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税收规避吗?--基于新《环保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重要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经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新《环保法》这一外生冲击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趋严促使企业提高税收规避程度。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经营风险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税收规避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融资难度较高和经营压力较大的企业,新《环保法》实施情境下的企业避税行为提升了财务业绩和企业价值。研究结论提供了微观企业如何应对宏观环境规制的经验证据,为政府部门结合税收政策优化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

环境规制与资本跨地区流动——来自新《环保法》实施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异地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新《环保法》的实施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能够显著减少重污染企业异地投资的策略性行为,主要作用途径是加强外部资源约束和推动内部策略合规。进一步研究表明,新《环保法》的实施在减少污染转移的基础上,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数量。本文在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背景下,为构建高质量的资本流动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法成令修:新《环保法》对债券定价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环境规制效应延伸到债券市场,以新《环保法》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债券信用利差。将债券信用利差分解为流动性利差和违约利差之后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债券违约利差,对流动性利差未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新《环保法》的实施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处罚效应、投资者情绪效应以及资源效应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对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会随着客户集中度的降低、社会关注度的提高以及企业积极改善自身环境绩效而减弱。本文的研究对评估新《环保法》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新《环保法》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吗?——基于新《环保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以新《环保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17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绿色专利被引用数量,探究新《环保法》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新《环保法》的实施能够显著促进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成长期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而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以及成熟期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降低,新《环保法》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为提升微观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出适当提升市场竞争水平、实施差异化政策、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创新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ESG水平?——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制造业作为中国主要生产部门,排污耗能问题突出。在“绿色制造”加速推进下探究其面对日益趋严的环境规制如何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以新《环保法》为例从制造业企业ESG(环境-社会-治理)表现角度实证高强度环境规制对其可持续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且主要通过推动数字技术应用、缓解融资约束及降低外部竞争等渠道发挥作用。该研究不仅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层面补充新《环保法》是否有效的实证检验,且综合企业内外部视角剖析高强度环境规制的作用机制。

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新《环保法》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1)新《环保法》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ESG表现,且影响具有持续性;(2)新《环保法》通过提高外部监督强度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升重污染企业ESG表现;(3)新《环保法》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两职合一”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大;(4)新《环保法》提升了重污染企业ESG表现,有利于提高重污染企业的市场价值。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强化执法力度、提高外部监督强度、引导重污染企业转变发展理念、政府部门应统筹兼顾等建议。

新《环保法》如何影响重污染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以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实施新《环保法》可以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并且该提升作用对市值压力较大、机构投资者比例较低以及第二产业GDP占比较大的重污染企业更加显著。绿色技术创新和融资约束是新《环保法》影响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新《环保法》实施后,重污染企业积极开展ESG活动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

新《环保法》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绩效吗?——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成为热点话题。以2011—2020年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以新《环保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保法》显著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绩效。异质性分析发现,新《环保法》对东部地区重污染企业、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大规模重污染企业绩效的提高效果较大,对西部地区重污染企业、国有重污染企业、中规模重污染企业绩效的提高效果较小。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政府和法规制定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于提高新《环保法》的政策效应有一定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正式出台,其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以新《环保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更严苛的环境规制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且其影响在国有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新《环保法》主要是通过加大政府干预程度进而影响企业投资。研究结果有助于扩展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框架,也有助于深入理解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和发展趋势。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新《环保法》实践的分析

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表明,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且实施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地区内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显著,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实质性绿色创新;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对高政府补助企业、低转换成本企业、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为更好地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建议相关部门严格执行按日计罚、行政拘留、查封扣押等措施,鼓励地方政府制定适宜于本地区的各类污染物排放标准;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政策,完善配套措施。

生态法治建设如何引领绿色发展转型: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格局,实现经济发展绿色转型,既依赖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也离不开国家生态法治建设的引领。以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场景,构建双重差分法考察生态法治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保法》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质量和效率。机制检验表明,新《环保法》通过增加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外部融资难度、优化环境战略决策和改善创新决策效率等渠道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地区法制发展水平低、利益主体监督需求高和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差时,新《环保法》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惩戒机制占据主导作用,而且能强化绿色技术创新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作用。

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新《环保法》颁布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和市场融资是影响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新《环保法》的实施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是否产生影响?文章以2015年新《环保法》颁布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2—2021年3 743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并基于信息不对称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途径。研究表明,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缓解了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作用机制检验显示,新《环保法》的实施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进而缓解了重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该研究结论为重污染企业制定环保战略提供了参考,有利于绿色技术的创新发展。

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研究

2015年颁布实施的新《环保法》开启了中国强制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新阶段。文章使用2014-2019年沪市A股938家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新《环保法》实施显著提升了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说明强制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性;经过政策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显著,在中央国有企业中不显著;在高、中市场化水平地区显著,在低市场化水平地区不显著,进一步解释了强制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特点。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进一步讨论了中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演变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并提出完善强制性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企业金融化--来自新《环保法》颁布的证据

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新《环保法》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发现: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新《环保法》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提升企业财务困境风险来实现。此外,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拓展丰富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相关文献,对政府引导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扶持政策提供有益启示。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新《环保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缓解了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截面异质性分析显示,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仅在小规模企业和银行业发展较好、污染程度较高、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显著;经济机制分析表明,新《环保法》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缓解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结论既拓展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影响的研究边界,也为“双碳”目标下中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新《环保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分析

2015年初新《环保法》正式实施,企业会如何对此做出回应?基于政企关系视角,以沪、深A股重污染民营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检验了不同市场结构中,新《环保法》对企业公开环境责任信息的政策效果及政企关联在其中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整体来看,不仅新《环保法》实施当年与实施后一年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不同,而且垄断市场和竞争市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也有所差异。具体地讲,与高层政府的关联关系显著促进了竞争市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但在新法实施当年,竞争市场的高层关联企业在信息披露时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新法实施一年后企业普遍强化了信息披露行为。就某方面信息单独来看,不论是环境战略方面还是污染排放方面,垄断市场企业在新法实施当年都没有显著变化;而竞争市场企业加强了环境战略披露,但在污染排放方面持观望态度,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关联企业更显保守。新法实施一年以后,不论市场结构和政治关联有何差异,企业都真正加强了污染排放披露。就动态发展而言,垄断市场企业与基层政府的政治关联关系明显抑制了新法实施后企业改善环境披露的速度。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政治寻租的视角丰富了现有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环境信息披露理论,而且在实践方面为提高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效果提供了政策建议。

新《环保法》、企业战略与技术创新--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技术创新是企业追求持续竞争优势和价值最大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的实施为契机,在理论分析新《环保法》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基础上,以2012—2017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新《环保法》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及企业战略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战略在新《环保法》与技术创新之间起到中介效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对新《环保法》施行价值的认识,同时对政府和企业强化环境管理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新《环保法》公众参与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环境权益是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权利基础,2014年新《环保法》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规定取得突破进展,本文结合新《环保法》对环保公众参与的最新规定,分析了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主要领域,公众参与的基本权能与相关义务,指出了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现存问题,并提出了公众参与的实现保障。

新《环保法》背景下我国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思考

我国在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条款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新《环保法》的修订给予农村环境问题高度重视,给出了建立污染防治专项基金、划定土壤污染对策区等具体措施。今后,我国立法机关还需从法律制度、监管体制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作出有效的法律回应。

新《环保法》视角下的企业风险与风险管理

新《环保法》对企业排污标准、环评要求、治理任务、信息公开等方面的要求更为严格,这必然改变企业原来的监管环境和管理模式,从而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本文探讨新《环保法》在2015年1月1日实施后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法律风险、市场风险、声誉风险、运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在此基础上,为企业的风险管理提出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