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右文说”研究述评

现当代学者对于宋代“右文说”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探究宋代“右文说”的学术渊源;二是评析宋代学者右文表义的论述;三是阐述宋代“右文说”的学术价值。第一个和第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现当代学者归纳得较全面,第二个方面关于宋代学者右文表义的研究材料挖掘不足,尚需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右文说”的语言学意义——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

从先秦到明清,词源学的研究都是以“声训”为主线,“声符”研究为辅线。“右文说”是研究“声符表义”的理论性著作。笔者在开展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甲骨文形声字之右文研究”(项目编号:HNSK(YB)21-51)过程中,研读了沈兼士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书。

“右文说”在北宋产生的学术背景

“右文说”在北宋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基础:既有徐铉校订《说文》时的右文表义的字形分析,也有王安石《字说》对含有一组右文汉字右文表义的阐释,还有陆佃《埤雅》运用右文于名物训诂的实践。徐铉、王安石、陆佃的论述都为理解王子韶提出“右文说”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背景。

重新审视“声符”——宋元“右文说”的起始与发展

宋元学者的词源学研究是从"右文"研究开始的,最早的研究者是王圣美。张世南、王观国等进一步申说了王圣美的学说。宋代郑樵提出了形声字演变中的"母子衍生说"。宋末元初戴侗的词源研究具有开拓意义,从形声字声符入手,梳理初文和孳生字之间的关系,系联了不少同声符的形声字,他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同源词的系联工作。戴侗词源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声音上贯通古今雅俗词语,寻找它们之间音义上的联系。系统总结宋元时期的词源学研究,对今天探讨这一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词源学史看宋代“右文说”的学术背景

“右文说”是古人探求词源的一种方式。“右文说”在宋代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传统词源学经《说文》、《释名》、《玉篇》、《说文系传》等的有关研究之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并与宋代学术发展的大势与高度相一致的。

“文说”与“诗力说”——刘师培与鲁迅文学观之比较

作为20世纪初叶的两位学人,刘师培与鲁迅的文学观具有许多共同的时代特征。在这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期,刘师培与鲁迅都以传统的文言形式探讨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并拓展了关于文学起源和文学功能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刘师培的文学观体现出传统文学研究的学理性,而鲁迅的文学观则映射出中国文学转型期的现代性,二者之间存在着承前与启后的内在关联。鲁迅在这些同时代研究的基础上对传统文论进行扬弃,对文学起源、文学功能等方面进行理论加强和修复,直至发展为典范和标杆,成为一面启迪后世的旗帜。

四库本《文说》考辨

四库本《文说》乃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非《文说》的原貌,通过元末明初徐骏《诗文轨范》二卷、赵谦《学范》、明代刻本《文式》等书中所引《文说》的考查,知其混入别人文字;同时也可以知道《文说》并非如四库馆臣所言为科举所作,而是论行文之法。

右文说功过再评

“右文说”是我国传统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它在文字学、训诂学、语源学、词典学、古音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通过分析其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及其历史局限,给它一个适当的定位。

“右文说”浅论

"右文说"是我国宋代学者对汉字形声字"声中兼义"现象加以概括总结而形成的一个学说。"右文说"之产生于宋代,既受到其前代字书《说文》、《释名》、《玉篇》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影响,同时也是与宋代学术风气的熏染分不开的。继承和发展"右文说",必须要建立在对"右文说"有彻底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方可使其成为汉字研究的一把利器。

从右文说看《说文通训定声》

本文指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以“右文说”为起点，针对汉字形声字声符兼义的现象，创造字根排列法，用以探求词和词义之间的语源关系。

“右文说”与声训

对右文说"从声旁推测字义的注释方法和声训理论的源流做了概述,指出了"右文说"在多方面对声训的继承和发展。

为中国古代“文说”正名

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关于文学的言说和著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都对它进行过命名,从“中国文学批评”到“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理论”,再到“诗学”,再到“文论”,可至今都没有定论。相比较于这些外来或现代语汇,“文说”倒是一个历史的还原,它更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说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态,从而避免学术研究中“以西释中”和“以今释古”不良倾向。

文说——一个还原中国古代的命名

中国古代蕴藏了大量的有关文学的言说和著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它的命名就从没间断过。主要命名有“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文论”,可都有不足。相比较于这些外来的和现代的语汇,“文说”倒是历史的还原,它能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说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态,使中国古代“文说”与现代“文论”的差异和西方“诗学”的区别从名称上就可体现出来。

章太炎与刘师培右文说之比较

清末民初对右文说进行深入研究的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章、刘二人都发现了右文说所存在的问题,但章选择摒弃右文说,刘一直试图对右文说的漏洞进行修补。本文将分析二者右文说的异同,并尝试探索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

儒家“质文说”与礼的政治制度化演进

礼的政治制度化过程就是统治者及其学者不断改造礼,使其与政治体制相结合的过程。古代"圣王"将"礼义"赋予"礼仪"中,通过典礼仪式昭显"礼义"的方式,使礼与政体初步结合。而面对"礼崩乐坏",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了"质文说",以代替具体典礼所显示的"礼义",为礼的政治制度化开辟了新路径。荀子等儒家,对礼进一步进行了阐释,将法律制度也纳入礼制的范畴,使礼成为政治生活的客观准则有了可能。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则将孔子、荀子的"质文说"推之于实践,以礼的新精神来改革"大一统"新体制,使其"附"上了"大一统"体制之"体",并成为其制的一部分。但是,自宋代以后,专制体制逐渐僵化,而礼的精神并没有更新,遂堕落为"吃人"的礼教。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礼能否再次"附体",这成为当今学界研究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重要课题。

黄承吉及其《梦陔堂文说》略述

黄承吉的《梦陔堂文说》是清代一种很独特的文章研究著作,它以治经的方法来研究扬雄赋作,以巨大的篇幅和不惮烦琐的考据详论其间隐藏的微意,这样的著作虽不多见,却典型地体现了清代文学研究的实证性和学术特征。本文由黄承吉的文学创作入手,结合他的学术研究特点,对《梦陔堂文说》的内容和学术方式作了扼要的评述。

戴震转语理论对右文说的发展和对清代训诂学的影响

右文说作为联系声音研究意义的理论到了清代被戴震发扬光大,他的转语理论以及"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论成为打开"右文说"局限的钥匙,使语源学从零散的原子式研究中走出来,并带动清代训诂学进入一个崭新的研究阶段。

论老舍的中国历代“文说”观

《文学概论讲义》是老舍三十年代初教书时写的教材,他以开放的眼光,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指出了中国历代“文说”缺乏科学性。突出地表现在:论说的主要对象不是“文学”,而是大而泛之“文”;主要目的不在“文学”,而在如何利用“文学”;论说的态度上有盲目崇古排外倾向,不太注意语境的时空变化。

从右文说看“曷”之字义及“曷”声字族

根据＂右文说＂理论,形声字的声旁往往有表音兼表义的作用。考察以＂曷＂做声旁的字,这类字不仅读音上与＂曷＂相关,而且字义上也存在着相关性,即都与＂停止＂义有关。

“右文说”概述

所谓"右文说",就是由北宋王圣美明确提出的对形声字中声符的分析法。此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形声字声符的功能仅仅是标音,而示义的功能则由义符承担。王圣美则认为在形声字中,声符本身兼有表示一定的意义,并进而得出同声符之字意义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