既是客观性要求的深化,又是理论创造原则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的弘扬。这一把握方式有三个重要的哲学基础:一是主客体的浑融与相互生成,二是时空关系,三是非线性的发展观。这是一种对于复杂性问题的整体把握方式,它要求展示文学活动的空间的多样性,重视偶然性因素和个人的作用以及由雅与俗、少数族与汉族文学等矛盾所形成的文学发展中的非线性跳跃,要求将时空两维交合到一起从一种浑沦的勃动中把握文学史的生成问题,从而在逻辑环节的推移中包容更多的历史具体性,并以感性和理性相浑融的阐述方法形成一种深沉、崇高、大气包举、富涵极浓郁的哲学意味的阐述风格。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及其跨越——朱德发教授访谈

颜水生（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讲师。以下简称颜）：朱老师,您好,特别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访谈您的内容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首先,我很想知道您的学术发展道路,您最早是怎么进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

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谈台湾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从作者治学的得失 (包括对已故台湾学者王崧兴教授之“周边文化关系”论点的理解 )出发 ,谈论台湾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边缘文体与文学史料的收集 ,外部制度与文学史实的论述 ,圈外事件与文学历史的分期 ,以及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与台湾文学史研究。本文认为 ,文学边缘的文体、文学外部的制度、文学圈外的事件等因素同文学发生关联而构成的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 ,不是文学的身外之物 ,也不是文学史研究可以忽略的部分。

明代佛教文学史研究刍议

近五年来,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共同编撰12卷25册《中国宗教文学史》。这是国内第一部叙述中国佛教徒、道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创作的文学的通史性著作,也是国内第一部兼顾汉语、蒙语、藏语、维吾尔语、傣语等多个语种的大中华宗教文学通史性著作。课题组就《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达成了如下共识:宗教文学史就是宗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就是宗教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文学的历史。《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在文学史观上倡导三种理念:一是提倡文笔并举,二是倡导信行兼顾,三是倡导辨体研究。《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应该包含四个观照维度:一是教派史的体认,一是创作史的梳理,一是精神史的把握,一是诗学史的建构。围绕着《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课题组先后发表了系列笔谈,就《中国宗教文学史》的总体构思和具体构想展开探讨。

文学史研究:收敛思维与史料索辨

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举行。会议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文献发掘与文献叙述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学者杨义、孙玉石、钱理群、吴福辉、刘增杰、鲁枢元、解志熙、朱德发、孙先科、席扬、陈方竞等参与讨论的文章长短不一,见解有异,但都拒绝空疏学风,言之有物,发出了独特的学术之声。本刊特分两期揭载,以飨读者。

勃兰兑斯对鲁迅文学史研究的启发性意义

对于鲁迅作为文学史家这一身份的认定，首先来源于李长之的长篇论文《文学史家的鲁迅》，该文就鲁迅文学史著作中的方法论、艺术性、科学性等方面，道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之后，经过诸多学者的不断努力阐发和研究，鲁迅作为文学史家的面貌逐渐得以清晰，学术成就也渐次获得认可。

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20世纪末,打破传统狭窄的文学阐述模式的文学呼唤,逐渐由隐而显,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文学思潮。杨义先生《中国古典文学图志》的出版,成为探讨大文学观的标志性著作。杨先生认为:"大文学观去纯文学观的阉割性而还原文学文化生命的完整性,去杂文学观的浑浊性而推进文学文化学理的严密性,并在融合二者的长处中,深入地开发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创建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理体系,包括它的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脱颖而出,并占据了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要津。本刊特约扬义先生撰文,并组织笔谈,再次对文学史研究的这一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亦请方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