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交游与文学:清代索绰络氏英和文学家族建构

索绰络氏英和家族既是清代满族著名翰林家族,也是著名文学家族,共涌现出六名翰林、八位诗人,居满洲士族之冠。之所以成为文学家族,与其家族自觉的文化传承密切相关,同时,家族成员的自身努力和广泛的文学交游也起了促进作用。英和文学家族在文学创作方面成就可观,多有可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政事之余”的创作和诗作(诗集)的散佚,该家族没有出现一流诗人,但不能掩饰这个“满洲科第第一人家”作为一个文学家族群体的存在。探讨英和家族成员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对于认识清代中叶满洲文学家族的兴起以及八旗文学的兴盛都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歌用韵研究——以《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集》为例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以木公为中心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家族的著述是木氏家族精神和文化的集萃,他们的诗歌深深烙印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史与多样的民族文化,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其诗歌用韵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往融合痕迹较为突出。

明代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发展要素分析——以师友与科举为中心

师友和科举等外部要素是推动明朝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发展的有生力量。明代云南文学家族重视择师择友之道,不仅注重家族内部直系亲属的直接教育,还会选择学识渊博或在社会和官场中有影响力的人为师为友。师友可以增强家族势力,使文学家族在知名度上得到提升,扩大了家族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科举制度是文学家族形成和延续家族人才链的主要方式。科举制度指引文学家族对时文的取法,影响文学家族的兴衰,文学家族通过一定文化积淀抵制科举带来的消极影响。师友与科举对明代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时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家族人员选择名师以提升自身文学素质;地域空间内重要人物对于文学家族形成和发展具有双向作用;动态视域下的社会发展和变革对文学家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立足当下学术语境,师友与科举可谓研究明代云南文学家族发展的逻辑起点和问题视域的两个关节之处。

家风家学与宋代莆田文学家族

宋代莆田文学家族数量众多、成员繁盛,且世家数量尤多。世家大族经过世代积累沉淀,产生了一些具有莆地特色的共同家风,具体包括敬宗睦族之风、专意科举之风和重视文教之风。这些家风有力推动了家学的产生和发展。宋代莆田文学家族的家学主要是经学和文学。其经学研究主要表现为理学研究,宋代莆田的文学家族多为理学世家。其文学创作受到理学的影响,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和讲究民族气节的思想倾向,风格上也更刚劲豪迈。理学的思辨性,还促进了各大文学家族文学批评的繁荣。

明代巴蜀文学家族地理分布、籍源与著作考察

明代巴蜀文学家族研究所关涉的“地域性”问题,须置于“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时代背景之中去考察。明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这一时代背景,既构成了明代巴蜀文学家族生长的基层环境,也塑造了明代巴蜀家族文学生产的人文语境,是最具巴蜀地域特色的文化视角,也是解析明代巴蜀文学及其家族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阈。通过博采文献,钩沉文集,细致梳理明代巴蜀文学家族的地理分布、籍源和著作概貌,可以为深入探究巴蜀文学家族的创作机制和文学风貌特色奠定文献基础。

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

近几年文学研究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其中"文学家族学"研究的出现非常值得注意和期待。"文学家族学"之成立,是基于文学与家族之间所存在的特定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联系。它主要通过研究社会、历史、地域及文化风会对家族的影响,探讨各种环境因素对家族成员文学创作、对一时一地乃至更广阔时空文学发展的作用与规律。它因文学与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相交叉而派生,是文学研究力求吸纳不同知识体的思想资源以深化本体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明清回族文学家族文学创作述略

明清时期的回族文人已认同并主动学习儒家文化,加之科举制度推行,回族文人也积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并教育子孙后代,进而形成许多诗书传家的回族文学家族。文章试从时空角度探研明清时期回族文学家族文学创作的整体概况及其特征。

清代中期满族文学家族及其诗文创作初探

满族作家文学在清代中期出现质的飞跃,不仅创作主体与文本数量大增,一门几代作家的文学家族也大量出现。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细致爬梳,依据创作主体的血缘关系将满族作家的创作以家族的方式呈现,并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可以对这一时期满族文学家族产生整体认识,进而归纳出其基本特征。

清代江南家族教育与地域文学发展关系探论——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嘉兴文学家族丛生,地域文学独具特色,文学家族内部教育模式促成地域文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在家族内部,传统家族文学精神召唤起家族成员的身份认同,重视家学、以儒为业、传承家族文学精神成为家族成员的自觉意识。在延展家族文学影响力上,母系教育融合了传统家学和外家文学资源,丰富了文学家族的"优良品性"内涵。清代嘉兴鲜明的家族文学特色,对江南文化和文学地域特色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作用,值得充分重视。

清代中期蒙古族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

清代蒙古族家族文学研究一直为学界所冷落。清中期的蒙古族家庭文学因其民族融合进程中的文化地位及文学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清中期出现了法式善、和瑛、博卿额等文学家族,这些家族因为有着很好的文化传承和文学修养,家族多能文之士,文学创作也较为丰富。

太湖环境对江南文学家族演变及其创作的影响

江南地区自中古以来就渐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薮,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辉煌源地。对于这一突出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做出阐释。而要理解这一地区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上何以形成巨大的创造力,是不能忽视江南的文化地理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

回族文学家族述略

文学家族是中国文学史上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伴随着民族群体的日益壮大和汉语文水平的提高,回族文学家族在明清大量涌现,集中展示了回族古代文学创作的风貌和审美情致。回族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化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回族家族文化在古代回族文学家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持久的促动作用。

东汉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

东汉家族文学一直为学界所冷落。本文着力梳理了东汉文学家族的基本状况,揭示出东汉文学家族的文教特征,分析其成因和影响,由此勾勒出东汉家族文学的来龙去脉和总体风貌。

清后期满族文学家族及其诗文创作初探

在清代中期的基础上,清代后期满族文学家不仅家族主体与文本数量大增,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更为丰富。后期家族创作主体大都有系统而深厚的汉文化教育背景,这些满族文学家族也往往是科举世家,其创作的范围更为广泛,品类更加齐全。

唐代文学家族的地域性及其家族文化探究

唐代文学家族的兴盛,就地域性而言,多集中于两京地带与江南东道,而陇右、剑南、黔中等地区处边隅荒芜之地,文化相对落后,文学家族较少。在文学家族的人员构成上,或父子,或祖孙几代,或兄弟多人。从时间段上看,唐初文学家族多文化世家,除诗文传家外,还擅长经学、史学,而后期一些出身寒门的文学家族则无深厚的文化根基。另外,唐代文学家族的文化属性则丰富多彩,如家族中拥有大量的庋藏,家学内容呈多样化的趋势,既有经学、史学、文学,也有书法、绘画等技艺的传承。在家族的文学实践方面,主要体现为文人创作时的崇宗意识;家族内部的文学研究与交流;郡斋诗文集会的家族化现象以及对家集的编撰等内容。此外,文学家族的家学中尚有变异性的特点,特别是外家之学的传承,既丰富了家族原有的文化传统,又增强其社会适应性,为家族的兴盛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明清方志所见陕西文学家族著述考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虽然在汉唐辉煌一时的关中文学走向式微,但仍然涌现出了以康海、王九思、王维桢、康乃心为代表的著名文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活跃在三秦大地的作家和文学家族大多被文学史所遗忘。现根据陕西方志,以文学家族为基本单位,钩沉明清时期20多个文学家族的著述史料,以期部分还原这一时段陕西文学创作的原生态场景。

出土文献与唐代韦氏文学家族研究

京兆韦氏是世代传承的唐代望族,有关这一家族,近年出土了较多的墓志,尤其是小逍遥公房的韦承庆、韦济、韦希损墓志,逍遥公房的韦应物墓志。本文以韦承庆、韦济、韦应物墓志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情况,对韦氏小逍遥公房、逍遥公房族系的家族文学加以勾勒,以见唐代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之一斑。

清代后期蒙古文学家族汉文诗文创作述论

清代后期是一个家族文化繁荣的时代,少数民族在汉族家族文化的影响下,文学家族也呈现出了兴盛的态势,八旗蒙古文学家族汉文诗文创作群体以科举文人为主,科举为家族文化传承奠定了基础。

魏晋文学家族的家族意识与创作追求

魏晋文学家族有强烈的家族意识，他们既看重家族中的宗亲伦理关系，又注意家族文化传统的“与时推迁”，以求顺应时代潮流而保持家族的稳固性与延续性。在创作上则体现为自信的创作心态，崇雅的风格特征，并注重家族文学创作在承传之中的创新。

从《文心雕龙》中所涉及文学家族看魏晋南北朝的家族教育

《文心雕龙》中涉及众多文学家族的现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盛况的一个反映,当时的家族教育具有家学兴盛、家训流行两大特点;世家大族巩固门第的需要、儒学的式微和官学的衰落以及选官制度等社会历史原因对家族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众多文学家族中,陈郡谢氏家族的家族教育和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其家族成员在诗歌创作上也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