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小说正名——兼论清末民初小说文类等级观念之衍变

清末民初,梁启超等新小说倡导者在众多小说类型中,一味高抬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的地位;未曾料及,偏偏是为其轻忽的社会小说多有实绩。社会小说之所以能在彼一历史时期脱颖而出、后来居上,乃至颠覆了既有奉政治小说、历史小说为最上乘的文类等级观念,缘其更顺应新兴的社会意识、社会视野的萌生。多年以来,史家却每每罔顾史实,不从细读文本入手,而仅仅凭着社会小说这一字面便望文生义,将清末民初社会小说的功能、旨向界定为“改造社会”,忽视了这其实是政治小说的题中之义。有鉴于此,社会小说的定义亟待正名:社会小说虽与社会关系密切,然其恪守“小说”本分,主观上并无“改造社会”这类标榜,而是关注社会细碎,珍重世俗,铺写世态,于不经意间揭示社会繁富多义的内涵。

通俗文言小说总集编纂与宋代话本体传奇的文类特征

宋代话本体传奇的形成和兴盛,与通俗文言小说总集编纂直接相关。《青琐高议》《云斋广录》《绿窗新话》和《醉翁谈录》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说话人提供蓝本,所收《张浩》《苏小卿》《隋炀帝海山记》《温泉记》等传奇文本,与唐人传奇、宋人笔记路数迥异,而与话本格调相近。据此考察话本体传奇的文类特征,可以发现:从小说内容来看,放诞不检的“才子”“佳人”上演了一幕幕欢场大戏,与唐人辞章化传奇的唯美情调迥然不同;从文本构成来看,大量穿插诗词,以“雅的这样俗”的方式体现了浓郁的民间说唱风味;从艺术手段来看,直接描写人物心理,打破了此前文言作品的叙事惯例。宋代话本体传奇是传奇小说的一种新的文本类型。

散文:在与诗的参证互释中推进自身的文类建设——以西方相关的理论文献考察为例

西方学界长期奉行“扬诗抑文”的文类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散文理论毫无建树。相反,人们仍可从大量论诗的文献中,发掘诗与文是如何相互究诘、参证互释,从而持续不断地推进散文自身的文类建设。其建构范畴涉及散文的文类起源、思维视角及语言形式等诸多面向。而散文诗作为二者跨界而催生的复合体,其内部结构“诸对立物”的互相对峙、质疑、交叉、融合,最终构成一种对立统一而又丰富复杂的极致的艺术形式。

独秀与共生——文类视域下笔记小说刍议

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最早形成并最早被官方认可的小说体式。从文类层面而言,笔记小说延续了先秦的学术传统,以笔记文体形式书写,史料性和学术性是其主要特点,记录、丛谈、辨订是其行文方式,知识性是其本质属性。由于其处于古代小说河流的上游而独秀一枝。然笔记小说在许多方面与文学性小说皆有相通之处,从文类层面来看,其知识谱系、取材范围、文体意识、题材类聚习惯、博物观念等与文学性小说皆共通一致。这表明笔记小说与文学性小说处于一个文类共生的语境之中,二者之间的互文性是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本民族特色的重要端口。

文类的语境生成性——福勒对文类本质论与界限论的重构

英国文类理论家福勒批判借鉴德里达的反文类观、赫施的阐释学及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论,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文类本质论与文类界限论传统予以重构。其认为文类的本质不在于分类而在于交往,文类的生成不取决于特征决定而取决于要素相似,文类的界限应改写为文类的中间状态,文类的秩序形同有机体的动态生长。福勒提出一种具有语境生成性的文类理解,这一理解值得现代文类理论借鉴反思。

日常生活的宏大叙事:论欧美百科全书式叙事的文类特征

欧美文学中的百科全书式叙事具有专业知识含量庞大、体现民族整体文化的特点。本文以该文类的民族属性、专业知识、表现内容、疆域范围等几个方面为切入点,尝试对百科全书式叙事的文类特征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旨在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它的历史轨迹、创作主旨和美学特征,为文类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示例。本文认为,百科全书式叙事源于作者创作史诗的强烈愿望,具有明显的总体性与民族性特征;其专业知识之庞大、表现内容之琐细,都是为了全方位展现所在民族文化的知识与信念。尽管随着民族差异的渐趋模糊和阅读方式的快速转变,这一文类呈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甚至衰微之势,但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叙事理念和审美意识,却以各种形式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地延续和发展,可以成为我们审视文类疆界、发掘文化内涵的有效视角。

文学理论与文类(体)理论

有文学理论,有文类(体)理论。文学理论是全局性、普适性的通律,文类(体)理论是局域性、专适性的特律,两者层级不同。文学理论高于文类(体)理论。文类主要有四种:抒情、叙事、哲理、写景。类下又分体,如诗词歌赋等体。不同的类(体)有不同的规律,这就是文类(体)理论。文类(体)理论一般不能拔升为文学理论。如意境论、载道论、隐喻说等都只是文类(体)理论,但常被谬升为文学理论。反之,文学理论也不能误降为文类(体)理论。如虚构论、起承转合论、赋比兴论、诗言志(广义的志)等理论属于文学理论,通乎所有文类(体),但常被误降为文类(体)理论。无论误升还是误降,都是错误的。再就文类理论与文体理论来说,虽然都是专适性的,但相对而言,前者更概括,后者更专适。文类理论高于文体理论。因为文类是按一定标准归并的文体族群。文类是集体名词、是复数;文体是个体名词、是单数。就抽象性、概括性及理论性而言,文学理论领头,其次文类理论,再次文体理论。顺便一议的是,中国古代文学自觉论实际上是文体自觉论,这不是文学理论问题,而是文类(体)理论问题。

“大诗”与史诗:藏族叙事传统的文类比较

“大诗”与史诗是东西方文类系统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也是与藏族叙事传统相关的两个文类关键词。作为源自域外的概念术语,国内学者在阐释和解读过程中出现了对两者进行混淆或等同的现象。两者表面相似,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从文本分析和文类比较层面阐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是我们进行文类划分和范畴界定的必要路径。

“小说模样的文章”:周氏兄弟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文类塑造

从晚清的《域外小说集》到“五四”时期的《点滴》《呐喊》,鲁迅、周作人在各自著译实践的过程中着力于凸显现代“短篇小说”的文类意识,从而构成了一条潜在的观念脉络:其核心在于“诗化”与“文章化”的统一。这种文体间的渗透造就了典型的艺术风格,能够在抒发内心抒情意识的同时兼具外在的“写实”精神。“小说模样的文章”既承接了近代西方文艺观念的启示,也是对中国传统史学资源的继承,它并不恪守固有的书写规则,而是着眼于获得自身与社会存在的关联性,这与周氏兄弟通过文学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鲁迅与周作人将“短篇小说”这一文类型塑出来并导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过程体现出二者在读写层面的呼应关系,本质上是现代作家在新文学认识装置作用下共同表达“立人”思想的产物,最终目标是为了达到人生的艺术化呈现。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文类转变与19世纪美国文学市场

从童话故事、战争故事、哥特小说到家庭小说和儿童小说,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文类转变与19世纪美国文学市场的发展和需求紧密相连,体现出她作为作家的敏锐度、灵活性与多面性。面对市场和读者的需求,奥尔科特积极调整写作,由此成为成功的职业作家。较之一味迎合读者和市场,奥尔科特与它们的“博弈”贯穿始终。在转型之作《小妇人》中,奥尔科特有效利用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行发展创新,使其在商业价值之外,具有独特、恒久的文学价值。在男性主导的文学市场,奥尔科特的文类转变也是妥协的产物。与同时期的男性作家相比,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受到更多的限制和束缚。如何实现女性的个人价值和争取平等权益是以奥尔科特为代表的女作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从文学市场的角度分析奥尔科特的创作,也为解读这一时期女性的性别困境和理想诉求提供了有效参考。

从困境检视中建构合理的语文课程内容——评《语文课程内容的合理性研究:散文为主导文类的困境与突围》

开卷从教材选编来说,语文课程的内容直接决定教材的质量;从教学和研究的视角来看,语文课程内容的合理性体现了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作为教育主体的知识整合能力。语文研究,尤其是语文教育教学的研究,更是要围绕课程内容提问题、出方法、做文章。《语文课程内容的合理性研究:散文为主导文类的困境与突围》是我国著名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家王荣生教授关于语文课程内容研究的又一力作。

“理念”的修辞策略——叔本华文类理论发微

叔本华是学界忽视的西方现代文类理论的先驱之一。在文艺本质论方面,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用文字表达“理念”的艺术形式。在文类本质论与界限论方面,他认为文体之间的区别体现在为表达“理念”而采用的不同修辞策略上,即对“主观修辞”与“客观修辞”这两种基本修辞模式的融汇和取舍。叔本华不试图界定、区分各类文体而是探讨其共性,不强调文体的特色、规范而是关注其交融。他修正了古典文类论,推动了文类论向现代主义的递变,甚至影响到后现代文类论。

“文类视角”的当下意义——《语文课程内容的合理性研究》后记(下)

(接上期)六先看“有新意”。“有新意”指的是号称“通过设计大情境来带动多个小任务”的教学形式,也就是执教老师在课例的摘要中所说的:“让阅读教学从传统的‘文本分析’模式向新课程的‘完成任务’模式转变。”但“新”未必好,还可能是“错”。课例“以一个策展人的身份,设计主题展览”的“任务”,有许多需要澄清和研讨的问题。其一,谁是“策展人身份”,谁在“设计主题展览”?课例在导入时所言的“一个策展人的身份”,确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备课时的这位老师;而备课时的这位老师,与其说是在“设计主题展览”,不如说是在设置“设计主题展览”的一连串“小任务”。

“文类视角”的当下意义——《语文课程内容的合理性研究》后记(上)

王荣生教授的新著《语文课程内容的合理性研究:散文为主导文类的困境与突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3年9月出版。上编《困境:语文课程怎么啦》从文类的视角,揭示“散文为主导文类”所造成的阅读教学困境,剖析“散文化”所造成的写作教学困境。下编《突围:语文课程可以怎样》结合语文教材编撰、课例研究和共同备课的实践,探求合理的语文课程内容。“后记”评析“大情境来带动多个小任务”的典型课例,重申语文课程内容合理性研究的现实意义。在该著作出版之际,本刊分两期刊登作者撰写的长篇“后记”,以期对当前语文教学改革有所警示。

《艺文类聚》一百卷

《艺文类聚》一百卷,(唐)欧阳询辑,明嘉靖六年至七年(1527一1528)胡宗、陆采刻本。框高22.1厘米,广15.9厘米。半页十四行,行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下端镌刻工姓名。铃印:周鸣岐印、程俊、庵、甬上林集虚记、鄞林氏藜照庐藏书印、根香轩珍藏。此书是一部体例较为完备的官修类书,成书于唐武德七年(624),为唐高祖李渊诏令编修。欧阳询、令狐德芬等十余人根据唐以前1400多种典籍文献,摘录汇集,按事物类别分编为四十六部。部下又列子目,每目先录典籍中对事物的记述,后列诗文,首创类书“事文合编”体例。书前欧阳询序日:“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爱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日《艺文类聚》。”

雁意象的多重意蕴及其生成——以《艺文类聚》子目“雁”为中心

《艺文类聚》卷九十一“鸟部中”子目“雁”运用意象批评的方法,辑录各种文献和诗、赋作品,展现了雁意象在先唐时期的生成与传承,反映了《艺文类聚》编者的动物意象批评观念。诗歌中的雁意象最早出现在《诗经》中,主要是用作比、兴手法;从汉末开始,雁意象用来表达思乡恋土的情感,这与雁的候鸟特点有关;三国至南朝,雁意象又有孤独寂寞、旅途凶险、追慕舒适生活、热衷功名等多种象征意蕴。赋中的雁意象则被赋予伦理秩序、避世隐居的意蕴。以《艺文类聚》为切入点,考察意象批评在先唐时期的流变,这是一个为古今研究者所忽略的角度。《艺文类聚》所运用的意象批评方法是隐性的、潜在的,在选与不选、选此还是选彼的选编操作中,体现着意象批评的意蕴。

动物意象批评在类书中的生成与传承——以《艺文类聚》子目“雁”为例

《艺文类聚》卷九十一“鸟部中”子目“雁”运用意象批评的方法,辑录各种文献和诗、赋作品,展现了雁意象在先唐时期的生成与传承,反映了《艺文类聚》编者的动物意象批评观念。诗歌中的雁意象最早出现在《诗经》,主要是用作比、兴手法;从汉末开始,雁意象用来表达思乡恋土的情感,这与雁的候鸟特点有关;三国至南朝,雁意象又有孤独寂寞、旅途凶险、追慕舒适生活、热衷功名等多种象征意蕴。赋中的雁意象则被赋予伦理秩序、避世隐居的意蕴。以《艺文类聚》为切入点,考察意象批评在先唐时期的流变,这是一个为古今研究者所忽略的角度。《艺文类聚》所运用的意象批评方法是隐性的、潜在的,在选与不选、选此还是选彼的选编操作中,体现着意象批评的意蕴。

从叙事与修辞角度谈电影作为一种基本文类

电影作为一种叙事媒介,与戏剧、小说、诗歌——三种传统基本文学文类有着紧密的关联,既有共同的所指,即故事和情感,也有着很大的符号性质区别。在电影中存在一种双重主体意识负责的想象机制,正是这种机制形成了与其故事传达及情感意图表达有关的叙事和修辞的特征,即纯叙述意义上的“影片大叙述者”和“源叙述者”的双重叙述者机制以及修辞意义上的“画面隐含作者”和“源隐含作者”双重主体意识机制。也正是这种叙事与修辞的独特机制奠定了将电影作为一种基本文类的基础。

偏离正轨的历史叙事——对或然历史小说的文类研究

或然历史小说是指叙事中的历史事件异于既定历史的一种小说类别。相关作品以艺术虚构的形式设想和演绎历史进程从原先轨迹拐道之后的场景,来呈现另外不同的故事版本,从而唤起读者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思考。该文类借助某一历史分叉点来勾勒异样的历史轨迹,由此致力于发掘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关联性与延续性。作者对历史分叉点的选择,往往暴露出其本人的历史观念及其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主旨思想,因而应当成为研究重点。或然历史小说常被看成是科幻小说的分支,并与历史奇幻、乌托邦、反乌托邦、推测小说、类型小说等范畴有不同程度的交叠之处,呈现出这些文类的部分特征,同时其自身又可以衍生出若干个更小的类型分支。在其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或然历史小说从难以归类的边缘文学类别到包罗万象的主流创作方式——相关作品具有反省历史、重构认知、实践审美的功能,并逐渐形成以重大战争和民族命运为代表的若干母题,以及时间穿越、时间分叉、平行宇宙、蒸汽朋克、双重历史翻转等情节模式。或然历史小说绝非作者一时兴起的随意编造,亦非为了抓人眼球而做的凭空杜撰,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它揭示了作者在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思考,对其进行研究和挖掘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明清笑话集的“笑化”倾向及其文类成熟征象

明清时期,笑话集的数量与规模远超前代。许多笑话结集者有意识地借笑话行教化之旨,或直言相劝,或寓言传理,或讥刺度人,开发了笑话的劝惩功能,使笑话具有了“词涉诙谐”但“意存讽劝”的特征。在此将笑话的教化功能简称为“笑化”。“笑化”的出现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明清文人主动关注并参与了笑话的创作和结集、借以寄托劝惩理念之外因,也有笑话自身以“笑”为宗旨、以“话”为载体、以“教化”为底蕴等内因。在明清劝惩思潮的影响下,文人在对笑话劝惩功能开发和应用的过程中,推动了这一文类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