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新乐府诗面面观

为了贯彻“新乐府”诗歌“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白居易提出了“美刺兴比”的创作主张。但因为写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讽谏”,他必然过多强调“愿得天子知”、“时得至尊闻”的一面,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帝心恻隐知人弊”上,渴望用“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的模式,来解救天下人的苦难。这种对最高统治者的依赖,暴露出诗人思想上的局限性。他的讽喻诗“意激而言质”,违反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美学观,乃是有意为之,是追求、创造一种更富有战斗精神的新诗体,以再现客观生活本身为根本目的。

白居易新乐府诗中的真实性原则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位。他曾将自己51岁以前写的1300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为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共有170多首。其中《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可谓“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纵观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我们不难发现，其反映内容的真实性原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杜甫新乐府诗语言的文化批判功能

the critical function of Dufu’S Lefu depend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 of the poems and this function is also expressed by Dufu’s consciously using the power of language such as using different words to describe sensitive things ,using many non-declarative sentences and rhetorical speech.

唐代新乐府诗派的批评论

崛起于中唐时期的新乐府诗派,着眼于创作实践的角度,就新乐府创作与批评,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其重点主要表现在"因事立题"、"即事名篇"、"病时"特质、"五为"方向、认知特点与写作规范等多个方面。这些理论主张,不仅丰富了新乐府诗派批评理论的内容,而且对建构与完善唐代乐府诗批评理论体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白居易新乐府诗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是我国中唐时期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探讨白居易新乐府诗以叙为主、叙议结合的表达方式；鲜明的对比手法。明白晓畅的语言等创作情况，以此展现白居易新乐府诗恢弘的艺术魅力。

历史链条上关键的一环——为白居易新乐府诗论一辩

在我国美学史上,白居易以其诗论有着重要的地位。然近十年来,他的地位却不断倾斜。谓其“把现实干预强调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使文学成为“政治观念的传声筒”者有之,谓其“宣布取消诗歌的审美功能”而沦为一种“政治工具论”者亦有之,更甚者则谓其影响已“沉潜在民族群体意识深层”,“在今天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并没有清除净尽”。肆意贬责白居易似乎成为一种时髦! 对历史上一个作家或作品的阐释,似乎可采取三种不同角度:(1)仅就作家或作品本身为审视阈限;(2)放在一个较大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上进行意义阐释或价值判断。本文则采取第三种视角:作为历史运动链条上一个特殊环节加以总体把握。由于选择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同他人不尽一致。

新乐府诗派与新乐府运动——关于白居易评价的一个问题

一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同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现行的几部文学史,之所以把他称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或“继杜甫之后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主要是因为他以自身的文学实践,为继承和发展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白氏同元稹一起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以及他所创作的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饱含着悯怀疮痍、关心民瘼的激进民本主义思想的讽谕诗。

元稹、白居易新乐府诗之差异分析——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说起

从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对元白新乐府诗的论述中可以概括出元白新乐府诗不同之处:在诗歌主旨上,元稹新乐府诗主旨散乱而白居易新乐府诗主旨鲜明集中,这是因为他们创作动机和个人经历不同;在诗歌语言上,元稹新乐府诗语言晦涩而白居易新乐府诗语言通俗易懂,这是因为他们诗歌题材的选取不同,也是文体沿革的必然结果;在写作手法上,元稹新乐府诗手法单一而白居易新乐府诗手法丰富多样。

从张籍新乐府诗看中唐社会官民及商农矛盾

中唐诗人张籍是新乐府诗的奠基人,他的文学创作和价值却常常被世人所忽略,不管是古题还是新题,张籍都有过突出的贡献,尤其在新乐府诗的发展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张籍一部分新乐府诗反映出官民及商农的矛盾。张籍诗歌关注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

白居易新乐府诗题名方式探源——从白氏新乐府诗序的相关校勘问题说起

白居易新乐府组诗前有一段序语,由于版本的不同,亦出现异文现象,即＂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有些版本在＂首句标其目＂后或有＂古十九首之例也＂句。因为这直接关系白居易新乐府诗题取法的渊源问题：也即其诗题名方式效法的是《诗经》还是《古诗十九首》,并进而涉及诗文义旨问题,故而不能不作深入辨析。本文由版本问题入手,梳理各家观点,分析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题名方式,复与《诗经》《古诗十九首》题名方式比较,基本上可以判定白居易新乐府诗题命名方式是取法于《诗经》的。而＂首句标其目＂下之＂古十九首之例也＂句,实为他人所加,非白居易原文所有。

中唐新乐府诗体探析

文章主要探析中唐新乐府诗的诗体特征。中唐新乐府诗人在选择体裁样式时别具匠心,从中透射出他们的乐府观。一方面借鉴汉魏古乐府之体式,采用古体,有五言、四言、杂言等,风格古朴浑厚,富有情感张力。另一方面又有所新变,吸收唐代民间流行的歌谣体"三三七体"来改造乐府诗,这种体式流利宛转,易于唱诵,为时人所喜,便于实现诗人以诗为奏议的目的。中唐新乐府还采用组诗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表现主题,这类组诗有总题、分题,组诗内的每首诗风格一致,篇幅接近,各个单篇以某个视角来展现共同的主题,有助于深层次开掘主题,有利于传播组诗所呈现出的情感内容和艺术风格。

论白居易新乐府对汉乐府的继承和革新

乐府诗歌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从汉末汉乐府的兴起,再到唐代白居易新乐府的出现,乐府诗的题材和内容一直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本文将汉乐府和白居易新乐府进行比较,旨在探讨白居易新乐府对汉乐府在表达方式、主人公形象及艺术表现手法上的继承和革新。

白居易新乐府对叙事诗的革新

继盛唐杜甫创新乐府诗后,白居易在乐府诗创作上也有突出贡献。文章从白居易乐府诗的叙事性出发阐述其乐府诗特点。在叙事内容上,比较白居易乐府诗与前人乐府诗创作内容上的不同;在叙事方法上,用西方叙事学理论,从叙事人称、叙事结构方面具体分析其革新之处。

讽谕诗和新乐府的关系和区别

我们读中唐时期的诗歌,特别是白居易、元稹诗歌的时候,常常接触讽谕诗、新乐府这两个名称。现在不少文学史著作和单篇论文,往往把自居易他们提倡写作讽谕诗的活动称为“新乐府运动”,在某些同志心目中,这两个名称的内涵几乎是等同了。实际上,讽谕诗是就思想内容而言,新乐府是就样式而言,这两个名称的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本文拟在这方面略作辨析。

略谈白居易的新乐府诗

在唐代诗人当中，白居易的诗就数量上来说是独占魁首的。他的诗数量之多无愧于他的声誉之高。白居易文集有七十五卷，其中各体诗大大小小，共有三千八百四十首诗，此外，还有许多遗漏者。现存如此庞大的数字，是唐代任何诗家都不能比拟的。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张保健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５１岁以前写的１３００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条律。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为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其中《新乐府》５０首更是有组织...

李绅与“新乐府运动”关系的考察

李绅是中唐著名诗人,李绅的家学渊源、儒家思想与他创作新题乐府有密切关系,李绅的儒家思想、强烈的用世之心是他创作新题乐府的内在动因。李绅的新乐府诗作更多地体现了他以传统儒家为主的思想特色。李绅首次标示“新题乐府”,不但促使元稹明确地从理论上认识“沿袭古题,唱和重复”的缺憾,概括了新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特点,并对白居易正式提出“新乐府”这个概念有直接的启发。“新乐府”这一名称的产生,标志着诗歌观念的更新与觉醒,它的明确化,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