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以情发,因文见道——“文学性研究”旁论

以“古”“今”、“内”“外”、“心”“物”之通会为基础,本文尝试说明主体修养、物我感通进而境界证成为文章之发端、进境及根本义。情以物牵,辞以情发,文章源起于情感,却不拘泥于情感,而是广涉主体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以及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生活世界。“我”如不拘于现代以降之观念成规,即可感通天地消息,得窥万象共在之境。由此开显之境界涵容天地家国人我,足以安顿身心,乃“事功”与“有情”共在之境。以文学研究论,则是超越学究与专家,由通人朝向思想家的境界。“文学性”和“文学性研究”的进境与要妙即在此处。

在场、及物与灵光:文学性若干特征辨识

文学性难以被说清,其在场却毋庸置疑。把握文学性也许只能靠心领神会,而非总结或分析。文学性不是一个幻相,它是缥缈的,但不是虚无的。从文学经验和现象中,借助参照和比较的视角,都能感应到文学性的存在。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既及物地介入历史与现实,融于社会总体意识形态中,又时常疏离于真与善及其他意识形态范畴,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自身主体性。文学性是文学城堡的灵韵之光,是文学创作的原真性、创造性和历史感,在文学泛化、衍化和图像崛起的时代依然不会消散。

“文学性”与文学批评美学范式的重建

“文学性”不断成为文学批评活动中的热点话题,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当下文学批评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呈现出理论批评界对社会问题、学术问题、文学问题的重大关切。如何在新的文学批评范式下建构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依然是讨论的焦点。从“重写文学史”到“文学性”问题的讨论,表现出因为文学性的缺失或非文学性因素的增强而引发的焦虑,与此同时,相关文学理论或批评方法诸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等的引入,但往往出现与其问题讨论初衷不尽一致的现象。因此,在文学批评活动中,重建文学批评话语及其美学范式,是“文学性”问题讨论的重要目标,如何回到文学常识,在价值重构中重建文学性,是一个需要直面并回答的问题。

“文学性”研究阅读札记

对文学性的寻求,是新时期文学在八十年代追求文学“现代化”的语境中找到的确立自身“独立性”和“独特性”的方式,其核心是把文学从此前的诸多束缚和教条中解放出来,“文学性”或“纯文学”也由此作为一个问题一直在当代文学后续的进程中延续。随着八十年代的骤然终结,当代文学在90年代呈现出向私人领域“退守”的倾向。1990年代末、21世纪初兴起的“底层文学”写作重新具备了某种“历史尺度”从而走出了“个人化”写作的局限,展现出“文学性”的社会问题视野,而同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也呈现出“政治化”或“历史化”的倾向。在今天有必要重提“文学性”“纯文学”问题,这是文学研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核心要素。

“审美理想主义”的批评实践——从“文学性”角度观察黄发有的文学批评

黄发有文学的批评恪守“文学性”原则而又独具特色,可以称为审美理想主义批评。关于“审美”,他主张审美自律,视真实为审美根基,捍卫创作者的个人性;“理想”则被理解为超越现实的价值向度,反思和批判现实的绳墨。他以审美理想主义为标准考察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流变,认为这些创作呈现为精英审美、先锋美学和含混美学等多种形态。与其他艺术形式相较,文学最擅长的表现领域是心理与情感。黄发有从这个角度考察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区分出宏大抒情(或群体化抒情)、个人化抒情、碎片化抒情等几种类型,勾勒出文学创作屏蔽心理、逐步滑向“冷淡美学”的历程。黄发有十分推崇文学的原创性,认为原创性基于写作者的个人性,离不开对现实的介入,不能脱离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个人性的坚守、自觉的现实介入意识和开阔的历史视野是他文学批评的突出特色。

21世纪诗人陌生化写作与异质“文学性”的建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个人化写作更趋私密,诗人们在单一叙事性或抒情性观念支配下的诗学实践也变得相对封闭,尤其是对接现实经验后,“文学性”逐渐弱化,而更具陌生化的诗意就成为诗人创作的内驱动力。在观念调整之后,有些诗人开始强调陌生化手法的运用:词语的重新构图与戏剧化呈现,以“脱序”书写来构成新的诗歌生产机制,同时还以反讽与戏谑式表达构建异质性的诗意。在语言与技艺层面之外,还有些诗人钟情于对各种经验的变形,以形成更丰富与复杂的“文学性”审美图景。这些观念与写作模式的变革,其意图在于以陌生化写作来建构异质性的诗歌美学,并赋予未来诗歌以更开放的探索向度。

人工智能写作的技术化、创造力与文学性

学界对人工智能写作普遍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认为人工智能写作缺乏创造力和文学性。但事实上,人工智能写作是20世纪60年代“文学机器”理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从“文学机器”到“机器文学”表征了文学与技术之间的融合互动。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写作既更新了已有文学经验和知识,又为文学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势能、方法和路径,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展现出明显的创造力。因此,人工智能写作的文学性不仅集中在文学语言和形式层面,更在于人工智能技术激活和重塑了文学性,而文学性又为人工智能技术注入了人文精神。

“文学性研究”与批评的三重面相——以汪曾祺研究为中心

以汪曾祺研究为中心,系统探讨“文学性研究”与批评的三重面相,强调文学性研究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意义。首先,以批评方法的文学性为立论点,阐释文学批评方法本身蕴含的文学性特质。汪曾祺研究中,研究者从语言观、民间文化书写、细读批评等多元视角深入作品内核,充分展现了批评的文学性,进一步激活和发掘了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学性。其次,从批评文本的文学性看,文本分析过程中呈现出的文学性不容忽视,重申了批评实践中批评本身的文学性。最后,在文学性的同构层面,以批评的文学性观照作品的文学性,凸显了批评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以及在这种互动中如何实现文学性的共同构建和意义的再创造。这三重面相相互交织,共同揭示了汪曾祺研究中“文学性”的丰富内涵和多维度特征。通过对汪曾祺的文学性研究,在深度理解其作品的同时,聚焦批评的文学性指向,为当下的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孙犁散文的文学性追求

孙犁曾尝试多种散文文体的写作,努力开拓散文的文学性空间,成为现代散文史上出类拔萃的“散文文体家”。孙犁的文学散文继承了五四散文的自叙传传统,以突出的个性闻名于世,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追求“真情”“真相”,不惧外部纷扰,体现对现实生活的真诚拥抱和对人生丰富而深切的理解。孙犁还是出色的散文理论家,其散文理论和写作实践呈现双向互动关系。他在五四以来散文思潮背景下思考散文写作和发展问题,在中国古代传统和五四文学传统的整合中,为我们勾勒了散文文学性的基本特征。孙犁六十年的散文活动,体现了他接续传统的自觉,文体创新的自觉,理论建设的自觉,成就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的不朽地位。

黄子平“作为方法的文学性”与“十七年文学”研究

“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一个难题。黄子平“作为方法的文学性”将“文学性”作为一种方法,其核心要义是在宏观视野与微观细读的综合中将文本读成“文学”,读出“文学性”。他将这种方法应用于“革命历史小说”的解读上,为我们重新理解“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提供了新的路径。此路径首先将“十七年文学”文本读成“文学”;其次,在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脉络里读出此种“文学性”的独特性;最后,从“文学性”的视野批判文本。从当代文学研究史的角度而言,黄子平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中间意义。

文学性是对生活世界的疏离性介入——关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再阐发

文学作品没有内外之分,凡有贡献于一件文学作品之形成者,无论其原为文学常见常用的形式和手法,抑或作为素材的现实内容,都处在并属于文学作品“之内”,但这一“之内”并非假定尚有文学“之外”的存在,而是说文学“自身”。作家诗人在构造文学“自身”时,总是在文学性与非文学性之间进行有意或无意的比对和切换,而读者的情形同样如此,虽身处其外,然同时亦在其内,换言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同时并举。关于读者,再分解言之,其一方面体验着作者的内内外外运动,而另一方面也在进行着携带其个人特性或信息的内内外外。文学性成就于一个内外之分,但同时还瞬息不停地拆解这一内外之分。文学性非此非彼,但又亦此亦彼,更准确描述,文学性在乎彼此之间。

文学批评的文学性维度及其限度

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要在审美意义上实现增值,需要打破现有观念与规约,进入一个多维度的理解空间。这包括天、地、人、文、心五个维度,并且需要进入“天地道心”“文心”“人心”之中。以“天地之道”超越“人之道”,以“人之道”“文心”“人心”克服天地之道的局限,才能充分发挥文学批评的本体性、文学性、精神性。从多维度理解文学批评的文学性也要注意强化贴近文本、透入心灵、突显育化,否则就容易陷入空洞玄虚、知识崇拜、理论固化的窠臼。

张艺谋电影歌曲的文学性和音乐性融合研究

通过对张艺谋导演作品中的原创歌曲进行分析,发现其文学性体现在对深层文化寓意的挖掘,充分展现地方色彩与民俗传统以及构建诗意语言与象征艺术。同时,张艺谋电影中原创歌曲的音乐性则表现在融合传统与现代的音乐风格,创新运用民族乐器,旋律与画面的视听协同以及音乐结构与电影叙事的紧密结合。其原创歌曲文学性与音乐性的融合表现在对文本与旋律的互补与深化,文化符号与音乐风格的相互映衬,歌曲情境与影像场景的互动共生以及歌词与旋律结合来增强角色的性格刻画。

论《郡斋读书志》别集类提要的史传色彩和文学性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别集类提要是志人提要而不是志书提要。晁氏剪裁大量史料组成提要并且在其中寄寓褒贬,发扬史家精神,还巧妙运用“议者”这一角色,用史家按语进行人物品评,表现历史判断,使得别集类提要展现出浓烈的史传色彩。形成这一风格特色的原因,一是晁氏具有强烈而深切的历史意识,并想要取得参与当代历史诠释的话语权;二是受晁氏的性格和仕宦经历影响。其中,《郡斋读书志》别集类有些提要呈现出“小说化”和“诗化”的特征,表现出相当的文学性。这是因为晁氏撰写别集类提要多用“文学之辞”,通过辑录细节描写表现人物形象,并多以诗句入其中;他还参照笔记体著作的故事性以及传奇色彩,为晁氏别集类提要的文学性增添了光彩。

图像之维:虹影作品文化转译中的“文学性”问题

文化转译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不可或缺的环节,其要义是对作品“文学性”的翻译和阐发。本文从“图像”这一独特维度出发,探究虹影作品在文化转译过程中,视觉元素如何对“文学性”的阐发产生助力或偏离的张力性关系,进而分析这种关系对作家身份和作品整体意义的构建所产生的影响。在作品到商品转化过程中,外译本封面会给读者带来无意识的“前理解”;从文本到荧幕的过程中,影视语言会对作品“文学性”进行“再塑造”;作为符号化的图像,作家多元身份也会参与到其作品“文学性”的构建中。

“文学性”的内核与格非创作的展开路径

格非在“十年一日”的小说征程中,以“文学性”这一层累的晶体作为故事内核,延展出对历史、生命等命题的思考。“先锋时期”的格非以语言和形式作为介入历史的文学密码,在多重元素的角力场中,发掘语词的可能与审美的自由。到了1990年代,格非则以“向外探寻”和“向种子回归”的姿态,从市场的资本之网和文学的尴尬处境中突围,在谦逊而繁复的书写中构建文学的“魔山”。而新世纪以来,格非以经验的召唤书写人事的错杂,同时以叙事的变奏让对历史和现实的描摹“重回神秘”,从而克服信息化时代故事祛魅的难题。

《废都》批评史中文学性维度的隐与显

在《废都》批评史中,隐含着一个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中文学性维度的变迁史。1993年,《废都》出版后便遭遇道德批评,其背后是错位的文学性,致使真正的文学性价值遭到遮蔽。1990年代文化研究兴起,使《废都》被视作文化文本,批评转向其背后的大众文化。随着21世纪历史化研究范式的确立,《废都》被视作重返历史现场的重要史料。从方法论上看,文化研究和历史化研究范式或多或少会压抑对《废都》文学性价值的关注,但文学性又以特殊的形式隐含于相关批评实践中。另一类坚持从文学性维度出发的批评者对《废都》的心灵真实、本土经验等文学性价值不断进行探索与阐释,彰显着文学性研究的当代内涵。

论陈思和文学性研究的理论创新与探索

陈思和始终致力于在时代的喧嚣中发现真正的艺术创作,其在文学性研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与探索。在“民间”审美立场层面,陈思和提出于主流文学标准之外的“非文学性”中存在着另一种“文学性”,莫言、余华小说中的粗鄙、怪诞是民间的美学与力量,应放到民间文化立场下去理解;民间隐形结构、“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历史·家族·神话”叙事模式、恶魔性、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是陈思和以审美为标准重建文学性的几种理论创新与批评实践;文本细读是抵达文学性的有效途径,也是陈思和秉持和倡导的理念与方法;以文本为依据,以文学性为标准,以理论为方法,以世界为视野,讨论中国的问题,也许是解决当前文学界焦虑的一种有效途径。

在中介中的“文学性”——21世纪以降吴晓东的批评实践

如何防止“文学性”在各种非本质化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冲击下继续破碎化,如何把握深入文学本质时“文学性”的讨论分寸,是今日重提“文学性”研究尤须谨慎的论证关节。以21世纪以降吴晓东的批评实践为方法,试图清理出一条“在中介中”的“文学性”建设线索,经由“在中介中”的“境遇”“远景”“寓言”三个向度,建筑出“文学性”可资运作的内部结构,并勉力勘测出能够凿开文学核心要义及其主体性深度理论的批评矿脉。

作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文学性——以陈晓明的文学研究为中心

文学性作为文学批评与研究的重要构成,陈晓明对其本体性概念与方法展开了详细界说与实践。他辩证解读了解构主义对“文学性”的阐释,反对德里达将文学性乌有化的激进姿态,但赞赏保罗·德曼与哈罗德·布鲁姆的解构批评对文学的建设意义,从而确认了文学性作为本体论的价值。先锋文学研究与文学现场的动态追踪等实践表明,陈晓明的批评与研究深刻践行着文学性的方法论。他同时还将文学性方法论与研究者的个人主体性生成结合起来,对主体的知识结构积蓄、文章风格的个性生成、主体的批评修养等方面的理想形态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