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统计测度及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系统梳理新基建的主要领域,重塑新基建的测度指标体系,在考察2017—2021年中国新基建水平及特征的基础上,探讨新基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新基建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有效提振了国内需求并推动了数字化转型工作;目前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是部署新基建的主要堵点和难点;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近年来新基建的地区差距有所缓解,在区域一体化水平日益提高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协同联动;新基建可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考察期内随时间推移这种正向促进效应愈加明显。

数据要素、新型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调整路径

数据要素和新型基础设施在各个产业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不同产业对数据要素和新型基础设施的应用方式和利用效率存在差异,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路径。文章构建包含两个生产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用于代表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企业。每个部门将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将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数据扩展型技术,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函数。不同部门的数据产出弹性、数据和传统要素的替代弹性存在差异,这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路径的重要因素。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数值模拟研究,文章发现:在不同产业之间,由于产品替代弹性较低,提高数据要素和新型基础设施的数量会导致数据产出弹性较高、数据和传统要素的替代弹性较高的产业产出提高,但其产品价格和名义产出降低,促使资本和劳动力流向数据利用效率低的产业。这一过程将改变资本和劳动力的价格,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同一产业内部,由于不同企业间的产品替代弹性较高,数据要素和新型基础设施导致资本和劳动力流向数据利用效率高的企业,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推动整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受到数据要素的调节,且最终的影响方向和路径与数据要素一致,可以通过调整需求结构引导更具针对性和长效的产业结构调整。最后,文章提出数据要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并对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导致的问题提出对策。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

以2011~2021年中国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30个省份为样本,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创新创业促进效应,该效应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中、信息基建与创新基建维度、处于较低市场潜能分位点的地区中更为明显。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除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外,商品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区域创新关联,均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创业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强化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存在“抑制—促进—减缓”的门槛特征,且目前部分西部地区仍处于抑制阶段。

超越技术的视角:新型基础设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科学议题

新型基础设施(新基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石,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实现大国崛起的引擎,也是经济地理的前沿和重要研究领域。本文以超越技术的视角,系统梳理了当前经济地理学中关于新基建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技术关联性理论、关键赋能技术理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理论和区域一体化理论等。在此基础上,提出需重点关注的3个科学议题及研究思路,分别是新基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路径与机制研究、新基建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机制研究和新基建统筹布局与区域一体化运行机制研究。本文旨在建立新基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以期为中国更好发挥新基建战略潜力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劳动工资和工资差距的内在机制

本文从新型基础设施的产品偏向性出发,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探讨了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劳动工资和工资差距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基础设施直接带来的效率提升可以促进各类劳动工资增长,但间接导致的要素重新配置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总效应取决于资本与各类劳动之间的替代性以及技能型中间品与非技能型中间品之间的替代性。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技能型产品偏向型的新型基础设施可能导致工资差距扩大,但可以带来劳动工资的“普惠性”增长。

新型基础设施、数实融合与实体经济发展——来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证据

在以实体经济为发展着力点的背景下,本文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作为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22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智慧城市”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基于“智慧城市”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平行趋势等假设条件和其他一系列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稳健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北方地区以及中小规模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中国新型基础设施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基于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及创新基础设施共3个子系统29个具体指标,采用熵权法核算中国新型基础设施指数,并根据达格姆基尼系数、重心法以及马尔可夫链方法刻画新型基础设施及组成部分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进趋势。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新型基础设施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逐渐形成以东部沿海地区及四川为密集区的双核心结构,总体空间差异的最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次之,超变密度差异最小。重心以向西南方向迁移为主,发展水平存在路径依赖,但随着跨期延长,低水平省份在跨期3年后呈跨越式迁移。本文的研究为掌握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提供了政策参考。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新基建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短期内,新基建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经济韧性;长期内,新基建为新经济、新技术和新产业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支撑,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催生新业态,提升产业融合能力,促进产业协同发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检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显著地促进地区的产业融合发展,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因此,为了促进地区的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合理优化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建立完整规范的制度保障体系,在政府监管政策上要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我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带领人类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以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空间计量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基建”能够促进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区域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新基建”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显著。分类别研究发现,三种类型的“新基建”均能够提高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融合基建的影响系数最大,且不同类别“新基建”在不同区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性。另外,“新基建”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兼具正向溢出效应,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此基础上,为我国“新基建”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时空分异研究

近年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在国家战略层面密集部署,成为培育新兴产业和构筑新兴产业链的重要支撑。鉴于现有研究对城市空间尺度“新基建”影响新兴产业链不同环节发展效应的时空分异关注有限,该文分析2011—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新基建”和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时空特征,揭示城市“新基建”影响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中下游不同环节发展效应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2011年以来中国主要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产业链取得快速发展,在国家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核心城市形成空间集聚;②城市“新基建”综合发展水平有效推动了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发展,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应用层、中游技术层和上游基础层,推动效应随时间推移而强化;③城市“新基建”影响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效应在空间上主要凸显于东部沿海地区和核心城市群,影响程度在城市群发展梯队之间的空间异质性超过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的空间异质性,第一梯队城市群正成为城市“新基建”赋能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创新“增量提质”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提升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既是打破技术低端锁定局面的必由之路,也是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然选择。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选取2012—2022年15个制造业产业链数据,实证检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创新“增量提质”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可显著推动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攀升,该作用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增量提质”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升中间发挥中介作用;相较于技术创新数量,技术创新质量的中介效能更强;数字技术创新“增量提质”的中介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据此,提出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存算”体系建设;筑构技术创新生态网络;扎实推进“强链”、“延链”、“补链”相关建议,以期实现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升。

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赋能双循环协调发展:测度与机制

基于中国2008-2022年省域面板数据,在测度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度及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对双循环协调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测算结果显示,中国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度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内循环发展水平以良好态势提升,而外循环发展水平较低且增速缓慢,抑制了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提升。实证结果表明,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能够显著促进双循环协调发展,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产业升级是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赋能双循环协调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双循环协调发展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效应值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但在东北地区不显著。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

从新型基础设施角度出发采用动态面板的研究方法,以中国2003—2020年30个省份为样本,探讨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经济差距呈倒“U”型关系,这一结果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会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差距,但是会扩大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将新型基础设施分为融合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后,发现融合基础设施对于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效应弱于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会通过劳动效率、技术创新渠道影响区域经济差距。

新型基础设施对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来自RCEP成员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22年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新型基础设施对知识型服务出口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质量的提升有显著推动作用。新型基础设施借助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促进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质量,并且教育水平和研发能力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基础设施对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中国新型基础设施与知识型服务贸易发展较为迅速,网络用户量及教育研发投入力度具有明显或一定优势,新型基础设施核心技术及提供的相关服务具有明显或一定劣势。中国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教育水平和研发能力,深化与RCEP成员国相关领域的合作。

传统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1997-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探究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相互依存、互为约束、共促增长。二者均能够显著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但剥离了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后发现,基本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远大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第二,地区的区位优势、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贸易比较优势和地理位置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具有异质性影响,低房地产价值、低人力资本水平、低转移支付水平、低贸易程度地区和东中部地区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益更多。第三,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效率结构三重升级的角度进行机制分析发现,传统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推动供给结构升级,但会阻碍需求结构升级,同时对效率结构升级不具有显著影响;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推动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效率结构三重升级。第四,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促进作用更加持久稳定,但作用程度较为平缓,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促进作用则更加快速显著,但作用期较为短暂且不稳定。文章就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分析,丰富了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关研究,为助力中国经济调结构、转方式、促增长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业活跃度与商业经济韧性

城市商业经济韧性是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避免经济硬着陆的有力支撑之一。本文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视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准自然实验,以2011-2022年我国282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DID模型系统评估新基建对商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基建从抵抗力、恢复力及创新力三方面显著提升商业经济韧性,并通过创业活跃度间接正向影响商业经济韧性;安慰剂检验发现,新基建提升商业经济韧性这一结论的稳健性较强。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数字经济是我国面向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目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我国落实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前提。本文在分析国内外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明确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思路,研究探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并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可行性建议。

中国新型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运用永续盘存法的非传统途径,审慎测算出2003-2021年中国新型基础设施的全套资本存量,进一步分析其区域差异和分布动态演进。研究发现,新型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以年均14.56%的增长率快速攀升,到2021年高达8.12万亿元。其中,创新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处于首位,信息基础设施居次,融合基础设施最小。新型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总体差异、在中西部地区的内部差异,以及在东~中部、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均呈波动下降趋势,如此差异产生的最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就分布动态演进而言,新型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具有较为明显的极化特征,存在逐渐增强的正向空间聚集现象,全国整体以及三大区域都存在绝对β收敛趋势,其收敛速度先增加、后减小。同时,信息、创新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具有绝对β收敛特征,而融合基础设施具有发散特征。

智慧物流园区建设对城市商贸流通效率的影响——基于新型基础设施调节机制的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智慧物流应运而生,逐步成为提升城市商贸流通效率的重要动力。基于此,本文以智慧物流配送示范单位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智慧物流园区建设对城市商贸流通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智慧物流园区建设有力推动了城市流通效率的提升,且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从调节机制来看,新型基础设施对智慧物流园区与城市商贸流通效率的正相关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从地区异质性分析来看,智慧物流园区建立对于城市商贸流通效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05—2021年我国30个省级样本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深入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并分析了绿色金融在此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绿色金融能够负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在西部地区的减排效应不显著;在东部地区,绿色金融能够显著负向调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碳排放之间的倒“U”形关系,该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基于此,今后应充分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效应和绿色金融对其的赋能作用,为我国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