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新子学”如何可能(下)——“新子学”的定位及其与文化运动的比较

从学理上讲,遵循中国传统哲学“更新再始”之思维逻辑所提出的“新子学”,应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呼应时代精神的思想目标,这构成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类似唐代古文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文化运动的类本质,同时成为“新子学”何以可能的普遍必然性之所在。考察唐代古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所以兴起的直接原因都是“世之弊”,但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思想目标则都是对“天下一体”“天下为公”的自觉和追寻,都是顺应其时代精神的呼唤而出现。故此,“新子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当定位在孔子所论“富之”“教之”的社会发展阶段,应朝着构建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新子学”与“新子学主义”:由学术体系到实践方向

"新子学"自提出开始,便以对中国文明"主体性"与"多元性"的坚持,作为自身最核心的价值诉求。一般来看,由于"主体性"与"多元性"在立场上的背反,二者很难同时兼容在同一理论框架之下。然而"新子学"所坚持的这两项原则在特定的情况下,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还对现实问题具备有效的回应能力。所谓特定情况下的合理性,源自于"新子学"在对先秦诸子思想与学术进行整体性研究时,对诸子时代与前诸子时代的中国文明基本形态作出的判定,以及对这一文明形态不间断传续至今的肯定,而强有力的回应效力更是来自于,前者在考古器物层面上确切可证性,以及对当下时代的根本特质具有的超越。因此,"新子学"不仅是一种通过论证而得出的学术理论系统,更形成了对当下各种社会思潮的超越,并由此确立了"新子学主义"的实践方向。

论“新子学”何以成立——中西两种视域的交融

"新子学"的根本愿景是以先秦诸子时代的"子学精神"回应当下的各种时代问题。这一命题实际包含了"子学精神"的内核为何、时代问题的根源何在,中国古典视域下的"子学精神"回应现代性如何可能等三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显然,从形上的最终根据来探讨解决以上三个问题不失为最佳的路径。

中国文化“根性”与“新子学”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原生态"文化。但百余年来,中国文化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批判甚至颠覆中国文化成为主流;给中国文化、中华民族贴上了"劣根性"的标签,原因包括西方学者批判甚至污蔑中国文化、西方传教士推波助澜、日本学者指鹿为马、新派学人信以为真等几个方面。其实,所谓中国"国民劣根性"全是子虚乌有。有关中国文化的"根性"、中国文化的特征,研究者也是众说纷纭;"新子学"应条分缕析,坚持整体性原则,坚持以正面评述为主的原则,坚持以中国逻辑思考中国问题,坚持开放的文化观,把中国文化"根性"说清楚,以更好地解释中国问题。中国文化崇尚人本主义,"新子学"在当下也应以人为本,经世致用,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子学"。

“新子学”之我见

"子学"之"子"既是"诸子百家"之"子",则"新子学"之"子"便应该指当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个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即是"新子学"。"新子学"乃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它并不完全与"西学"相对应。由于古代的"国学"属于"官学"的范围,因此"新子学"只能成为"新国学"的主体。

探索前期中国的精神和观念——“新子学”刍议

论文分别从诸子普遍性的"道"的观念、儒学之经学与子学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庄子学的个案等不同角度重新探赜诸子学与现时代的内在关联。孙少华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主要是中国古代哲人学说中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可以为不同时代提供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指导。就诸子所提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而言,这应该是共通的,是历代都需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传统",并建立"新经典"。刘思禾认为,子学是"国际"竞争与时代转型的产物,诸子学派的发展与诸侯的支撑密切相关,都涉及政治秩序和思想秩序的高度统一。可以把春秋战国直至隋唐称为早期中国,把唐宋之后称作晚期中国。前者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自身发展时期,其基本冲突主要集中在经子之间,经学和子学共享着基本的共识,其区别于晚期者在于以社会控制为思考面向,注重公共秩序。而中国晚期思想的根本在于本土与外来的对抗,所以宋儒的正统—异端意识特别强烈。随着中国意识的觉醒,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的观念逐渐生长。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诸子学是有第四期发展空间的。孙以昭认为,"新子学"的"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新",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新"。也就是说,要做到"三新一全":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数据全。它涉及传统选题的深化与突破、传统方法的改善与突破、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写出新的子学著作同样极为重要,我们既需要传统的校勘注疏大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史专家。

跨界会通——论“新子学”的创新途径

方勇先生于2012年起倡导"新子学",强调"诸子会通"。会通即融会贯通,又称融通、汇通等,通行的"专科之学"往往局限于学科内,就子学论子学,难免片面,跨界会通乃"新子学"一大创新途径。"新子学"研究应跨越学科疆界,交叉、融合,互动认知,注重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似性、相通性。跨越时代疆界,古今贯通,"通古今之变",应有当下关怀,存旧统,更开新域。跨越不同学术路径,会通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子部与经、史、集部贯通。跨界会通,要求学者会通众学,通大义,识大体,作"大判断",得其全,成其大,走返本开新之路,弥合学术分裂。跨界研究,目的不在于"跨界"本身,而是会通创新,追求整体之学、大体之学,"成一家之言"。

“新子学”与跨学科、多学科学术研究

论文分别从诸子普遍性的"道"的观念、儒学之经学与子学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庄子学的个案等不同角度重新探赜诸子学与现时代的内在关联。孙少华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主要是中国古代哲人学说中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可以为不同时代提供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指导。就诸子所提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而言,这应该是共通的,是历代都需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传统",并建立"新经典"。刘思禾认为,子学是"国际"竞争与时代转型的产物,诸子学派的发展与诸侯的支撑密切相关,都涉及政治秩序和思想秩序的高度统一。可以把春秋战国直至隋唐称为早期中国,把唐宋之后称作晚期中国。前者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自身发展时期,其基本冲突主要集中在经子之间,经学和子学共享着基本的共识,其区别于晚期者在于以社会控制为思考面向,注重公共秩序。而中国晚期思想的根本在于本土与外来的对抗,所以宋儒的正统—异端意识特别强烈。随着中国意识的觉醒,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的观念逐渐生长。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诸子学是有第四期发展空间的。孙以昭认为,"新子学"的"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新",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新"。也就是说,要做到"三新一全":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数据全。它涉及传统选题的深化与突破、传统方法的改善与突破、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写出新的子学著作同样极为重要,我们既需要传统的校勘注疏大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史专家。

论“新子学”的内涵、理念与构架

"新子学"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是从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知识理念与方法研究"旧子学"存留内容的学术。它在维护学术独立性和自由性的前提下,整合贯通不同学科,消除各学科的相对局限性,并以此在忠实于"旧子学"留存文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新的整理和阐释。"新子学"的工作构架应该是由文本基础、学科协同、团队组建、人员分工、成果发布、质量判定等模块组成,是一个具有良性生命活力的动态系统。它的内容架构应该是以儒、道、佛三家的全部文献的汇总、整理为主要部分,同时整合其他子部学术,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其自身的完整性、系统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关于“新子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新子学"是发掘于"诸子学现象"又全面超越诸子学的全新事物。它是一种基于多元、开放、发展世界以面对他者而实现自我否定式发展为基本理念的新哲学。"新子学"也是重新梳理"子学"、"经学",以改造整个中华学术文化的基本结构、实现其全面发展的学术文化工程;它是治疗当下学术文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错综合症"的良方,尚有广阔的开拓空间。

论经学、新子学与哲学的当代并立——从当代中国思想学术与文化建设相互关系的视角考察

人文社会思想的应用特质在于以某种理或理序为基础构建一种礼序,二者的同构构成一种理论系统的自洽,但是,理的探究既需要与社会秩序的目标相联系,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理论认知特性。经学更多地受到其礼序运用的限制,其社会指向的利弊均在乎此。历史中的经学可以从礼的斯文教养与礼制两个向度分解,前者是今天经学重建的目标。新子学和哲学则是对"道"的开放性的探究,它又是构成理序和礼序的思想前提,因此,思想世界的开放性与社会价值系统的规范性引导应该同时存在,此为经学、新子学与哲学当代并立的根据。"哲学"的独特性价值还在于为中国文明建构提供了一个"说理"文化的基础。

“新子学”与中华文化之重构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是最深层次的问题,也是最关乎全局的问题。中华文化的现状如何、怎样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等问题,思想界、文化界至今并未真正形成共识。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间,较大规模的讨论集中在三次:上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本世纪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在中国文化论争中,因主张的不同而形成三种不同的派别。虽然时间过了100多年,但这三种不同认识依然各自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不同的社会环境在认知上出现变化而已,为此,应当着手进行中华文化的重构。

“新子学”与学术“新传统”建设

论文分别从诸子普遍性的"道"的观念、儒学之经学与子学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庄子学的个案等不同角度重新探赜诸子学与现时代的内在关联。孙少华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主要是中国古代哲人学说中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可以为不同时代提供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指导。就诸子所提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而言,这应该是共通的,是历代都需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传统",并建立"新经典"。刘思禾认为,子学是"国际"竞争与时代转型的产物,诸子学派的发展与诸侯的支撑密切相关,都涉及政治秩序和思想秩序的高度统一。可以把春秋战国直至隋唐称为早期中国,把唐宋之后称作晚期中国。前者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自身发展时期,其基本冲突主要集中在经子之间,经学和子学共享着基本的共识,其区别于晚期者在于以社会控制为思考面向,注重公共秩序。而中国晚期思想的根本在于本土与外来的对抗,所以宋儒的正统—异端意识特别强烈。随着中国意识的觉醒,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的观念逐渐生长。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诸子学是有第四期发展空间的。孙以昭认为,"新子学"的"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新",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新"。也就是说,要做到"三新一全":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数据全。它涉及传统选题的深化与突破、传统方法的改善与突破、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写出新的子学著作同样极为重要,我们既需要传统的校勘注疏大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史专家。

论方勇的“新子学”理念——读《方山子文集》札记

方勇先生的《方山子文集》收录了他在1980年至2019年期间的著作,对于《庄子》学史及诸子学研究有继往开来的贡献。其中提出的“新子学”理念,是基于现时代文化思潮的宏观认识,属于思想范畴,并非哲学概念。他认为,将儒学视为现时代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与正统失之偏狭,目前的思想任务应该是复兴子学以引领国学主潮。而当务之急,尤在于摆脱传统的、西学的研究模式,从当下的问题需要出发,重视会通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新子学”与中华文化认同--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讲演

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大家好!今天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之邀来做这次讲演,我感到很高兴。这次我想讨论一下诸子学、中华文化认同、中国历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思考"新子学"在其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新子学"是以中华文化的发展为旨趣的,之前学界一直关注"新子学"与中华文化重构的问题,而近期我认为"新子学"与中华文化认同的问题也应该得到讨论。在座的各位学者都是在中国外研究中国文化,可能对华人心中的中华文化认同感有更多深刻独到的理解,所以我想借此机会交流一下我的相关想法,请各位多提意见。

《五论“新子学”》笔谈

《汉书·译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诸子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所勾勒的子学图景影响了古人对子学的基本印象,在当代,它已然暴露了许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它,毕竟刻意忽视传统而希望另起炉灶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对于《汉志》这一重要的思想遗产,我们必须正视它、审视它、反思它,进而超越它。关于《汉志》的批判性思考自近代以来成果迭出,近年兴起的以“全面复兴诸子学”为目标的“新子学”研究在这方面又有许多实质推进,如近期方勇教授发表的《五论“新子学”》围绕《汉志》对子学原貌的掩盖、割裂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这为进一步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引发了学界讨论的声音。故本刊邀请该领域的部分专家就“新子学”与《汉志》的问题各抒高见,以飨读者。欧明俊教授《经学与子学关系论之我见:方勇先生〈五论“新子学”〉读后》一文宏观地把握了古今经、子之学的升降之势,倡导子学与经学在当今实现平等理性对话,认为应反思“尊经卑子”传统观念,同时又要警惕子学消解经学的倾向,警惕另一种“话语霸权”,其持论可谓审慎中和。张涅教授《“新子学”应翻过〈汉志〉这座山》认可《汉志》文献学地位,但反对以此作为价值判断及思想划分的绝对标准,认为“新子学”继承了胡适开创的子学研究传统,其对《汉志》的反思符合子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见解颇为通透深入。杨玲教授《〈汉书·艺文志〉的局限与子学研究的整体性视野》则在反思《汉志》的基础上,主张“经子一体”的观念,并列举实例说明了各家间思想的相通性,进一步伸张了“新子学”关于子学整体性的诉求,其论述理据充分,是“新子学”理念在研究上的宝贵实践。李华副教授《由“经尊子卑”到“经先子后”的回归及其文化意义》反思了《汉志》关于“经尊子卑”的价值设定,认为“新子学”中“经先子后”的提法是基于时间顺序,更为合理客观,同时又指出《汉志》仍是溯源诸子学原貌的必由途径,“新子学”研究绝不能放松对《汉志》的探讨,其关于“新子学”与《汉志》的思考颇为辩证,给人以新的启迪。陈志平教授《后〈汉书·艺文志〉时代的“新子学”》提出了“一代有一代子学观”的命题,认为《汉志》只是反映了汉人的子学观,“新子学”则代表了当代人对周、秦子学真相的探寻,而这种探索仍要坚持以书目文献为基础,这种观点立足于对历朝子学观及子部编订工作的细致梳理,让我们更真实地接近历史,继而更客观地认识当今“新子学”在子学发展脉络中的价值与地位。袁朗博士《〈汉书·艺文志〉对典籍的结构化过程》一文分析了《汉志》对诸子各家的思想归类、价值排序及源头追溯等操作之间的前后逻辑关联,反思了《汉志》对诸子典籍的结构化处理方式,并认为“新子学”应该在结构化方面进行新的探讨,此说颇有新意,以“结构化”来概括《汉志》关于诸子典籍的整理工作很准确、很传神,“结构化”也很可能成为“新子学”日后新的理论增长点。诸篇文章针对经子关系、家派划分、典籍整理、子学研究方法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观点多样,立场鲜明,相信这将为“新子学”对《汉志》的反思开辟更多的空间。

冯友兰视界中的子学、经学与新子学

冯友兰所谓的子学乃是指先秦汉初诸子之学。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是“创构”。冯友兰所谓的经学指的是从汉代到清代整个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的哲学。经学的建构“以我为辅”、“依傍”于“经”,是“重构”。按照冯友兰关于“经”“子”关系的论述,应该是有“子”才有“经”,“经”只能是“子”的著作,可是,冯友兰所谓的“经”除却“子”的著作外,还包括儒家的“经”以及中国佛学家所注解、诠释的来自古印度的佛经。冯友兰认为中国新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贞下起元”,意味着“重新开始”,像子学一样“创构”新哲学。这么说,这种新的哲学应该就是新的子学也即“新子学”。

“新子学”教育中教材修编的问题研究

"新子学"相关理念的传播离不开教育活动的参与。经历了近百年的文化断裂,传统经典需要以崭新的面貌再现。传统儒家教材注重经典性,兼具现代课程与教材的双重属性,表现为以教材定课程、以课程定学程、以教师定教材、以考法定教法等特点。现代教材则在学科规划下编写,重视学习者的认知特点,表现为以学科范畴规划教材、以认知规律编纂教材、以课程标准教授教材等特点,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教材经过现代学科的规划改变了儒家经典教材的既有形态。儒家教材的沿革过程是诸子学说在传统教育中沿革的缩影,对其特点进行梳理有助于探索符合现代教育规律的"新子学"教材。

贯注“子学精神”的子学文献整理与“新子学”建构——写在方勇《方山子文集》出版之际

方勇教授沉潜于中国古典文学与诸子学研究,以“子学精神”治学,在古典文学与诸子学的园地里精耕细作,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硕果累累。其学始于治《庄》,渐及《老》《墨》《孟》《列》《荀》《韩》及秦汉诸子与先秦文学,尔后囊括诸子学史与中国文学史之全局。近年来,方勇教授围绕诸子学的现代转型,开展《子藏》文献整理工作,提出“新子学”的理论构架,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在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同时创办刊物,举办学术会议和论坛,推动学术交流;整理地方文献,传承文脉,服务社会。

“新子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新子学"构想发表至今,经历了一个由提出到受关注再到引发热烈讨论的渐进性过程。期间获得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探讨,其内容涉及"新子学"内涵、"新子学"意义,"新子学"与国学西学关系、"新子学"体系、"子学精神"、"新子学"与民国学术转型、"新子学"任务与使命、"新子学"发展路向与方法、"新子学"传播与推广、"新子学"跨学科研究等诸多方面。当前的"新子学"研究存在概念界定模糊、研究主题过于集中、实践层面研究不足、传播与推广不充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