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场域下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在美国的接受研究

《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20世纪在美国专事创作后的第一部英文书,该书一经出版就获得不同读者群的广泛认可,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目。本文试图在动态的场域中再现它的生成路线,由此路线探究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在美国的接受,同时此书的接受也为中国文化的外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文学场域的理论建构及价值论析

文学场域是集空间、历史、现实于一体的概念,大致可以定义为承载过文学活动并留下文学书写的空间场所、历史场囿和现实场景。中国文学研究中存在重时间轻空间和重地域轻场域的倾向。以场域为维度开展文学研究,是值得关注的学术增长点。文学场域研究是以场域为观照维度、以作家作品为基础、以各类文学活动为切入点的文学研究。文学场域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可概括为“一体三翼”。一体指其研究对象:文学场域。三翼指其研究内容:文人、作品、活动。其思路和方法可概括为“四通七法”。四通指其研究思路:通科、通代、通域、通体。七法指其研究方法:空间定位、文献考辨、实地考察、场域描述、数据处理、图表制作、逻辑推演。文学场域的文学史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是文学活动的主要舞台、孕育佳作的重要温床、集聚文人的强力磁场。文学场域研究和传统文学研究互为重要补充,共同拓展和深化文学研究。

现代文学场域中冰心姐弟的文学实践

冰心与弟弟冰仲、冰叔、冰季虽然在文学创作上的贡献不同,文学史地位也明显高下有别,但因其文学实践关系密切,可以将之视为现代文学场的一组行动者。他们在文体选择、作品内容、情感投射与读者定位等方面,均形成深切呼应。冰心以高度契合“五四”文学场域占位需求的方式,获得令人瞩目的场域资本和位置;冰仲、冰叔模仿冰心,但均未形成自己的特色与风格;冰季更具文学自觉,有意形成与姐姐的区隔,不仅拒绝“繁星春水体”,尽力避开母爱、童心而写爱情,并以先出版文集后刊发单篇作品的方式成功登场。他们都是文学场“空间结构”“关系结构”的重要一环。立足文学场考察冰心姐弟的文学实践,可为深化冰心研究提供新的解析视角。

文学场论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文学场论文论与文学社会学

文学场论文论以习性、文化资本、文学场建构了一个社会文学艺术的形成、运行、作用的社会模式和社会学解释,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提供了一条文学社会学的思路,把文学艺术作为习性、文化资本、文学场的实践性产物,揭示了文学艺术与社会权力的关系,以新的方式阐述了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实践相关性。

台湾的文学场域论述——以张诵圣、柳书琴和林建国为线索

作为能动性的场域,台湾与东亚文学研究打开了多重的面向。关于台湾文学场域的分析,致力于考察文学生产、文化策略与文学体制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涉到文化权力争夺的问题。作为一种延展,与台湾相关的东北亚、东南亚文学场域,则发展出了横向连带的殖民主义批判、第三世界共同诗学、离散华文文学等不同的思想取径。

从小说主题类型看当代文学场的生态性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场分为体制文学场和网络文学场,其生态性问题可从小说主题类型角度进行探究。在体制文学场中,"遭遇"主题成为排他性,甚至一元性的文学选择,显示当代文学创作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复制与重复之中。而网络小说在主题类型方面对体制文学做出了生态性的突破。网络穿越小说对传统的"遭遇"主题既有继承又有突破,写出了主体的历史能动性;在网络玄幻小说的"成长"主题中,对不同层次生存环境的想象、主人公的神启式成长和"灵肉共修"方式极具审美独特性;而网络盗墓类小说发展了"寻找"主题小说,使文本意义的传达从指涉走向隐喻。网络小说主题类型的丰富反讽性地折射出了当代生存环境的非生态性,并开启了一个文学自由想象的时代,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学生态性。

古诗词教学的文字立场、文学场域与文化取向

中华古诗词集文字、文学与文化之美于一身,这种特质决定了古诗词教学的美学追求是深度、广度和高度的和谐统一。站定文字立场,意味着对关键字句予以深潜,以此获得丰富的生命感发;拓展文学场域,意味着引入相关诗篇展开对话,以此构建教师的课程意识;强化文化自觉,意味着观照精神人格,以此打开诗歌课堂的文化视野。

是一场什么游戏?——布尔迪厄的文学场与贝克尔的艺术界之比较

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和贝克尔的艺术界在艺术社会学领域影响很大。无论是认为两者基本一致,还是认为"布尔迪厄重冲突,贝克尔重合作",都没有把握两者之间的真正差别。本文以"游戏"的隐喻为框架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布尔迪厄的文学场是一场零和游戏,贝克尔的艺术界是一场游戏;文学场的参与者是漫画式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斗争。场是历史化的,宏观的。它也是抽象的,这与结构主义相关。艺术界的参与者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动,它是形式化的,微观的。它也是具体的,这来自互动主义。两者各有利弊。在研究文学和艺术时,我们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

魏晋“文学自觉”与文学场域的形成

文学产生虽然很早,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场域却是魏晋才形成的,这是"文学自觉"的深层内涵。文学场域是在整个文化场域的矛盾运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学中蕴含的权力因素使统治者依靠不断走向自主性的文学去夺取文化权力,文学场域在整个文化场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文学场的历史发生与文学现代性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理解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布迪厄对文学场的历史发生的理论阐述。就法国文学史而言,这一过程经历了文学场获得自主性、出现双重结构以及生产符号财富三阶段。但文学场并非一个超稳定结构,它面临的内忧是,美学革命的体制化会耗尽它的话语资源;面临的外患是,文学场总是不能摆脱政治、经济资本的操控。但问题是,布迪厄对作为一种普遍性文学建构的文学场的描述是否准确?布迪厄把文学场理论限制在发达国家,那么,它超出欧美之外是否仍然存在一定的阐释效用?事实上,布迪厄本人并没有反思性思考他从属的第一世界的学术位置与他的学术观点之间的语境关联。

自媒体对文学场和新诗走向的深度影响

以自媒体为主导的媒介融合语境,改写了生产、流通和消费共同构筑的文学场域。自媒体将新诗生产控制系统完全交付给读者,读者网民化和零门槛写作的随意性为草根诗人涌现和诗写多元化提供了平台,也潜藏着同质化书写、拆解翻新和个人狂欢的隐忧。但还是有一些诗人依托媒介却不迎合读者,在繁荣的兴奋和突围的焦灼中寻找前路。无论是强化在场感的贴地飞翔,还是引领读者灵魂漫游,或者启开诗歌的神性和媚性,都必须心中有读者也有自我,有大地的痛感也有天空的辽远,要做到诗写方式的高度个性化,将文本连同隐秘神奇的生活烙入读者的灵魂,并在视域交融的磨合循环中提升诗界审美品味,传承诗歌对抗同质化生存的诗性品格。

“80后”青年作家登场的社会学分析——文学场的演变与新入场的文学生产者

从布迪厄的场域和资本的角度可以看出,由于权力场对文学场的控制逐渐松动,以及财政支持政策的逐渐撤离,文学场更为自主,但同时迫于财政压力向经济场倾斜。本文分析了文学场中的期刊和出版社的演变以及它们应对经济场的压力而采取的举措是如何让"80后"少年写手进入文学场的。同时,文学场的新变化也促成了"80后"作家的发生发展。此外,"80后"作家本身的惯习也对他们能成为一个现象起重要作用。

经济资本与文学:文学场的符号斗争

经济权力不仅通过构建雅俗文学的二元区隔 ,以经济资本的宏观调控从外部左右文学生产 ;并通过它的代理人即大众媒介侵入到文学内部 ,通过将受制于市场需求的通俗文学的成功模式设定为普遍原则 ,僭称自己才是文学的合法标准。先锋派不断的符号斗争以其戏剧性和表演性迎合了大众媒介的叙事模式 ,而种种骇人听闻的艺术革命则呼应了大众媒介的时尚逻辑。永无休止的文学创新以及文学体制对于先锋文学毫无节制的经典化 ,耗尽了文学的全部可能资源 ,终于使文学从现代主义走向了后现代主义的大逃亡 ,而后者则表现了文学病入膏肓的全部症状。

中国文学场域视野下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的理论发现与问题

以文学评论"资格评价"和"品质评价"区分为基础,朝向"品质评价"方向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文学评奖。获得事实性发现:其一,政府文学奖作为国家意志体现,处于圆心的主导地位;呈现权力场内文学场建构与配置;"品质评价"标准在总体稳定中随着文学发展水平而不断调整与变化;具有促进文学繁荣与发展的总体效果。其二,国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理解体认的产物,与中国文学形成互动;民间文学奖项被政府奖积极纳入。总体上,文学评奖遵循文学场自主运行逻辑,在艺术特性和权力资本两极摆动和游移。理论性问题体现为:其一,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品质评价"标准体现为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的两分思维,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历史承续性。其二,"政治"到"思想"的继承性具有变迁拓展的空间。其三,缘于"思想"可具体化和转换,从而"品质评价"具有向"资格评价"逆向转换之合理性,给予批评家较大自由和知识生产以可能空间。

现代主义、文学场域与张诵圣的台湾文学研究

张诵圣教授是美国汉学界台湾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她在台湾现代派小说、台湾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大陆学界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她将后发现代国家的现代主义的观照焦点,从时间性的赝品、殖民焦虑,转移到外来文学话语在本土结构中容涵、转化、生根的过程;她用半自律、网络状、具流动性的"文学场域"的观念来扭转一般文学史研究以作家、作品、思潮为中心的实性倾向。张诵圣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线性时间叙述转向共时问题结构,进行关系主义探讨的富于启示的研究模式。

论1978年以来的文学评奖与文学场逻辑的衍化

1978年文学评奖制度的建立是新时期文学制度现代化探索的重要面向。在1978年文学评奖制度下建立的针对各种体裁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体现了文学场与权力场之间共同的逻辑规范。80年代中后期,1978年文学评奖制度下建立的各种全国性文学评奖的沉寂,喻示了形式的审美性成为文学场中占支配地位的逻辑。自90年代以来,经济资本成为社会场和文学场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类型,并改变了80年代建立的文学场等级秩序及已建立的文学场逻辑,文学评奖成为体现不同位置的文学活动博弈的重要场所。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场域与媒介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前承光复后台湾文学的转折,后启60年代文学的兴盛。此时期文学杂志的"民营"状况,副刊非一统的存在状态,都悄然改变了权力场和文学生产场之间的单一支配关系,使控制文学场域的合法逻辑出现了裂隙,并使得作者、编者、读者的性情最大程度地影响文学生产。此种历史境遇中的文学传播,使政治高压下的20世纪50年代仍能涌动起多种文学思潮,也使台湾文学的乡土性、本土性得以延续、流布。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不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被看做文学的断裂。

“文学场域”视阈下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再考察

目前,"现代主义"诗歌阐释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的诗歌实践及特殊的诗学构想。借助"文学场域"研究视阈,可以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与涂抹,深入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群如何占据着20世纪40年代"文学场域"中一个独特的结构性位置,从而发展出自我的文学立场与独立的文学活动策略。

焦虑、游戏、文学场——论文学经典的建构之途

无论是影响的焦虑还是游戏,抑或文学场,都向我们昭示着文学经典处在诸种力量的对抗之中,今人与前人、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政治,等等。也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抗,建构了经典并使之青春常在。所以文学经典建构的问题不只是经典形成的起点问题,而是一个生成问题,即文学经典是处在建构的途中。以这种观点可以有效地对经典建构进行动态的考察。

从“媒介为先”原则看“文学场”的裂变

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史已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文学与媒介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多重互动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媒介绝不只是文学创作的工具和手段;对于作品及传播来说,媒介也不只是作品贮存的载体与流布的通道;对于读者来说,媒介也不仅仅是认识理解文学的门径与渠道。在一定意义上说,媒介作为文学跨时空传播的物质载体,它既是文学生存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也是文学实现社会价值的主要依托,而且还是艺术理念与审美精神的寄身寓所。媒介在与文学长期相互依存的互动过程中,已日渐由文学的形式因素转化为它的内容与本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