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视域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十大议题

学术研究总是随着理论与方法的不断更新和运用获得进步。近几十年来,多元化史观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对传统史学作了有益补充,更对历史研究起到革命性的推动作用。就西方史学演进而言,在经历“语言学转向”后,新文化史的兴起是这一时期史学转向的重要标志。新世纪以来,随着经典史著的译介传播,作为一种学术范式和史学实践的新文化史风靡国内学界。

西方新文化史述略

西方新文化史是20世纪70—80年代兴起于法国和美国历史学界的一场重大史学理论运动。新文化史研究注重文化的作用,注重从文化角度研究历史;新文化史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注重分析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现象并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新文化史从"宏大叙事"转向注重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微观历史的研究,其著作注重雅俗共赏。新文化史是对传统社会史的扬弃和融合,其实质是向人文主义史学传统的逐渐回归和发展。

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

新文化史在过去20多年的西方历史研究中已经成为显学,它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以往历史的看法。其影响所致,渐有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之势。本文对此提出了一些反思,并对新文化史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应用情况作了相应的述评。

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

微观史学于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于意大利,并在法国、德国、美国等地得到普遍的回应,成为一股国际性史学潮流。其兴起受到吉尔茨文化人类学和福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并同当代西方史学总体趋势转向中的新文化史运动有着紧密的关联,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微观史学具有一般宏观历史所没有的优势,并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但其微观化分析手段也受到了传统史家的许多批评和质疑。如何更好地结合微观和宏观的研究,将成为未来史学发展的趋势之一。

投石问路:中共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的邂逅

中共党史研究在理论与方式上寻求研究范式的更新有益于其学术进步。对于当代国际史学界极受关注的"新文化史"研究,党史研究完全可以投石问路,从中寻求适合自身学术特性的研究路径。从文化视角观察党史问题,既可以拓展党史研究的分析领域,也可以完善党史研究的知识结构。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新文化史是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 ,它取代了经济—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 ,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 ,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新文化史的兴起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的一次重要的转折,"文化转向"是其显著的一个标志。历史学的这一文化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西方史学主流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文化史自身由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在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也出现了由无文化、非文化向注重文化因素、运用文化分析的转向。

试论新文化史层级下的中共党史研究--评《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经二十余年的发展演进，党史学界从新世纪开始，更多地注重新的思想、理论与方法资源的积极引介，并将之审慎地运用至党史领域的各种具体问题研究中。这一学术努力有效地增强了党史研究领域与整体历史学界的学术互动，深化了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程度，极大地提升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准。近些年来，

林·亨特与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运动是20世纪最后20年中西方史学主要的研究趋势,也是整个西方史学长河中的一段重要篇章。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她本人不仅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积极实践新文化史的研究主张,更是先后主编了两部重要的新文化史理论文集——《新文化史》(1989年)及《超越文化转向》(1999年),从而确立起了新文化史最基本的研究范畴与规范。

新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向(专题讨论)——新文化史的兴起与史学的转向

1980年代以后，国际史学界发生了重大转变，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几乎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史与文化史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史学界相继复兴，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和新的研究视角勃然兴起，与国际学术界兴起的新文化史遥相呼应。目前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典范之作），且面临发展“瓶颈”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文化史研究大多尚停留在对社会生活现象的低层叙述和浅层描述层面，缺乏必要的研究深度。

新文化史与教育史研究

新文化史是当代西方的一种新的史学流派,盛兴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其经典作品涵盖了许多领域,颠覆了盛行一时的社会史模式。新文化史研究的主要进路是人类学和文化理论,将语言看作隐喻,显示出对于权力关系的深刻关注。新文化史家围绕历史研究方法展开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讨论,使历史更接近于广大公众,也扩展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实践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集体成就。新文化史遭到的主要批评是对文化的强调削弱了历史与社会科学的联系,文化理论混淆了想象与真实的区别,给历史编纂带来了负面影响。教育史研究者能够从新文化史中得到诸多启发,思考新文化史家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尝试从文化角度解释教育史,从经典文化史和新文化史的经典中汲取与教育史研究有关的养料,进而从教育史学史的角度研究新文化史对于各国教育史学发展的影响。

新文化史视域下教育活动史研究的“三个转向”

新文化史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它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使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教育史学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一门交叉学科,与历史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应该也需要从历史学中汲取营养,获得自身新的发展。近些年来在教育史学界悄然兴起的教育活动史研究可以从新文化史当中获取一些新的启示。新文化史视域下的教育活动史研究需要实现"三个转向":研究视角应从上层转向民众,将人重新放回到历史当中;研究重心应从宏大转向微观,注重具体描写;历史撰述应从分析转向叙事,注重平实生动。

新文化史视角下的“神湫”信仰——以陇东南地区为例

"神湫"崇拜作为陇东南地区的民间信仰,在历史时期,备受国家和社会之推崇。通过对其的深度描写,以新文化史为研究范式,对作为地方文化符号的"神湫"进行认知、感悟和解读并进一步阐释其在地方社会中所彰显的文化意义。"湫"信仰的形塑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的文化整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文精神不断得以丰厚的过程。一方面,它是地方社会文化认同、文化个性的表征;另一方面,它借助"天人相兆"的思想观,实现了重塑地方政治的意义。

新文化史视域下教育史研究路径探析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是发生在西方历史学文化转向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借助于人类学和文学批评理论方法,新文化史在大众取向、微观取向和叙事取向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教育史的研究路径发生了转向:在研究视角上,从上层精英转向普通大众;在考察规模上,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研究;在书写方式上,从历史分析转向历史叙事。

新文化史视阈中的印刷术——以彼得·伯克相关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印刷术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项重要发明,其社会影响历来被研究者所瞩目。新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在其关于近代早期欧洲史的研究中,以新的视角深入阐释了印刷媒介的生产传播与近代早期欧洲文艺复兴、大众文化、公共领域、知识爆发、民族语言标准化及国王形象的塑造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旨在调和技术决定论与唯意志论,呈现出了关于印刷媒介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更多复杂的历史面向,为后继学者进一步探索该问题开辟了道路。同时,他依据自身的史学实践,力图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进行对话,对很多社会科学理论提出了修正意见。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从西方刚刚兴起的"新文化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研究的可能性,可以发现"新文化史"和文学研究有共通之处,"新文化史"对"文化"的开放性理解,它非常灵活的历史写作,对目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编纂都有启示意义。

论新文化史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

新文化史关注当代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重视当代文化现象的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它代表了中国文化史的新阶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的评价与认识,应从百年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哲学文化的高度进行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修复与传承,是对民众文化地位的再确认,是对地方文化传统有效重建的契机与实践。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新文化史观述评

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简称NCH）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史学主要的研究趋势之一,也是整个西方史学发展长河中的一段重要篇章。美国女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被尊为这个学派的开山鼻祖。本文从她的具体作品出发,剖析其文化概念及新文化史观。然后,着重就她的《档案中的虚构》《马丁·盖尔归来》做个案分析,从而具体地从实践中探讨戴维斯的新文化史观。

“文学作品”的利用与新文化史研究——以民国时期报刊文学中的“苏州评弹”为例

文学作品往往都是作者根据时代风气和读者的需要来进行创作的产物,运用得当,可以充当我们研究历史的宝贵材料。民国时期报刊文学中的"苏州评弹"主题,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别叙事"的传统,又成功跨越了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的鸿沟,均体现了小说作者对于当时"苏州评弹"的想象和认知。借助新文化史的相关理论,可以展现更多民国时期苏州评弹的侧面以及探询所隶属的文化脉络。

新文化史视野对我国职业教育叙事研究的启示

新文化史在叙事材料、叙事风格和叙事方式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为故事与"碎片"、从"文本"到"修辞",以及影像资料的运用。职业教育叙事发展存在着"瓶颈"问题,主要体现在为叙事较少且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描述、叙事风格单一,不追求修辞、叙事方式单调等方面。新文化史所取得的突破,为职业教育叙事的转向提供了良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