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机制与智媒时代文学生产的美学逻辑——兼及“文学终结论”的算法想象与可能性进路

作为智媒时代的神经中枢,算法传播的文学介入是这一技术形态进驻人类社会实践的深度模式,中西艺术史中的数学观念及其审美实践为理解这一技术话语提供了经验参照。就文学生产而言,ChatGPT相对微软小冰对自然语言建模的迭代与升级在佐证人工智能文学生产强大势能的同时,对文学的创造性议题提出了挑战。算法在文学传播与接受层面更为成熟的表现形式则跳出人工智能文学生产的视角,在更为宽泛的智媒技术立场审议文学的算法实践议题,其形构的定制化的文学接受、虚拟化的社群互动、更具“劝服性”的文学召唤结构以及文学消费的“信息茧房”效应成为这一技术形态深度影响文学传播的典范表征。算法对于文学场域的介入重新唤起对文学终结论的思考,其引发的文学生产主体的身份危机赋予文学终结论以新的考察立场。

生产什么,为谁生产——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论的文化领导权视野

马克思从特定历史形式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出发,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文学生产。文学生产论内在地具有技术、阶级、意识形态等维度,生产背后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协商构成文化领导权这一重要视野。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过程也是不同生产要素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动态过程。这一视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获得进一步发展。引入文学生产论的文化领导权视野有助于为我国当下的新型文学生产实践拓展研究路径。

期刊编辑、商人与诗人身份的多向互动和文学生产——论宗仁发及其诗集《大地上的纹理》

宗仁发不仅是编辑,还是商人与诗人,他以不断变换的身份在文坛中穿梭,他在《关东文学》和《作家》的编辑实践中兼顾文学性与市场性,以独特的编辑眼光和诗人气质,对期刊进行改版,提升了期刊质量。作为一位诗人,宗仁发的诗集《大地上的纹理》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审美风格,以诗歌返乡、文学返乡或精神返乡为主题,在确定与不确定的转换中,使诗歌在精神向度完成了向上探索和向下挖掘,也完成了虚实之间的融合。

从膜拜意识、终极价值到虚指符号——文学生产中媒介意识形态的演变

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交流的重要介质,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文学生产的过程,改变着文学的传播和存在形态。无论是口耳相传的语音文本、承载语言符号的书面文本还是依托电子技术的图像影像文本,都显示媒介蕴含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媒介与意识形态的互融关系,突出表现在从膜拜意识(语音文本)、终极价值(文字文本)到虚指符号(图像文本)的演变,以此窥见作为载体的媒介在文学发展中的生成逻辑及文本构成形态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

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复杂性与偶然性——以《红岩》为例

当代文学研究可以从文化研究对文化产品生产过程的个案式研究中借鉴可以利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注重对一件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过程不同阶段之间的接合进行研究。根据这种方法,《红岩》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详细挖掘和梳理小说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细节,并发现生产过程当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停顿和继续、断裂和"接合",进而发现生产过程发生停顿和断裂的内在原因以及得以继续和"接合"的外部条件和偶然机缘。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红岩》生产的全部过程,也同样是由几个不同的中间有断裂的部分组成的,这几个部分的"接合"产生了生产过程的全部秘密或复杂性,让我们认识到即使是作为官方文学的"革命文学"的生产也并不是"必然的、注定的、绝对的和必需的",而是由种种历史条件和偶然机遇的结合促成的。

迭代渐显:融媒时代与文学生产的几副面孔

文学生产视野中的纯文学期刊如果将目光停留在1980年代中期,包括1970、80年代之交,谈论文学生产与纯文学期刊(新时期以来,广义的文学期刊包括传统的专业性的纯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也包括通俗性文学期刊《读者》《青年文摘》等,此外,偏重知识性、学术性的《译林》《读书》,以及近十年来出现的“70后”“80后”作家创办的新锐期刊《最小说》《鲤》《文艺风赏》等也位列其中。

文学理论关键词:“文学创造”与“文学生产”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关键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换,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即"文学反映"被"文学创造",继而又被"文学生产"所取代。这一变化并非无足轻重,在它背后隐含着文学观念变革和文学研究范式变更。创造论张扬主体性,鼓吹创作自由,强调文学自律,以主体地位的绝对优先来抗拒现实束缚;生产论则把文学活动置于生产、传播、消费、再生产的总体过程中,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大背景中来考察,并努力揭示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文学体制、生产机制的密切关联,强调文学生产的他律性。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研究范式和两套理论话语,两者间有着相互抵牾的不相容性。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展开,知识分子真切地感到自己已从被改造对象转而成为改革的主体,看到了自由言说、施展才华的机遇,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文学创造论一时间成为知识分子张扬自我的豪言壮语,成为文艺学界压倒性的主导性话语。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权力格局,打破了文学场域的自主性,文学本身已不由自主地沦为商品,成为他律的产物,知识分子也日益被边缘化。文学生产论取代文学创造论,实际上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日渐丧失文化权力的现实处境,无可奈何地接受操控的结果。

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

借助网络这一独特的媒介平台,商业力量很容易对文学创作活动形成一种根本的控制,这种控制几乎遍及文学活动的所有重要方面。这意味着文学的一个发展趋向:如若网络成为文学传播的主体媒介,文学生产的主体部分将自然纳入到商业生产的体制中。这种趋向短时期内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从长远的角度看,则存在着诸多值得忧虑的因素。

论仪式的文学生产与阐释功能:基于诗歌的讨论

仪式具有文学生产和文学阐释的双重功能。其文学生产功能来自仪式主体心理层面的剧烈的情感活动及其行为过程所具有的表演性,而它的阐释功能来自于象征所具有的自我说明能力和结构。以诗歌为例,诗歌既是仪式活动的口头仪式部分,同时在仪式活动中借助象征触动受众的内心体验而被理解和阐释。

“真人真事”写作与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

"真人真事"写作是1942年以后在解放区盛行的一种文学写作方式,最早起源于工农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文学宣传活动,其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30年代左翼的文学大众化论争对真实性和典型性的政治化追求。解放区的"真人真事"写作有知识分子型和工农兵型两种类型。知识分子型的"真人真事"写作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向工农兵大众的被动归化过程,工农兵型的"真人真事"写作本质上是工农兵大众对革命意识的主动认同过程。"真人真事"写作的盛行促成了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完成了文学大众化所负载的教化功能。

文学生产性如何可能?——丁玲《在医院中》释读

丁玲《在医院中》系争议之作。合观小说文本及丁玲事后的检讨草稿,丁玲试图以《在医院中》回应延安政治经济机制之下文学如何保证生产性的问题。这是革命内部的新启蒙,关涉文学、身份与政治,也关涉延安政治经济机制与启蒙之间的排异与消溶。丁玲在此展现了形式大于思想时的危机意识,也就文学如何表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做出了纠结的努力。文学生产性的可能,对于丁玲而言,或即在于其危机意识和纠结。

从“文学媒介”到“媒介文学”——传媒时代文学生产的技术维度与审美逻辑

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形式介入文学生产由来已久,其潜入文学生产场域所发挥的价值主导机制遵循着由"隐"向"显"、由边缘向中心的衍变规律。现代传媒语境下文学生产的技术释放实现了文学本体的多元嬗变——多元化的符号表征替代了一元化的语言生产、"超文本"的链接推动了文学意义的无限供给、集体化的创作机制化解了权威性的作者在场以及大众化的文本互动摧毁了文学生产与批评的准入壁垒,而由此形成的"媒介文学"这一现代文学样式却又在文学性、意蕴性以及消费化等层面产生张力,其在丰富现代文学审美形态的同时对技术介入文学生产的阈限与走向同样值得警醒与思考。

从创作到制作:网络新媒体视域下文学生产方式转型

以原创文学网站和自媒体为平台的网络文学活动催生了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在文学生产方式上实现从创作到制作的根本性转变:作家的写作重心从写"我"到为"分众"的审美趣味而写,以满足网络时代文学消费需要;在写作模式上,从适应类型化模式化写作到超越模式化,以抵御机器人写作带来的挑战;资本力量推动文学产业化,在文学体量上,要求从文学小作坊转变为大规模批量化文学生产,文学生产者用团队写作来替代个体知识累积所需要的时间资本。这些转变将推动文学范式的根本性转型,也将塑造一种新的文学生活:作家个性消解、"作者死了"或成为现实,文学的"灵韵"如何在转型中延续、保存,是新媒体革命中文学面临的新问题。

《人民日报》与“十七年”文学生产

《人民日报》发表的文艺社论、编者按、文艺消息、读者来信、作家检讨、文艺评论、文艺作品引导着新中国作家的创作方向,规约和促进着"十七年"文艺的生产及其价值诉求,进而建构起具有党性原则的新中国文学制度。而这对于当下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典范作用。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生产与传播

新媒体是近些年来中国最热的关键词，它在迅速改变中国。文学作为新媒体主要传播的内容之一，就更不用说了。新媒体已经犹如空气一样进入我们的生活，文学生活也因为新媒体而焕然一新。余秀华的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夜间通过微信红遍大江南北，而其人也迅速从一名无籍籍名的民间“脑瘫”诗歌爱好者成为著名诗人，甚至成为一线诗人。

媒介革命与文学生产链的建构

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媒介革命,直接影响着文学产生链的建构。柏拉图提出的诗歌生产链的问题是文学生产链理论的先声。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双向互动的理论为文学生产链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文学生产链建构的过程中,存在着社会主义文学的核心价值与社会效益的关系,独创性、民族性、时代性与平庸性、时尚化、全球化的关系,物质化、图像化与文学纸质存在方式的关系,技术理性与艺术地掌握世界的关系等四个问题。《哈里.波特》成功打造文学生产链的实践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批判——关于“作家学院化生存”的思考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高校,担任教职,选择"学院化生存"的方式。作家"学院化生存"既是新世纪之交文学场的裂变和学术场的膨胀的结果,也体现了一批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试图拯救颓败的文学生态、拯救人文教育的努力。但是,进入高校的作家似乎并没有改变高度体制化的高校坚硬的现实,相反有被高校同化的危险。作家选择学院化生存至少面临三重困境和难题:第一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文学的"下生活"与"上生活"的问题;第二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知识生产逻辑和文学创作逻辑自洽的问题;第三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学院政治对文学自主性的伤害问题。

孙犁的编辑与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别一种贡献——兼及文学生产的内在规律

孙犁通过《文艺周刊》这一平台,以编辑的身份,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在对文学新人的认同、赞赏和批评中,参与到了文学新人的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学新人还没有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之前,孙犁的认同便带有了伯乐识马的特质,显示出了孙犁独具慧眼的审美判断力。孙犁通过编辑这种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他对新时期一批文学新人的培养、认同和提携,构成了文学生产的良性循环,显示出了文学传承与发展的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