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古文尚书·汤诰》非伪书新证

今本《古文尚书》的《汤诰》从南宋以来被学术界怀疑为所谓“伪古文尚书”之一。本文列举了十八条证据证明今本《汤诰》一定是商代的古本文献,不可能是魏晋人所能伪造的。本文将西汉以前引述《汤诰》的古文献和今本《汤诰》逐一予以精密的比对,论证了只能是春秋战国的文献引述今本《汤诰》,不可能是今本《汤诰》在那些文献的基础上创作而成。尤其是本文发现了今本《汤诰》的“惟皇上帝”一语可与西周金文精准对应,也与清华简精准对应,这是证明今本《汤诰》不伪的坚强证据。今本《汤诰》和《史记》所引《汤诰》是古本《汤诰》的上下篇,都是先秦的真实文献。先秦墨家所传的《尚书》文本和对《尚书》的阐释,与儒家的传本和阐释有所不同。儒家的《尚书》传本和阐释比墨家更可信。

西周“明德慎罚”新证

一直以来,学术界多数学者将西周“明德慎罚”界定为“崇尚道德,慎用刑罚”,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为定论。近年来,少数学者开始对这一主流观点予以质疑。大量的周代出土金文为揭示“明德慎罚”的内涵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出土金文和传世文献可以看到,对周王而言,“明德”就是彰显上帝对文王、武王的赏赐,进而激励后代周王做出与文王、武王相同的政治行为;对于西周贵族而言,“明德”就是彰显周王对贵族先祖的赏赐,并激励贵族做出与先祖相同的政治作为。“明德”并没有“崇尚道德”之意。“慎罚”是“慎中厥罚”之缩语,其含义就是小心使刑罚符合“中”的要求,轻罪轻罚、重罪重罚,没有“慎用刑罚”之意。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明德慎罚”的含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到春秋至战国时期,“明德慎罚”才开始具有“崇尚道德,慎用刑罚”之意。“明德慎罚”含义的演变为汉代“德主刑辅”的出现提供了思想资源,对后世两千多年的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那波校本《白氏文集》所见诗文新证

日本保存了不少江户初期利用古抄本校对的那波道圆本《白氏文集》,包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林道春校本、尊经阁藏天海校本、蓬左文库藏校本、早稻田大学藏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大东文化大学藏本等。通过诸本古抄本的校语,可以补正白居易与韩愈、元稹、柳晟、李惟简等同时代人的交游关系;可以了解白居易诗文的原貌,对研究唐代文体演变有重要参考价值;还可订补白居易存世作品错讹之文,了解部分传世不存之自注。

从《古史新证・殷之先公先王》看王国维对“二重证据法”的运用

《古史新证·殷之先公先王》是王国维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虽然学术界对此早有研究,但仍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本文分析了《古史新证·殷之先公先王》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其基本研究方法,说明了其价值与问题所在。

孫吴田畝類型與性質新證

秦漢魏晉時期田畝的具體類型,傳世文獻中缺乏詳細的記載。不過,近年來陸續刊布的簡牘文獻記録了若干類型的田畝及其田租。其中,以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嘉禾吏民田家莂的記録最爲系統,爲學界具體而微地認識孫吴田制及田租制提供了直接史料。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评论述论

本文按时间顺序,分四个阶段对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自出版以来近七十年的研究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评论,重点涉及学术界对其研究方法、重点论题、学术价值以及历史意义的认识和评价,在此基础上总结对其研究的成绩和意义。目前学术界对《红楼梦新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对《红楼梦新证》的学术价值有了更为客观、准确的认识,对于相关红学问题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饶宗颐楚帛书研究的文献学考察——以《楚帛书新证》为例

楚帛书是饶宗颐研究的重要课题,《楚帛书新证》是其楚帛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该文是在《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楚缯书疏证》等基础上修订成文,后又于1993年、2003年作了两次修订。系统梳理该文的形成、修订过程,依据的摹本和释字情况,以及饶先生考释观点的变更,对于全面认识饶宗颐的楚帛书研究特点及其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挖掘史料细节,还原历史真相--《南京大屠杀再添史料新证!亲历者回忆录手稿首度公开》采写的探索与思考

本文叙述了作者采写消息《南京大屠杀再添史料新证!亲历者回忆录手稿首度公开》的心路历程。如何挖掘出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深层内涵,完善史学叙事,记者从三个方面展开了思考。该作品拟获消息类二等奖。

橄榄解酒机理新证

文献研究表明,橄榄具有良好的解酒功效,北宋《开宝本草》首载橄榄具有解酒功效,以后历代本草学著作对橄榄解酒均有记载。现代研究证实,橄榄及其复方制剂具有显著的解酒功效,并阐明了其解酒机理。

秦代“户赋”新证

本文通过对岳麓秦简中一条金布律文的解读,证明秦代不仅确有"户赋",而且还有很明确的有关征收"户赋"的时间和数量的具体规定,尤其是其中有关"刍"、"钱"的换算关系,给我们解读秦和汉初时期"户赋"的数量差异提供了新的材料。

张自烈著《正字通》新证

《正字通》是明清之际具有深刻社会影响的一部字书,在汉语言文字学的范畴内有特别的研究价值。该书的著者究竟是谁,曾经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大迷案,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明清汉语、汉字学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长久以来,国内外学者以极大的兴趣参与了论辩,取得了瞩目的成果。《正字通》本应为张自烈所著,实际上已为古今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但结论尚未铁定于一。笔者因此展开延伸性研究,本文叙论近期的新发现,为破解迷案提供关键性的新证据。

唐代烽子上烽铺番期新证——新出烽铺文书研究之三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新出唐代烽铺文书,揭示了唐朝烽子上烽铺的番期,填补了唐兵部《烽式》的空白,补充了史籍的缺漏。

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证

孔子思想核心的问题,是孔子研究中的最大问题.对此.理论界的说法已不下十种,几乎穷尽了孔子思想中的全部范畴:礼说,仁说,礼上说.忠君说,三纲说,孝说,仁孝说,忠恕说,仁恕说,中庸说等.其中以礼说和仁说影响较大.但到目前为止.各家的论证均不充分、对此,笔者想在肯定仁是孔子思想核心的基础上,谈点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中国始炼硫化汞时间新证

中国始炼硫化汞的时间问题,因其关涉到“人类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得到了实质上与天然产物无二的成果”,而引起科技史家的极大关注,但因缺乏确凿资料,以至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事实上,此前学界认为道士升炼硫化汞的时间大略始于隋代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仅以《道藏》所载炼丹文献为例,即可粗举数例隋代以前与升炼硫化汞相关的资料。进一步的考证说明,中国古代道士早在南北朝或晋代甚至汉代,就已经能够用人工的方法升炼硫化汞了。

《金史》婆卢火身份新证

通过对《金史》婆卢火身份的考证,澄清学界一直以来将金初泰州都统婆卢火视为女真徒单氏的错误认识。同时通过梳理《金史》中有关婆卢火的史料,认为在金朝至少有5个婆卢火。

上古楚方言名物词新证五则

文章利用出土文献材料,对扬雄《方言》等汉人所记5则上古楚方言名物词作了新证,希望以此为汉语史的研究,尤其是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研究材料。

江浙地区石室土墩遗存性质新证

分布于江浙地区的石室土墩遗存,对其时代,目前已有定论是为两周时期的遗存,但对于它的性质用途,认识尚不一致。笔者于1982年参加过浙江长兴便山石室土墩遗存的发掘,经过这几年来对这批资料的整理研究,对这类遗存的性质逐步产生了一点认识。现以这批发掘资料为基础①,谈谈自己的看法。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疑古派”与“考古派”虽然在研究目的与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二者之间的学术关联。作为“考古派”的开山大师,王国维向来对“疑古派”及“古史辨运动”持批评态度,主张“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不过,心理事实不等于历史事实,其苦心孤诣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汉代文字考》、《桐乡徐氏印谱序》等,均被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了自家的“疑古”之说。因此,王国维可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无法忽视的一位“被动参与者”。这一学术事实的考定,可为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提供若干思考和启迪。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新证

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竹简本《武王践阼》。用竹简本《武王践阼》可以校正传世本《武王践阼》中的一些讹误,并可纠正以往一些学者对《武王践阼》的错误训释。

关于“名物新证”

《南方文物》自今年第一期起开辟一个新栏目，称作“名物新证”，但没有说明这一名称的始末原由。承编辑部雅意，嘱我就此谈一点相关的意见以及治学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