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哲学话语的现代转化与建构——以“新理学”形上学为例

中国哲学话语经历了由原生态到现代化形态的转化,现代化形态的中国哲学话语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外来话语的中国化,二是传统话语的现代转化。中国现代哲学家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冯友兰的“新理学”形上学就对中国传统哲学话语进行了转化,转化的内容是“理”“气”“道体”“大全”等,转化的路径是逻辑分析的引入以及拓展和创新原有意涵。中国哲学话语的现代建构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维度的,因为中国哲学话语是流动性的。建构自主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显然是针对中国哲学话语曾经的“不自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回到“原生态”的中国哲学话语,自主的中国哲学话语建构必须坚持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冯友兰《新理学》对“性”的重释

作为近现代哲学家中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对“性”进行了重新阐述。首先,冯友兰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性即理也”的观点,将人性的本质规定为理性。其次,冯友兰分别从真际、实际、实际的物、社会等层面对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性善的观点。再次,冯友兰根据宋明理学的性二元论与自身的性三分论对性恶的来源进行了充分解释,表明恶并非人之性所发出之事,因此人性本身并非为恶。质言之,冯友兰《新理学》中的性论具有“完善性善论的论证体系”的理论意义与“引导当代社会向善的风气”的现实意义。

张岱年与冯友兰之“理”比较——以《新对话》《谭“理”》《新理学》为中心

冯友兰《新对话》阐述之“理”为:有某事物必有某事物之理,无某理即无某事物,有某理未必就有某事物;理是共相,具体事物是殊相;理是超时空的绝对。张岱年《谭“理”》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他对“理”的概念做了五个方面的梳理,并没有认为理是事物之所以为事物的当然之“则”。冯友兰的《新对话》与《新理学》是源与流的关系,《新对话》之“理”在《新理学》中均有相对应的内容。张岱年《谭“理”》之“理”与冯友兰《新对话》《新理学》之“理”虽有不同却不可截然分开,二者在许多方面殊途同归。

新理学的理论品格

冯友兰先生是本世纪中国学术舞台上一位创造了丰富的精神产品、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哲学家，一位儒学大师。冯先生在我们民族灾难与复兴共存的抗日战争期间，撰作统称为“新理学”的“贞元六书”，无疑是他的学术生命中最重要的、不会被人们遗忘的组成部分。冯先生在晚年曾对...

吕祖谦与朱熹新理学

本文围绕《易》《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三书的讨论与编著,以朱熹、吕祖谦二人往返的书信和相关记载为线索,探讨吕祖谦在朱熹新理学的创立中所发挥的影响和帮助。《易》的研究、《近思录》的编纂、《伊洛渊源录》的撰写,对朱熹新理学的创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吕祖谦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吕祖谦的《古周易》是朱熹写作《周易本义》时采用的底本,音训也是径用吕祖谦的成果;朱熹对吕祖谦关于《伊洛渊源录》的撰写意见十分重视;吕祖谦直接参与《近思录》的编纂,并在某种程度上起主导作用。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中的理气观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不多见的几个构建了自己的哲学系统的职业哲学家之一。他继《中国哲学史》和《新对话》之后,完成了一部旨在存亡之际面向人的存在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宏构———《贞元六书》,即他的"新理学"体系。其中,对实际无所肯定或者甚少肯定的理气范畴,在当时乃至今天学界引来的争议也比较多。

超越理性的理性——也论冯友兰新理学“负的方法”

超越理性的理性——也论冯友兰新理学“负的方法”陈鹏冯友兰新理学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新理学的方法自觉与方法运用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尤具建设性的意义。于此，新理学不仅充分引入逻辑分析法（正的方法），而且从中国传统形上学中总结出“负的方法...

论新理学中的“觉解”思想

“觉解”是冯友兰新理学思想体系中极为关键的范畴，它沟通了新理学的本体论和人生哲学。全面细致地分析这一范畴，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冯氏新理学思想的基本精神特质，也更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理解新理学体系中本体论与人生境界论的内在断裂。本文拟从若干方面对“觉解”...

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与“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解读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

冯友兰先生从"照着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转向"接着讲""贞元六书",他以逻辑分析法诠释程朱理学,创新出"理"、"气"、"道体"、"大全"四个主要概念与"真际"、"实际"两个世界,以及"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以自己独创的形而上学说明了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构建出"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依据冯先生一以贯之地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功能与作用、目的与意义,以及把人生哲学作为"新理学"的起点、巅峰与归宿,本文特地把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新诠为"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冯先生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激情源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其崇高的理想与精神境界则是"为万世开太平"。

当代中国道德传统接续与重构的理论自觉——从《新理学》到《新纲常》

冯友兰的《新理学》以自觉的道德反思意识为出发点,肩负着贞下起元的自觉使命,试图为处在国难中的中国找寻新的发展方向。这种对传统道德接续与重构的理论自觉在何怀宏的《新纲常》中也有集中的体现。从《新理学》到《新纲常》的理论创作,均充满了自觉的理论创造意识。这种理论自觉既有对社会道德根基的寻求,也有对道德传统的反思,既有对新道德伦理特点的理性辩证,也有对如何实施新伦理路径的详细考量。

“新理学”中“理”“气”范畴的问题与症结

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 ,冯友兰借助于逻辑方法和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思想对程朱的“理”“气”范畴进行改造性的诠释 ,力图给中国哲学重设一个纯形式的本体论基础 ,但这一努力却造成了冯氏“理”本体中人性道德内涵的缺失 ,以及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的二元对立。

新理学与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

新理学与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李翔海（南开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为持久、同时也是引起极大争议的一位哲学家。新理学一问世，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随着时代的变更，人们不断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是非功过作出了见仁见智的评说，“冯友兰的哲学道路...

新理学境界论的美学意义

新理学虽然不能作为美学体系来对待 ,但其哲学范畴往往又与美学范畴有着丰富的联系。新理学的最高境界是同天境界 ,它有两个基本规定 :天人合一的境界和个体体验的工夫 ,这两点也是中国美学的基本规定。本文从大全、觉解、同天境界等范畴入手 ,论述新理学境界论的美学意义。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对旧理学的超越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成果，新理学既是程朱旧理学的继承，又是 它的新发展。本文在简要说明新理学对旧理学的继承、全面评述新理学的主要思想的基础上，着 重从新理学之新与新理学之妙两个方面论述了新理学对旧理学的深化。

论王恩洋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及其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

上一世纪40年代,王恩洋曾撰《新理学评论》一书,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理气与真际、阴阳与天道、道德观与圣人观诸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二人的分歧既是佛学与儒学的分歧,也是宋明以来心学与理学的分歧的继续;既预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心理合一的发展方向,也表明了道学和哲学在方法论和学术指向上的差异。冯友兰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使道学或者广义地说儒学、传统哲学转型为以西方哲学为典范的现代哲学,王恩洋缺乏这种意识。但是,儒学转型后也失去了它的成圣指向,欲纳成圣于哲学之中,便不可避免地形成矛盾;成圣的儒学和思维的哲学各行其是,或许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可取的方向。

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是古今中外哲学家所共同讨论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虽然玄远,却就在日常经验之中。我们经验到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个体。一个个体,必是某个类的分子。在人的知识中,每个类都有它的“名”。每个名,都有它的内涵,就是它指的“理”;都有它的外延,就是它指的“实”。实,也就是此类的所有分子。理是共相,实是殊相。在历史上,有的哲学家着重从名理方面发挥,有的哲学家着重从名实方面发挥,不论着重从哪方面发挥,都贯串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

冯友兰新理学的历史地位与理论局限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他对中国儒学所作出的最根本最积极的建树,在于他第一个比较自觉地把形式主义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引进中国儒学研究领域,对传统中国儒学作了一番根本的改造,使之更富玄学气质,更具概念系统,终于获得了堪与柏拉图"理念论"、黑格尔"逻辑学"相媲美的就理论理的思辨形态。他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主要体现在哲学概念(哲学观)、哲学范畴和哲学系统这样三个层面。他的新理学的根本局限在于其片面强调哲学形式的改造,而相对地忽视了哲学内容的改造,终究不过是一种关于"抽象的共相"的学说。

论“新理学”的方法论探寻与实验

冯友兰在创建“新理学”体系时 ,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 ,他不仅用清晰的逻辑分析方法清洗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 ,使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获得了学术的现代形态 ,而且注意到形而上学的重建需要“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结合、逻辑分析和直觉的结合。但是 ,“负的方法”的引入 ,造成了“新理学”的内在紧张。单纯的“负的方法”之所得 ,并未避免用“正的方法”建构形上学所遭遇的悖论。结果“新知言”突破了“新理学”所谓哲学只使用纯粹思辩的限制。但是 ,理性的逻辑方法如何与直觉相结合 ,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