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的新兴权利

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生产服务模式下的消费品范围、消费场景与消费方式,而且拓宽了消费者群体。但是,源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消费者立法已经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消费者保护。由于我国消费者保护立法对消费者概念的模糊化处理,使得既有消费者权利体系难以覆盖数字经济场景下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由此引发构建消费者新兴权利的需要。可将传统消费者概念扩展到数字消费者,并引入消费者信息权、消费者数据权、消费者评价权、消费者删除权等与数字经济和数字消费密切关联的权利,从而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推进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

新兴权利的证成难题与出路:围绕数字权利展开

随着权利观念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持续改善,新兴权利问题成为法律实践中的热点问题。面对新兴数字科技的挑战,确立和保护新兴权利成为应对挑战的有效对策。然而,新兴权利的概念界定和理论证成在法理学上存在很多难题。新兴权利概念并不能独立于传统权利概念而存在,司法实践对新兴权利的弱支持以及部门法研究对新兴权利的类型化处理冲击着新兴权利概念的独立性。数字权利的不断涌现从表面上展现出新兴权利的实践意义,但实际上强化了新兴权利证成的困难。证成新兴权利的更好出路是将新兴权利视为一个薄概念,其道德意义来自于权利的一般价值,但具有应对社会实践变化的灵活性。对新兴权利的重视,在本质上反映了权利构建于现代社会的道德意义。

第十一届“新兴权利与法治中国”学术研讨会召开

为深入探讨新兴权利的内涵与外延,探索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2024年6月22日,第十一届“新兴权利与法治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本次论坛以“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新兴权利”为主题,由《学习与探索》同《北京行政学院学报》《东方法学》《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法学论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江汉论坛》《求是学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刑事法杂志》(按拼音排序)11家期刊联合主办,暨南大学学报编辑部与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共同承办。

认真对待新兴权利——我国新兴权利理论研究述评

当前学界对新兴权利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全面梳理国内学者研究新兴权利理论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尤为必要。学界对新兴权利理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问题,即新兴权利的概念问题和证立问题。对于前者,学界并未取得一致的认识,存在非权利说、权利说和综合说等分歧;对于后者则分为对证立标准和新兴权利成为法定权利的路径、标准和模式的探讨。对于证立标准而言学界形成了形式和实质标准、概念和实证标准、主观和客观标准以及领域和情境命题标准。对于新兴权利法定化的路径则从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倾斜。虽然学界对新兴权利的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推进,但局限在于对新兴权利一般理论的系统研究仍然不足、新兴权利研究面向上的失衡以及研究方法上稍显单一。新兴权利未来的走向应当锚定在以下方面:系统构建新兴权利的一般理论;进一步深化新兴权利司法面向;研究运用多元方法研究新兴权利,推进新兴权利交叉学科的研究。

新兴权利的法理基础与完善司法保护探析

新兴权利相较于法定权利而言,其并未被现行法律所明文规定,新兴权利属于综合性概念,它不是对某个具体权利的界定,而是对一系列权利诉求的统称,是涵盖不同性质、类型以及内容丰富的权利集合体。就新兴权利的概念界定以及特点总结而言,其具有规范性、增益性以及非法定性的特点。新兴权利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生成的权益需求,与人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对新兴权利的价值评判,应坚持维护正当法益、促进发展创新、平衡多方主体利益的原则,为其成为法定权利,提供理论基础。新兴权利的司法保护,可以通过利益衡量、法律发现以及法律解释的方法予以解决,同时兼顾可行性与合理性。

新时代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维度与未来面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学界对新兴权利的研究已日趋成熟且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为深耕法理、拥抱科技、聚焦司法和关怀社会四个方面的内容。新兴权利的基础理论研究日益深化,其基本范畴和理论根基更为成熟;科技进步拓展了新兴权利的研究主题,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兴权利、信息与数据权利、基因权利的研究日渐丰富;司法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新兴权利的研究立场经历着从立法到司法的转向;民生与社会权利始终是新兴权利研究不变的主题,社会权的性质和内容更为清晰,社会弱者权利得到了更多关注。以此为基础,今后的新兴权利研究应继续突出时代主题、深化理论研究、注意研究方法、侧重交叉学科,以期实现研究水平和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大数据时代辩护律师数据权——作为新兴权利的证成

大数据技术加持后的国家追诉权愈发膨胀,而被追诉人辩护权保障不足的旧疾却尚未解决,继而进一步加剧了控辩不平等。究其原因,传统的辩护权框架对公权力的制约作用本就有限,如今更是难以覆盖司法人工智能系统产生的各种流转信息和算法信息。为化解上述问题,应当派生与构建辩护律师数据权,以丰富和补充律师辩护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权利内涵,激活大数据时代辩护权的功能。作为一项新兴权利,辩护律师数据权赋予辩护律师得知、获取、使用与所代理案件有直接、间接利害关系之数据的权利,其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法律上的正当性以及“社会-政策”上的可行性。为了真正落实辩护律师数据权,应当充分把握既有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加快建设统一的司法大数据库,并完善间接数据信息与直接数据信息的获取方式。

挑战与路径:司法裁判如何回应新兴权利

司法裁判领域的新兴权利,不属于法定权利类型,而是当事人就自身利益诉请法院认可的要求或主张。法官裁判新兴权利案件,面临法无明文规定之难题,这与抽象普适的成文法、不断涌现的新兴事物、积极活跃的权利观念密不可分。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应致力于在解决矛盾纠纷的基础上,识别、判断及保护合理正当的新兴权利,注重司法裁判说理,及时回应公民寻求公力救济新兴权利的正当期待。由此,法官裁判案件,应准确定位新兴权利,科学运用裁判方法,追求实现个案正义。

新兴权利视域下环境健康权证成分析

环境健康权是权利主体享有的环境健康利益的权利表达,也是环境权与健康权在主体、客体及内容上相互交融的体现。至于环境健康权能否以及如何成为新兴权利这一命题的理论探讨,首先应对环境健康进入到权利层面的正当性进行分析,环境健康权的生成逻辑契合新兴权利“新”的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其具有主体层次多元化、客体形式复杂化、内容涵蕴丰富化的表现形式。其次应阐明环境健康权成为一项新兴权利的判断标准,环境健康权作为新兴权利的权利构造,及其拥有的特殊内容等。最后结合环境健康权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可行性,就其何以能成为新兴权利做进一步的法理学层面的阐释分析。

新兴权利研究的几个问题

新兴权利研究作为推动中国权利研究深化的理论努力,其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推进新兴权利研究,必须认真对待这个统合性概念所涵括的权利束及其性质,思考其认知与甄别标准,审视其复杂的主体构成,挖掘其产生与成长的基础,揭示其所表征的实质内涵,认真思考其研究路径,同时,新兴权利研究的有效展开也需要与一般意义上的权利理论研究相互促动,从而共同得到理论的深化与拓展。

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提升与未来关注

新兴权利问题愈来愈受到法学界的关注,并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些新兴权利研究呈现出两种基本进路,即宏观的法理学研究进路和微观的部门法研究进路。从总体上讲,这些研究都普遍存在理论研究层次不够高、学术贡献不够大、知识增量不够明显等问题,甚至有些研究所创设的新型权利概念直接违反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常识。要想进一步提升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层次,就必须增强基本议题的设置能力和方法选择的理论自觉。

新兴权利救济:司法能动立场的证成与运作

新兴权利在习俗性、道德性意义上存在,并非法定权利,司法救济与否的理论难题也困扰司法实践,司法克制主义应为主流立场以维护规则之治,作为补充立场的司法能动主义对于回应社会需求也确有必要。而司法能动主义运作不应囿于方法角度,程序角度、功能角度的司法能动主义在新兴权利救济上也有所作为。司法能动主义的风险性决定了司法要"作茧自缚",法治秩序底线、权利成本、伦理道德都是司法能动的限定性因素。

从新兴权利到新兴法益——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原点变换

近年来新兴权利的研究之所以难有实质性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基本范畴——新兴权利的错误,而基本范畴的错误则源于对基石性质的概念——法益的遗忘。权利一词只能在规范意义上使用,权利依附于法律文本,“新兴”的判断只能以现行法律文本作为参照系。所谓新兴权利,实际上说的是新兴法益。新兴法益的生成是基于普遍需求而非纯个体需求,应符合道德和习惯的要求,同时也不能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新兴法益的创设应以义务配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为推导前提,法益的类别则应以义务人的身份和义务的内容为推导前提。新兴法益的生成必须借助包含禁止性原则的一般条款,根据是否包含“权益”或“利益”等法益之替代概念而在裁判结果的表述上有所区别,包含“其他权利”“等权利”之类开放性表达的“剩余权利”条款不能充当新兴法益保护的法律依据。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原点正在经历从“权利”到“法益”的变换。

新兴权利研究述评——以2012～2013年CSSCI期刊相关论文为分析对象

在"新兴权利"名目下汇聚了包括环境权、人格权、信息权、民生权、基因权以及特殊群体的权利等多种新近兴起或更新的社会事实性权利群,每一种新兴权利自身又是一个权利束或权利丛,且各种权利束之间又呈现出交叉互渗的复杂关系,这必然要求法律保障的交互性和系统性。上述问题构成了国内学界2012-2013年度新兴权利研究的热点并获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及时概括和提炼这些成就,有助于权利保障水平提升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进一步促进新兴权利深入研究以推动权利事业进步则是所有法学者的时代责任。

新兴权利的逻辑基础

新兴权利理论不应满足于对"新兴权利"现象作生活化或描述性说明,而首先应该从逻辑上对它予以证成或证否。因此,新兴权利理论的首要核心命题应该是新兴权利产生的逻辑条件。总体而言,新兴权利的产生必须建立在如下任一条件基础上:第一,按照一定之社会价值判准,既有实在法关于权利的分配或安排呈现出不公平之格局,而一种利益主张有利于打破并调适该不公平分配格局。第二,随着可掌控资源的拓展,一种利益主张既不会导致其他人所不能接受的权利克减,也不会导致按广泛被接受之价值判准看显失公平的权利分配格局。

新兴权利保护的合法利益说研究

由于关于权利本质的利益说在我国权利保护司法实践中的强大影响以及我国民事立法的结构性特点,合法利益说成为我国新兴权利保护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合法利益首先面临的是我国权利法定主义的检验;其次是利益的合法性判定的四要件检测,即利益的直接相关性、利益的非类型化性、利益的正当性和利益保护必要性检测。利益的正当性分析最为关键最具决定性。对作为具有准权利地位的合法利益的保护同样要考虑遵守权利行使的原则和要求。

新兴权利确认:司法路径的正当性阐释

新兴权利的法律确认既是法律的权利本位理念的应然要求,也是不断涌现的新兴权利事实和案件的现实需要。在确认路径上,立法机制所固有的滞后性、不周延性和不合目的性等缺陷决定了通过立法及时、有效地确立新兴权利的限度和困境,而司法作为权威的纠纷解决机制、利益的个别调整机制和个案正义的再分配机制,则能有效化解或避免立法确认路径的短板,并在新兴权利确认上展现出较强的现实优势。从现代司法的理念及其运作看,权利主体在宪政意义上的司法救济权以及现代司法不得拒绝裁判的法治原则,均应然地赋予了司法确认新兴权利的价值使命。从新兴权利本身的生成特质及其规律看,新兴权利的动态生成过程要求通过司法救济来确立新兴法益,并通过司法的救济式确立为新兴法定权利的立法确认奠定条件和基础。

从隐私权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看新兴权利保护的综合方式

我国隐私权的立法与司法保护实践,存在着新兴权利保护的综合方式。这种综合方式意味着:在保护方法上,隐私权曾先后被附属于名誉权、作为法院承认的新型权利、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法律值得保护的利益("隐私利益")、作为法定权利("隐私权")等多种方式予以保护;在保护领域中,隐私权不仅在民法(私法)领域中,而且也逐渐在行政法领域和宪法(公法)领域中被保护;在保护内容上,不仅存在着对古典的隐私权("生活安宁权")的保护,也逐渐扩大到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否保护被遗忘权的问题尽管有争议,但不排除将来可能会被纳入保护之列。隐私权已经成为我国使用保护方法最具多样性、保护对象最具发展性的新兴权利。

自然、法律与社会:新兴权利证成的三种法哲学路径——兼驳新兴权利否定论

新兴权利的提出和证成具有多种路径,主要包括体现自然法思维的自然路径、基于法律的实证路径以及带有法社会学色彩的社会路径。自然法路径证成新兴权利契合了人自身对需要的满足,具有自然合理性和价值正当性,但容易使权利话语流于宽泛。根据实证法律证成新兴权利有利于强化新兴权利的法律权威性,并避免权利话语冲突,但是这种证成路径过于保守。而基于社会现实证成权利具有现实合理性,同样可能导致权利泛化和过于功利。新兴权利证成的不同路径反证了新兴权利不断出现的现实,否定新兴权利概念和理论会导致权利话语失去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

新兴权利研究综述——以2014—2017年CNKI相关论文为分析对象

新兴权利已成为法学研究领域相对稳定的板块并逐渐走向成熟。2014—2017年间新兴权利研究热度持续增高,围绕新兴权利基础理论以及环境权、信息权、基因权、民生权等具体领域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进展显著。新兴权利作为一种"权利束"以及"尚未实定化"的内涵已趋稳定,其研究范式、生成基础及立法机制仍待深化。环境权救济模式理论日益超越部门法,农民(农村)环境权日益独立;信息权的权利体系结构、立法模式研究不断深入,被遗忘权持续活跃;基因权研究区分人类基因和动植物基因形成不同救济体系;民生权研究持续升温并呈现出较高的实证化面向。未来应引入比较法视野和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增加基础研究的辐射力,注重新兴权利立法路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