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小说”对域外新知的传播及其影响

清末,在新民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以小说传播域外新知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新小说”家们以启蒙者的身份,通过译述域外小说、自撰新小说,借助五花八门的“新小说”类型,将政治制度、域外奇闻、科学幻想、侦探推理、实业救国、婚姻自主、女权女学等这些陌生而新奇的知识,源源不断地传输给中国读者,不仅拓新了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与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日常行为,助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而且沾溉了此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之声的前奏。

儒学传统与晚清新小说中的“未来中国”想象

晚清一些小说家从超越西学的向度出发,重新发掘儒学传统的救世价值,并将其引入对未来中国的理想叙事之中。这些小说以儒学原则构建未来中国形象,使它与那些片面推崇强大的西方国家区别开来;以儒学目标定位未来中国形象,使它表现出“真文明国”的模样;以儒学品格打造未来中国形象,使它拥有了“明体适用”的生长机制。整体而言,小说家们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没有只停留在对儒学词汇的誊写层面上,而是蕴含了对文化主体在构建未来时如何凭籍儒学的新思考。

新名词、外来语与清末的“新小说”--以《新中国未来记》《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为例

清末具有革新倾向的小说,在词汇方面,大胆创造、引进和使用了很多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新行为的新名词与外来语。这些新词汇,无论是在思想内容层面,还是在语言形式层面,都改变了旧文学的主题与文体。通过对三部清末“新小说”文本中使用新名词、外来语的统计分析,发现这些“新小说”在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两个方面逐渐显露出现代特征。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清末的文学在新词汇的创造和使用方面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在语言层面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贡献。

晚清乌托邦小说对历史与未来的思考——以《新小说》与《月月小说》为例

目的:作为晚清报刊重地的《新小说》与《月月小说》汇聚了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借文学创作探讨建构崭新的国族想象、激励文化身份认同,其中晚清乌托邦小说成为晚清时人实践自身理想的阵地。因而文章以《新小说》与《月月小说》作家群的乌托邦小说作为参照对象,从另一角度思考晚清时人如何处理严峻的时空危机。方法: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与对照法,结合历史背景勾勒出潜藏于文本之下的不同作家群体的思想转变。结果:《新小说》作家群利用历史与政治小说为宣扬自身乌托邦思想开辟了道路,虽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第一次超越了时间间隔,将“未来”置于中国人的视野之中,却无法弥合“现在”与“未来”的历史裂缝。《月月小说》作家群创造出的乌托邦同样是未完成的,但与《新小说》的作家相比,他们试图真正迈出前进的一步,寻找一切可利用的经验去构筑“新中国”。而作为两份报刊的衔接人物——吴趼人尝试构建出真正的“理想国”,但这份努力始终萦绕着困惑与迷离,他无法进一步想象未来的不同方向,以及进化过程本身的各种变数。结论:虽然《新小说》与《月月小说》作家群将乌托邦小说作为改革利器与“未来”试验蓝图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但他们的尝试与求索开启了五四石破天惊的光明神话。

韩国新小说中的女性叙事与电视剧《阳光先生》中的女性叙事

近代以来,韩国新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具有颠覆性,完全摆脱了封建制度中的女性形象,主张即使女性以婚姻为中心,也要有家庭之外的生活,表达了女性对家庭之外生活的渴望。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李光洙的《无情》、玄镇健的《故乡》、朴婉绪的《妈妈的木桩》、崔贞熙的《野菊抄》、金明淳的《弹实和珠英》,以及与之相关的电视剧《阳光先生》,揭示韩国新小说所呈现的女性叙事的变化特征。

《新小说社征文启》及其价值和意义

《新小说社征文启》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份宗旨明确、内容详备的征文启事 ,对于 2 0世纪新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文章在国内首次全文介绍这份启事 。

晚清翻新小说创作动因探析

长久以来,晚清翻新小说受到学界的忽视与埋没,其创作动因问题也一直是晚清文学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细读翻新小说文本并深入分析晚清时代文化语境后发现,翻新小说的出现与繁荣,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新小说"背景下新小说阵营对古典小说的不满,又有中国固有的续书与仿作传统的影响;既有借古鉴今的讽世冲动,又有娱乐搞笑的商业目的。

翻新小说:晚清小说新类型

作为晚清新小说类型家族中的后起之秀,翻新小说创作在1909年度达到高潮,从而成就了一种新的小说类型。翻新小说借鉴政治小说、科幻小说等小说文体的写法,承继传统小说的模式,整合融汇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体特征,并以其独具的文体优长取得了骄人的创作成就,谱写了晚清新小说最后的辉煌乐章。

“新小说”与“子涵夜话”:梅子涵近年创作趋向

"梅子涵新小说"和"子涵夜话"是梅子涵近年创作的两个重要集合处。"梅子涵新小说"中,叙述自我的力量愈渐强大,对城市生活和自我经验的描述和反省,愈亦走向了心灵深处,抱着"押送"自我的企图,对社会主义经验、城市生活经验进行再叙述。"子涵夜话"也延续了这样的创作思路,并对当下城市生活进行再审视,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道"情怀和自省意识。

1909：晚清翻新小说的狂欢年

作为晚清新小说类型家族中的后起之秀,翻新小说创作在1909年度达到高潮,从而成就了一种新的小说类型。翻新小说借鉴政治小说、科幻小说等小说文体的写法,承继传统小说的模式,整合融会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体特征,并以其独具的文体优长取得了骄人的创作成就,谱写了晚清新小说创作最后的辉煌乐章。

暧昧的现代性追求——晚清翻新小说论纲

长久以来,晚清翻新小说遭到文学史的忽略与埋没。作为晚清"新小说"运动影响下的一股创作思潮,翻新小说在题材主旨与语言叙述层面,都对古典传统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写,这种改写所表达的乃是一种打破传承、求新求变的现代性追求。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这种现代性追求又总是呈现出一种矛盾暧昧的色彩。

“疾病”与“治疗”——对清末新小说中一对隐喻的考察

旨在"小说救国"的清末新小说中,作为隐喻的"疾病"与"治疗",对称性地驱迫着文学文本的话语生产方式,存在着热衷西化,中经扬弃,继而持守现实主义的身体国家化的演变逻辑。这一考察,彰显出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策源性的动力依据。

清末新小说中的“新中国”想象

从具有互文关系而政治倾向迥异的四篇清末新小说可以见出,其时知识精英对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同信念,从中可以复现当时知识精英对未来中国的道路设计、实现途径及远景规划的全景。清末新小说对于"新中国"的想象,具有政治启蒙目的,以实现"小说"救国的宗旨。但这些小说文本仅仅停留于"民族国家"想象,尚未完成国家理论的建构。

转型期文学译介的文化选择意向和模式——《新小说》和《译林》的个案分析

清末和改革开放时期是小说翻译的重要转型时期。《新小说》(1902—1906)和《译林》(1979—1989)分别作为两个时期的代表性期刊,在翻译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了展现特殊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微观生态,揭示两者差异的根本原因,对两者在源语国选择、译介类型、译入文体和译介策略四个方面所表露的文化选择意向和翻译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利于正确评价两个时期文学翻译的功绩和缺陷,丰富中国的文学翻译史,同时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合和以后文学翻译的发展也具有借鉴作用。

法国“新小说”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

反叛传统、注重形式冒险的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产生了多重影响,表现在小说观念和写作技巧两大方面.中国当代年轻作家在小说形式探新的写作实践中,也出现了接受变形的种种情况.无论先锋小说在形式探索上的"功"与"过",都与法国"新小说"有着直接和明显的渊源.

晚清儒学新变与“新小说”的国家想象

20世纪初"新小说"的国家想象,是现代小说的重要开端,更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叙事的一个重要起点。这既与西方现代性的传入有关,更是晚清儒学突围的结果。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的化舍,改变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时空结构,三代、桃源叙事转向了指向未来的"新中国"的想象。政治小说在引入西方政治理念的同时,以文明和道德的理想主义重构了现代国家的符号体系。"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意识的相互激发,在"新小说"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小说"东方式的国家想象,渗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揭示出儒学现代转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所在。

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一大关戾——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

文章就纪念《新小说》创刊 10 0周年 ,谈到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写私情 ,还是写群情 ;是“纯文学” ,还是有“功利性” ;而是在于写的情真不真 ,善不善 ,美不美。而且 ,这种情 ,还得放在当时时代中来加以考察。文学创作的发展与观念的更新关系重大。梁启超及《新小说》所提出的一些新观念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新小说》之所以能开创了一代的风气 ,很重要的一点是注意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读者在其周围 ,为此从经营方式 ,到期刊的内容与形式等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与尝试。但后来“新小说”的发展走了一段弯路 ,这主要还是拜金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新”之启蒙与公众舆论——论晚清新小说的价值

晚清新小说,产生于“醒世”、“觉民”的启蒙语境中,它将一系列全新的政治、道德、教育、科学观念输入中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超越经验与想象的认知和审美空间。晚清新小说的价值,是创造了一个公众参与的思想舆论空间,使现代思想文化得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