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北朝时期文殊菩萨图像研究

文殊菩萨作为佛教艺术代表性人物图像,其造像样式和经变故事,在石窟寺佛教遗迹中都占据很大比重,麦积山石窟现存多处北朝文殊图像,通过观察和总结其图像中诸多变化特征,可以发现其整体组合和个体特征的变化与时代背景紧密关联,进一步应证了北朝时期佛教艺术本土化的过程,也体现了麦积山石窟在中国石窟寺中的独特性和地域特色。

石窟寺考古与美术学研究的互鉴——《文殊山石窟研究》评介

文殊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祈丰藏族乡所在的嘉峪山中,这里地处河西走廊西部,祁连山北麓,周边与青海省以及酒泉、玉门、嘉峪关市等地接壤。文殊山石窟始建于东晋明帝太宁时期,经过魏、晋时期的建设修缮,到唐、宋时期达到鼎盛,名扬四方。文殊寺,藏语称“嘉木样贡巴”,汉语即“文殊大寺”之意,属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据《安多政教史》载,文殊菩萨曾显灵于此,故名为“文殊寺”。

版画为媒:敦煌文殊版画对“新样文殊”壁画的影响

敦煌文殊版画至迟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已在当地流传,是民间利用印刷媒介展开跨区域文化交流的新举措。由于其带来了新的五台山文殊图像和信仰形式,因此被翟奉达选作为“新样文殊”壁画的画稿。“新样文殊”特指一种壁画敷彩和装饰方式,填色必须以红色为主,用于表现五台山文殊菩萨化现场景,具有敦煌地方特色。

唐宋时期五台山文殊道场中的龙神信仰——兼论唐宋中印文化交流

唐宋时期,作为文殊道场的五台山,龙神信仰十分兴盛。山中有大量有关龙的灵迹,龙的形象较为丰满,职能也较为强大。五台山文殊菩萨与龙神的关系既表现为镇压与被镇压之对抗性,又表现为代表与被代表之可调和性。二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反映了唐宋时期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异质文化间的双向交流,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五台山区域文化。

河西走廊文殊山隆起西缘发现活动断层

文殊山隆起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分割了酒西盆地和酒东盆地,是河西走廊内部三大隆起带之一。基于高分辨率卫星影像解译及野外考察,发现文殊山隆起西缘存在多条断层陡坎,长度约3 km,陡坎保存比较连续,并表现出正、反向陡坎交替出现的复杂组合特征。通过无人机摄影测量以及光释光方法测年,对该断层陡坎开展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断层陡坎发育于不同期次山前洪积扇之上,根据较早期洪积扇上累积陡坎高度4.9~5.6 m及相应年代(37.3±1.7)ka,确定其晚更新世以来垂直滑动速率约为0.15 mm/a。断层最新一次活动发生在全新世,为全新世活动断层,形成的断层陡坎高度为0.5~0.7 m。根据资料分析,该断层陡坎的形成与文殊山背斜隆起、扩展的活动有关。

圣俗视阈下“五爷”信仰的建构与定型:五爷、龙神与文殊

基于敦煌五台山文献及相关史料,对五台山五爷庙供奉的主尊“广济龙王”进行溯源,清乾隆、康熙两帝曾亲临北台顶巡礼,对北台顶灵应寺进行修葺,五爷庙“龙参”匾额御敕的具体年代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印证出“五爷”居所原在五台山北台顶的传说,以及他作为五个台五百群龙之首“娑竭罗龙王”的身份。继而探讨五爷信仰与龙神信仰、文殊菩萨的关系及该信仰是如何建构与定型等内容。“五爷”已然成为当今五台山佛教中最具特色与最受大众崇信的神祇之一,是民间神祇与佛教神祇糅合而成的信仰形态,塑造了五台山“神圣性”与“世俗性”相统一的神山信仰模式,因此当代的五爷庙可视为五台信仰体系中“圣”、“俗”融合的统一体。

梵文写本《五字文殊怙主供养仪轨》汉译与研究

《五字文殊怙主供养仪轨》是一篇简短的佛教密乘仪轨文献,收录在藏文《丹珠尔》德格版和卓尼版中。西藏博物馆珍藏的《五字文殊怙主供养仪轨》梵文写本的发现,尚属首次。该仪轨系《阿罗波遮那成就法》所收录五篇密乘仪轨之一,内容涉及文殊供养方法、密咒、身相等。对《五字文殊怙主供养仪轨》进行梵藏对勘,能展现梵本作为较早版本的特色,更能直接反映化梵为藏过程中,藏族译师对原典的理解和“再创造”。

从敦煌古藏文文献《文殊赞》探析藏族早期文学作品的文艺特征及其价值

《文殊赞》是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年代较早、创作手法独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分别收录于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IOL.Tib.J.VOL.5与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Pel.tib.0381B中。尽管《文殊赞》的作者及其创作时间尚未有确切记载,但依据敦煌文献大多写于公元786至848年间的学术定论、作品的表现手法和内容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该作品写于吐蕃时期。文章通过历史学、文献学、文艺学、美学、比教学等多种学科视角,对《文殊赞》的主要内容、表现手法,以及英法所藏两个版本的异同方面作了分析,同时与吐蕃时期敦煌古藏文文献作品和后期深受印度《诗镜》影响下的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认为,一是分别藏于英国和法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文殊赞》的两种版本内容基本相同,只有些许字母的不同;二是作品采用藏族文学独有的无元音字母的创作手法,与吞弥·桑布扎所创《观音赞》多有相似之处;三是无论从作品的表现手法还是主要思想而论,该作品应属吐蕃时期的杰作;四是该作品不仅创作时间早,而且以其鲜明的特色与精湛的创作技艺,在藏族古典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价值。

数字技术赋能文殊院川腔梵呗唱诵的保护与传承发展

文殊院川腔梵呗唱诵历经三百多年的传承,成为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唱、念、诵、讲”为主要表演形式,集川戏、佛教音乐、道教音乐等多种音乐风格于一体,虔诚庄重、和谐静谧、独具匠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更新和新媒体的兴起,文殊院川腔梵呗唱诵面临着传承和发展困境,然而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又为保护、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全新方式和途径。本文主要探讨数字技术赋能成都文殊院川腔梵呗唱诵保护与传承发展的创新路径,为新时代中国佛教音乐研究及拓展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起到的强大支撑作用。

文殊山石窟古佛洞表层壁画年代再探

文殊山古佛洞石窟表层壁画成对出现的水月观音图、曼荼罗图、净土变等具有西夏佛教艺术的时代特征,与敦煌西夏石窟一脉相承。该窟出现流行于西夏时期的联泉纹、沥粉堆金技法等,皆见于宋、金、回鹘、藏等地的佛教绘画作品,应是11-13世纪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背景下形成的多元佛教绘画艺术。

全球化视域下五台山文殊信仰探析

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确立得益于中外僧侣的累代构建,这是五台山文殊信仰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基础。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五台山“圆融无碍、平等不二、悲智双运”的文殊信仰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谋而合;五台山文殊信仰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具有极大感召力,以五台山文殊信仰搭建“四海一家、共享繁荣”的精神平台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加快推进五台山文殊信仰创新发展,将文殊教义进行中国化、全球化的诠释,有利于推动五台山文殊信仰全球化发展,使其成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抓手。

文殊图像及信仰中国化表达形式研究

在佛教艺术中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作为释迦牟尼佛的两胁侍,无论是壁画还是雕塑都是传播比较广且表现比较多的菩萨之一.根据法显游记之《法显传》记载,在作为佛教发源地的印度却早有“波罗蜜文殊师利”的菩萨;且在玄奘法师所著《大唐西域记》中也有关于文殊菩萨的记载.日本学者赖富本宏提出印度现存单独供养的文殊菩萨像都是八世纪以后的作品①.那么作为一个外来菩萨,在中国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和影响又如何,这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从“文殊信仰”到“文殊智慧”——关于“文殊师利”的研究方法反思

文殊师利身份重重,但一般从其作为菩萨的身份来称呼,对这种身份的辨析需借助于经典记载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文殊菩萨,有不同的学术概念"文殊信仰"和"文殊智慧"。"文殊信仰"一词运用广泛,传统上也多用文献学方法展开研究,但要回答"文殊信仰是什么"的问题或研究"文殊信仰的民间化或社会化"课题时,宗教学方法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显得更加有力;而"文殊智慧"是因为肖黎民先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即哲学诠释学而在近来才被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思想史研究和哲学诠释学的方法主要用于总结研究文殊法门,系统梳理文殊智慧,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通过研究方法之反思,最后探讨"文殊信仰"和"文殊智慧"的联系和区别。

基于空间环境营造的城市设计分析--以四川旅游区文殊坊为例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成都文殊坊为例对空间环境营造设计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调研成都文殊坊历史街区的功能性定位,总结成都文殊坊历史街区的设计方法与设计手法,以及对文殊坊历史街区的空间格局设计以及其对街道空间设计、院落空间设计等进行分析探索。成都文殊坊历史街区的城市设计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诠释了文化特色与城市文化设计的完美融合,为其他现代城市历史街区设计及建设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北壁10号壁画的般若主题与文殊师利法王子图像初释

文殊师利法王子作为文殊菩萨的一个重要名号,与早期《般若经》有着甚深的渊源关系,文殊师利法王子图像也是文殊菩萨图像中的一个重要类型,根据汉文文献如法显的《佛国记》记载文殊图像在印度可追溯到公元5世纪以前,然印度境内现存的文殊师利菩萨遗迹却均不早于公元8世纪。而甘肃炳灵寺石窟169窟北壁10号壁画的文殊形象则为公元5世纪最初20年间最早的画迹,其图像的文殊法王子形象的比定,则为中国境内5世纪文殊图像主题及图像形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例证。本文围绕10号壁画残迹就其表达的般若主题与文殊菩萨形象的关系、文殊师利法王子的定名及其图像样式与基本特征等问题展开讨论。

文殊信仰的初传——以《古清凉传》为中心的考察

有着“清凉世界”美誉的山西五台山,是中国最早形成的佛教名山之一,并且于其中居首要地位,而其地位和价值的构建就在于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从南北朝以来,这里就成为僧俗大众巡礼朝拜的文殊信仰中心;到了唐代,逐渐成为全国性的,甚至亚洲佛教信仰圈公认的佛教圣地.如果没有文殊信仰,此山就失去了“圣山”的意义,故文殊信仰是五台山信仰的核心与灵魂.

武则天与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的确立及其信仰

道宣的《续高僧传》编撰时,五台山有关文殊菩萨显化的灵异故事已在民间和僧界有了一定的流传。据文献分析,这些故事应该是华严信徒的宣教所为。《古清凉传》收集了这些灵异故事,并努力证明五台山就是《华严经》中所说的清凉山。而《古清凉传》的编撰以及会赜、惠祥多次奉敕赴五台山“检行圣迹”和朝拜活动,实出自武则天的授意。她登基后极力推崇文殊菩萨,借此把五台山塑造成国家层面的佛教中心,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日渐名扬天下。因此,武则天实是五台山文殊道场确立的始作俑者。她对文殊菩萨早期的崇奉以及五台山安舍利建塔,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大唐的佑护,个人性质突出;掌权后对华严宗派的重视,扩大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的影响等行为,则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嬉金刚文殊具密图像的构成及在西藏的传存

文殊具密注疏作为《文殊真实名经》三大注疏(广、中、略)之一,自后弘期初传入藏地之后,成为修持《文殊真实名经》者不可或缺的辅助观想读本。本文结合早期藏文史料和佛教仪轨,讨论了嬉金刚《文殊真实名经》具密注疏在西藏的传入和翻译状况。通过聚焦修持文殊具密摄部族曼荼罗观想这一视觉图像构成和该图像在西藏的传存,辨析该传规在西藏的教派所属。

《文殊般若经》研究

文殊既是大乘经的结集者之一,又是大乘般若经的授持者。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的基础理论。《文殊般若经》是以文殊为主人公所说般若波罗蜜的经典。《文殊般若经》的传译是随着东汉灵帝时,竺法朔译出的《道行般若》1卷和支娄迦谶译出《道行品经》10卷始传我国,并开始了对小品《道行般若经》的研究讲说。到西晋竺法护和姚秦鸠摩罗什的传译,又大大推进了对般若性空思想研究的纵深发展,尤其是对文殊思想的揭示及其信仰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且还对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出六十《华严经》中文殊菩萨道场清凉山的确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南朝梁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译出的《文殊般若经》深刻揭示了文殊般若思想的特色,完善了般若学内涵,而且对文殊道场和文殊信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文殊般若经》主要思想是缘起性空,般若、深般若、甚深般若、究竟般若波罗蜜。

蒙古人与五台山文殊信仰

蒙古人与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依据文献来分析,从元朝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开始,之后明清至今,兴建有蒙古僧众为主的寺院,如菩萨顶、罗睺寺、镇海寺、瑞应寺等。着重对忽必烈和八思巴与五台山的关系;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与五台山的关系;宗喀巴大师与文殊菩萨、大威德金刚的关系;五台山瑞应寺与察汗殿齐呼图克图的殊胜关系,以及五台山其他蒙古僧众为主寺院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