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冲突论”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范式与发展趋向

文明范式是指某一社会文明形态赖以运行的基本的发展模式、制度框架、价值理念等组成的有机构成体系。在西方现代化语境中,文明冲突论被视为理解全球政治的文明范式。文明冲突论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重视,但这种带有先验性的论调无疑会加剧文明间的紧张关系,既不利于文明间的交流对话与和平共处,也与生态文明的转型不相适应。文明冲突论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具体表现为理论上的割裂性、方法论层面的唯心主义以及价值观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的契合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文明范式,它生成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中,是中华民族文明自觉的新时代样态,在理论话语、方法论和价值理念上全面超越了文明冲突论。集多样性与统一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人民性与时代性于一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代表着文明范式的发展趋向,也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以文明范式认识武术整体入奥后的文化缺失与质变——武术整体西方竞技化发展的悖论及武术播化模式的再讨论

武术文化做为中华文明内涵因子之一,孕育着丰富完整的民族文化特质。随着武术申奥工作的逐步深入,就武术入奥后的文化缺失问题,进行粗浅的分析与阐述。并就武术发展、传播过程中的多门派、多拳种、多技法等历史事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力求探索一条适合武术整体文化自我伸张的最佳途径。

重新认识“文明范式”

“文明范式”没有严格的概念上的界定。评论者对“文明范式”的理解存在误区,即将“文明范式”和“文明冲突论”混淆。“文明范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塞缪尔.亨廷顿对“文明”理解的矛盾性上。

“文明范式”论争回顾与思考

“文明范式”是构筑“文明冲突论”的基础,也是学者常常忽略的问题。在回顾其论争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一些批评者对它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对其进行重新的评判,可以消除误读、揭示“文明范式”自身的缺陷,为这一范式的继续研究提供新的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范式的逻辑理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范式是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图景的一条重要线索。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作为历史发展基础的生产力出发,揭示出文明作为“实践的事情”“社会的素质”和“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的本真含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进行了全方位诊断和批判性反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困顿与危机实质上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由物对人的非法统治所造成的系统性的文明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站在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高度,以辩证性的历史眼光重新审视以资本为主体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以结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擘画出人类文明的崭新图景。

重新认识“文明范式”

把“文明范式”和“冲突论”进行明确的区分,是重新认识“文明范式”的基础,有助于对整个“文明冲突论”的宏观把握;但这项工作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文明范式”体现着“文明冲突论”的主要精华,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对亨廷顿化的“文明”概念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改造是弥补缺陷的必然要求。

文明范式的当代转换与价值观的变革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由工业文明范式向生态文明范式转换的时期。要实现这种转换,就必须实现一场价值观的变革,确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适应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的生态发展价值观。

生态危机与文明范式的转换

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耕文明,正处在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态危机。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和超越,是从生态危机中引发的忧患意识出发,对人类世界观、价值观和发展观的深刻反思和变革。

从文明范式看人类文明转型与中华文明复兴

从文明范式的角度看,人类文明转型与中华文明复兴,构成了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取向。这场新的文明互动,将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文化艺术革命和哲学革命为总动力,以新的哲学与美学革命为主脑,以建构知识上升为智慧、技术上升为艺术、片面的人上升为身心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以确立“适者生存,美者优存”的新生命观与新实践观为内涵,在总体上体现一种新的创世纪精神与日常实践相统一的人类文明新范式。这种以大生命观引领的大科学观、大审美观和大人格观,将促进人的大人格生成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人类社会从“适者生存”型向“美者优存”型的不断上升。

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文明冲突论"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巨大争论,但它却预见性地绘制了21世纪头20年世界政治变迁的路线图,这无疑是社会科学的一大谜团,因为社会科学旨在解释经验而非预言未来。亨廷顿本人的回答是因为他建构了"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即文明范式。文明关系形成于古老的过去,影响着当下,塑造着未来,因而文明范式经典地体现着历史政治学的时间进程概念;在时间进程中,财富权力的转移带动了作为文明表现形式的政治思潮,政治思潮直接刺激着古老的文明关系和世界政治走向。历史政治学路径下的"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事实上是以文明范式为核心的世界政治学,这可以看作是传统国际关系学的转型升级学科。不同学科的不同范式,意味着研究路径甚至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文明范式变革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全球生态危机暴露出西方现代化模式和工业文明范式的不可持续性,西方社会推行的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和生态现代化实践因未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作为资本主义危机当代形式的生态危机,无法召唤文明范式绿色化变革。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具有特定的理论特质、范式结构和实践向度,从而彰显为文明变革的主导范式。应主动激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变革力和愿景引领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构建。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对新文明范式的昭示

世界历史及其运动规律是把握人类文明形态生成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就是在探寻和把握世界历史及其运动规律基础上,形成的对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全球性视野和总体性观点。借助对世界历史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得以确立的历史本质及其社会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与历史限度。马克思通过对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及其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研究,从扬弃资本逻辑、追求人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等方面阐释了世界历史观的核心要义,在批判与建构、普遍与特殊、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结合中,揭示了新文明范式的生成前提、创造主体与必然趋势。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所昭示的新文明范式,对于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文明自觉与伦理学的“文明自信”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文明逐步成为当代中国的核心话语和实践范畴。就其历史和理论背景而言,现代中国的核心话语和实践范畴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形态经现代化到文明的发展过程。与此相应,当代中国伦理学主导性范式也发生了从社会主义革命经现代性价值论向“民族复兴的文明自信”的范式演进。为构建这一“文明自信”范式的伦理学,我们首先要在道德本质论和道德价值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生态文明：人类社会文明范式的生态转型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文明范式,生态文明是在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和超越的意义上出现的,具有其特定的发展模式、制度理念和价值观念等基本预设。生态文明与现代化的相互依托,形成文明范式生态转型的发展模式支撑和物质基础;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彼此契合,表明文明范式的生态转型所追求的,是摆脱了双重奴役的、平等自由的人际、人-自关系;生态文明与实践理性的共同发展,是人作为文化存在展示自身无限超越潜能的新阶段,是文明范式实现生态转型的内在逻辑和现实需要。上述三个方面诠释了文明范式实现生态转型的核心内涵。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范式变革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其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在工业文明阶段,人类对自然的利用能力空前提升,地球进入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纪元,生态系统被切割,生态平衡遭受剧烈冲击,引致全球生态危机。而在生态文明阶段,人类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全面绿色变革,人的全面发展得以实现。可以看出,工业文明范式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将物质财富最大化规则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对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提出,正是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不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人类文明永续进步贡献了中国方案。

构建生态文明范式下的新经济学

从学理认知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对经济学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法论创新。有必要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层面,深层次探讨这一理念的学理意蕴,构建生态文明范式下的新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是西方文明范式的整体危机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金融危机必然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振荡，甚至引发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危机。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在国际上不断蔓延，长期收入处在停滞状态的西方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也与日俱增，“占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

人工智能:数智时代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新范式

人工智能技术正推动人类文明向数智文明形态演进。人工智能将成为数智文明时代的核心生产资料和生产力,深刻变革生产关系,成为未来新型文明形态的新传播主体、场景和范式。人工智能技术标准、规制潜移默化展现中国观,形塑世界观。因此,增强未来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应抓住人工智能发展契机,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华文明传播,引领数智文明时代的中华文明传播。

如何在世界文明史范式研究中突显中国特色

西方史学史谱系中对文明史的阐释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内容较为陈旧、较为宏观、不够深入、西方学者控制着话语权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学者需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论,梳理、评价和剖析各种以命题形式进行的阐释和以学派形式进行的阐释。中国学者研究文明史,要坚持中国的特色,保证中国学者的话语权。对文明史中出现的错误史观、错误立场、错误理论以及各种强制性阐释,要加强批判力度。文明史范式研究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研究,对我国文明史的研究和文明史的撰写,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华文明进化的历史逻辑与范式重建——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的视角

“文明冲突论”是亨廷顿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提出的“文明范式”,用新的世界性政治思维框架来分析世界政治的全新理论。然而,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更多的关注了世界政治的关系而忽略了“文明”的本质和进化的历史逻辑,将国家间的矛盾冲突归结为“文明冲突”。提出了“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在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进化的历史逻辑时,很容易发现“文明冲突论”有悖于文明的本质特征。通过重新构架中华文明进化过程中的文明改型的分析框架,用新中国70年文明进步的历程去总结5000年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逻辑,诠释中华文明范式重建的现实意义,以期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理论诠释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