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视阈下的文明对话

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与发现是文化自信的逻辑前提,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方法论基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断遭到质疑甚至否定,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以时代精神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再次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由此,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和而不同”正是中华文明贡献给全球的世界文明对话之道。

泰戈尔科学观及其跨文明对话

从科学态度的角度看,泰戈尔由崇尚科学转向反科学、访华期间发表反科学言论有两个触发因素。一是将科学与西方物质文明相联系,在西方物质文明与东方精神文明二分的基础上提倡后者反对前者,其文明划分和视科学为西学都有偏颇。二是将科学技术与自然相对,并基于自然情怀对现代科技文明破坏自然的现象感到忧虑,是具有超前性的洞见,但却开错了药方。从科学认知的角度看,泰戈尔从与艺术相对的角度认识科学,从而把握科学与艺术的不同本质和特点,具有合理性。泰戈尔的科学观本身具有很强的对话性。他与爱因斯坦进行的关于科学、宗教与真理的对话,是东方与西方、艺术与科学的深度交流与碰撞。他以梵我同一宗教哲学为基础的科学观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不为爱因斯坦所认同,却对海森堡有所启发,给量子力学为代表的新的科学研究带来了东方智慧。泰戈尔科学观与胡塞尔、鲁迅等同时代东西方思想家的科学观具有可比性,其相通和相异都是跨文明对话的思想资源。

文明对话时代的理一分殊——刘述先跨文化传播思想探赜

以刘述先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面临“文明对话”和世界性跨文化传播新局面,其理一分殊的跨文化传播思想表现出“天下转向”与“本体论转向”的趋势。“理一分殊”是被赋予了现代性内涵的中国式、儒家式话语,是跨文化传播的“规约原则”而非“构成原则”,它有力地消解了当今文化全球化与在地化的矛盾、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以及中西方文化之间的隔膜,但仍存在“理论上不足”与“实际上无用”的缺陷。

相互尊重 文明对话

在公元13世纪,一位欧洲的年轻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从家乡意大利威尼斯一路旅行来到了中国,他在中国旅行时间长达20年,所到之处都令其印象深刻。回到欧洲后,他被人戏称为“百万二世”,因为人们认为他把自己的经历夸大了一百万倍。欧洲人很难相信,宋朝的两个都城即开封和临安的人口,都达到了100万到200万之间,比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巴黎还要多15倍。关于中国辉煌的故事让人震惊,令人难以置信。

传播的逻辑:寻求多元共识的亚洲文明对话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文明交流和对话的历史,文明的交流和对话呈现着传播的多元逻辑特征。本文分析了文明对话的特征和逻辑,立足于中国在亚洲文明对话中的角色和重要作用,探讨亚洲文明对话的现实基础与发展困境,从多元共识推动命运共同体、"中国经验"构建发展共识、文化的交流、互联网中的文明对话等方面提出促进亚洲文明对话的路径。

从宗教对话到文明对话的途径和前景——以中国宗教为例的探讨

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当代全球化的人类社会扮演着令人注目的角色,其中当代世界的许多热点、难点问题或多或少都与不同民族—宗教之间的误解、误读和摩擦、冲突相关联。因此,积极开展和探索宗教对话的新资源、新途径、新观念,就需要不断开辟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参考资源,从而为文明对话的努力前景提供比较可取而可行的路径,是宗教学界和理论界共同的责任。本文在以中国宗教的传统为个案的基础上,梳理了宗教对话和文明对话的现实性、可能性,以及为营造和谐发展社会具有的重要性。

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是人类文明交往的理性形式。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中有许多重要思想资源,需要加强研究与开发,这是更深度反思的文明对话。对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这些重大文明典籍中的共同文明理念,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这是文明自觉者应负的历史责任。

古代中国足球与现代英国足球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基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辩证统一,阐释古代中国足球与现代英国足球的历史变迁及其相互关联。认为:两国足球的历史紧密联系着其民族、国家的命运;文化本能的守持与调和支撑着西方足球的现时强盛,而文化本能的磨损与偏废促成中国古代足球早衰及现代足球振兴的艰难;基督教信仰保存与维护着现代英国足球的个性,而儒家文化限制古代中国足球的个性乃至积重难返。

文明对话模式之争: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

普世价值文明转型模式和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对话模式。前者实际上是把西方文明的某些核心价值奉为普世价值,并要求弱势文明以此为标准进行改革和转型,最后融入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之中。这种对话模式容易引发文明间的外部对抗,妨碍对话各方深入认识自己的核心价值,并掩盖自身的视觉盲点。后者则强调各文明在对话交流中反省自身原始责任意识,认识自己的核心价值,在对照中揭示自身视觉盲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更新。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应该成为未来文明对话的主导模式。

文明对话与当代新儒学的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中,文明的背景和宗教的意义正在凸显,文化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现实性与根源性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消除隔阂需要理解,化解矛盾需要对话,文明之间的会通与对话已成为顺天应人的浩浩大势。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刘述先,在与世界各大文明传统做广泛交流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儒学发展的新课题,拓展了儒学的论域以及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空间,为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文明对话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当前中国哲学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深度反思过去和寻求范式突破的关键时期,由学科层层分割和研究领域之画地为牢所形成的僵固观念和习惯方式,严重制约了中国哲学的创新与进步,如何打破中哲、西哲、马哲之间的重重壁垒,在颇显零碎而又隔膜的视阈之内重塑中国哲学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急迫任务。新的中国哲学系统的整合与构建,特别需要包容的气度、开放的胸襟和不断的反省与调适,而开展文明间对话,在不同文化系统的相互激荡之中重新确立自我的身份性,找准自己的位置,可能是进行有效之建设工作的重要一步。换言之,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只有在文明对话的互动和锻淬之中,中国哲学才能够走向世界,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儒家的恕道是文明对话的基础

儒家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提倡兼容并包,是一个学习的文明、包容的文明、对话的文明。

国家利益实践还是文明对话?——理解公共外交的一个分析视角

公共外交承担着国家利益实践和文明对话的双重任务,实质是二者互动的产物。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增进彼此对话与沟通的文化交流机制,有助于缓减存在的文明冲突,但在公共外交背后始终存在一个政府谋取国家利益的影子,通过输出文化、国家理念和制度而获取国家利益。公共外交作为二者的工具在目标取向上存在一定的差距。文明对话的内在趋势是公共外交展开行动的结构背景,其目标受制于结构的约束,但作为一个行动者受国家利益的内在意志驱使一直存在突破结构限制的动力,二者始终保持着一种内在的结构张力,导致公共外交在二者相互促进、相互钳制的矛盾中向前发展。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与文明对话

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演变趋势是对话而非冲突。文明的冲突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威胁。东西方只有通过文明对话,并在了解自己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才能获得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才能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偏见,21世纪的人类才能和谐共处。

经济全球化视野中的文明对话——兼论亚欧合作的文化基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扩展 ,各种文明之间的互动也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与文明、文化多样性之间不仅不冲突 ,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相互促进。在处理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时 ,我们必须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这三种倾向 ,积极倡导和推动文明对话。在新形势下 ,文明对话将为亚欧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牢固的文化基础。

文明对话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许美德教授为出席2018年在柬埔寨召开的亚洲比较教育会议,用时一年查阅文献,研究在柬埔寨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吴哥文明。她发现,印度僧侣对佛教的传播是吴哥文明兴起的直接原因,古印度的塔克西拉大学和那烂陀大学扮演了佛教文化传播中心的角色,吸引了不少中国高僧前来游学,佛教传播对中国书院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有趣的是,系统记载佛教传播经历的资料出自中国古代高僧,印度大乘佛教为妇女研究学术开创了机会。中国古代书院展现了中国文化特色,中国的"双一流"建设也应当秉承中国文化的特色,着力在促进人类和平和消除贫困上发挥更大作用。西方研究型大学模式不是"一流"大学的唯一模式,中国"双一流"建设不应盲目地跟着西方大学的排行榜走。

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论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观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一发表,在世界上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观是对这一思潮反映的产物。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观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他通过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揭示了文明对话的时代内涵;第二,他主要借助于雅斯培尔斯"轴心时代"理论,通过时启蒙反思和多元现代性论域的开展,论证了新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后,主要讨论文明对话的三种形态,指出新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的一些基本预设。

“一带一路”倡议在伊斯兰世界的传播:战略能力与文明对话

伊斯兰世界与中国拥有深厚的历史交往传统,广泛的现实合作基础,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力量。作者先后走访伊朗、阿联酋等伊斯兰国家,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探寻"一带一路"倡议在伊斯兰世界传播中面临的挑战,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在伊斯兰世界传播的战略与路径。调查显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中存在"双向刻板印象"问题,伊斯兰世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当代认知与未来预期存在较大反差,对中国企业在伊斯兰世界的经贸活动存在许多认识误区。在建设"一带一路"的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对伊斯兰世界的传播,要着眼于构建人类新文明的战略目标,全面提升战略传播能力,加强对伊斯兰世界的认知研究,创新传播理念与手段,拓展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的途径。

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

通过对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理论的反思,必然引出"文明对话"的论题。从对现代化、西化、全球化概念的历史反思,提出"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以及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儒学是否有第三期发展前景"问题的认识;从"文明对话"、"文化中国",论证儒学创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文明对话“三部曲”:差异、碰撞与整合——兼论中国“回儒”对话的历史轨迹

在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下,人类不同类型文明的对话是必要的和必然的,其对话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基于文化价值平等性原理的理性思考以及人类文明对话的历史性考察,不同文化或文明平等对话基础上的有效整合是现代文明交往的公正而合理的选择。差异、碰撞与整合是文明对话的三部曲,不仅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更存在着历史的现实性。中国“回儒”对话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