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诗史:经典、史料与重写

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来,已形成了自己的经典,但经典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对现代新诗经典来说,仍然存在一个重新评估、重新发现的过程。现代新诗原始史料的进一步挖掘,有望"出土"大量未经有效传播的散佚新诗,其中新"经典"的发现,将为"重写新诗史"提供重要依据,并开拓巨大的研究空间。

作为散文诗的《野草》与新诗史叙述

基于新诗的当代写作现状，对新诗“现代性”坚持的立场，以及对中国新诗史重新审视的结果，英年早逝的当代诗人兼学者张枣曾明确提出新诗史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在新诗起源的问题上，主张新诗的源头不是一般现代文学史所认为的胡适，而是鲁迅——“鲁迅，是新诗之父”。这在中国新诗研究者、鲁迅研究者以及当代新诗写作者当中可说是投下一块石子，激起了一些涟漪，其引发的如何在新的视角与框架下，重新看待新诗传统，以及处理它与当代新诗写作的关系的问题值得我们沉思。

史笔与论难──读《中国新诗流变论》兼及新诗史的写作问题

龙泉明教授的《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的出版，引发 了学术界对中国新诗史整体研究的关注。本编辑部从陆续收到的众多热心读者的来稿中，选 发三篇既有总体意义上对中国新诗史、论研究的观照，又有对《中国新诗流变论》一书的细 读与评价的文章，辑为一组，以期推动中国新诗史、论的综合研究。

“小诗人”──关于新诗史上一种写作现象的绪论

小引2004年初，瑞典人马悦然出版了《另一种乡愁》一书，书是直接用中文写的，其中《一个被遗忘的诗人》《坐在同一块云上》等篇谈到了两个今日读者比较陌生的名字，四川诗人杨吉甫和台湾诗人杨华，马悦然称两位的诗朴拙温暖——“要是有一个天堂的话，我深信杨古甫和杨华是在同一块云上。这块云应该专门让给一直都说真话、从来不说大话、也不会说假话的诗人。”

新诗史叙述的开放空间与话语拓展——以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为例谈新诗史写作

新诗史写作是一项极具挑战性也极富诱惑力的工作，这不仅要搜集大量的新诗资料，并且要在遴选过程中对之做出合理的阐释与评析，小至一首诗，大到一个时期的诗歌思潮和流派，以及新诗发展、起落和更替中的内在线索与外在环境之间发生的复杂纠结，并选择合理而有效的描述或者阐释都是需要大量工作的。

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与新诗史叙事

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和新诗史叙事中白洋淀诗群业已成为经典。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与朦胧诗、前朦胧诗、新诗史写作模式、新诗史研究方式的转换都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注意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到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经典化以及其中的女性诗人是如何被去经典化的。在白洋淀诗群的相关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那些仍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诗人进行关注和挖掘。基于此,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新诗史价值。

百年新诗史中旧诗回潮现象审察

百年来新旧两种诗歌范式的融通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这一问题最终要落实到诗人个体身上。回眸百年汉诗发展轨迹中新诗作家的旧体诗词回潮现象,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个案既带着个体的生命温度,又构成了百年汉诗发展史的生动剪影。通过对他们的诗学转型的发生学研究,审视与修复两个诗学传统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可以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对话生成关系,从而打通现代文学史上新诗创作现象与旧体诗词创作现象内在的诗学关联,为百年诗歌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借鉴,拓展诗歌史和文学史的研究空间。

新诗史的书写与差异——以20世纪30年代草川未雨和徐芳的新诗史为中心

新文学史的产生与20世纪30年代总结新文学成绩有关,是"书写现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写作主体的文化差异,文学史呈现出不同取向。对照两部沉寂的新诗史可以发现,如果让新文学史料重新开口说话,一个充满差异、具有活力的文学史图谱将充分展示出来。

新诗史叙事场阈中的十七年诗歌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重写"新诗史开始,包括十七年诗歌在内的新诗史现象在新诗史叙事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动和重新阐释的过程,而这一错综复杂的变动甚至"祛魅"的过程不仅与相应的新诗史叙事的美学转换和知识型构有关,更与社会转型、政治文化、时代语境等历史场阈有着相当复杂的互动关系。

新世纪两岸新诗史写作现状及整合构想

由于国家政治、时代思潮和学科发展不同步,长期以来两岸新诗史处于油水分离状态。重写文学史的工作正在进行,两岸各方面的合作也使新诗史整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诗史整合出于对两岸诗歌分流的校正,也是现代汉诗整体观念下的需求,整合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对照性研究将助于诗歌发展,并为全球化的汉诗写作与研究起到引导作用。本文在梳理两岸文学史中的新诗史写作与新诗史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两岸诗歌史的整合设想及相关问题,认为在共同关心和互相切磋中寻求汉诗写作的高度和维度,通过理论研究打开诗学关闭的大门,是两岸诗史整合的最终目标。

严谨治学写诗史——评陆耀东先生的《中国新诗史》(第一卷)

在学术圈中有严师之称的陆耀东先生近年耕耘甚勤,收获颇丰。继《冯至传》出版的两年后,将《中国新诗史》(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放在我们的面前。并且得知:在近两三年内,陆先生还将推出第二卷和第三卷。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不少文学史的写作者,往往强调以论带史或个性化的文学史。

胡适的新诗观——重读新诗史的重要文献《谈新诗》

新诗观在胡适学术主张中的地位 胡适（1891～1962）一生治学涉猎广泛，但在“初入江湖”前十年所最倾重的，恐怕还是文学。1921年，胡适曾应友人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原放的建议，将此前近十年所做的文章进行整理删定，分为四卷定名为“胡适文存”出版。其中放在第一卷的就是《论文学的文》。

谈文学史的写作特性——以《中国当代新诗史》大陆诗歌部分的修订为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并由此产生了一批史论著作及其修订版。重“写”文学史,最终要落实到文本纂写环节上来,即体现为一种文本活动。因而写作的特性在直接决定了文学史的不真实性的同时,也赋予了其修改的可能。本文通过《中国当代新诗史》前后版本的比较,从变动当中着重探讨文学史写作问题中所包含的时间(当代)与历史、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并由此深入到文学史观的高度来回望当下的文学史写作,以兹为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的写作提出一些可供思考的问题。

《台湾当代新诗史》的历史叙述及陌生化问题——对台北三位诗人批评拙著的回应

拙著之所以认为台湾当代新诗史应从光复后开始,不完全是从政治事件着眼,而是因为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上,光复后的诗人不再用日文而改用中文创作,并不再"断奶",重新和祖国大陆文坛取得了联系。作为50年代主要文类的"反共诗歌",之所以能主导台湾诗坛的话语情境,并不是它有什么特殊的艺术魅力,而是因为适应了执政党的政治需要,充当了"反共抗俄"的文宣传单。在传统写法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这便有了新诗史写作的陌生化问题。

论关键性诗人在新诗史上的意义——以徐志摩、艾青、顾城等人为例

在文学史上有些作家对于某种文体不是一出手就很成熟,就像胡适之于新诗。但胡适对新诗的发展来说仍然算得上是关键性诗人,因为没有他的＂尝试＂可能就没有新诗这种文体的出现。但胡适又仅仅是新诗的＂尝试者＂,要给新诗奠定基础并且立稳脚跟,还需要有另外的关键性诗人出现,徐志摩的出现就恰逢其时。尽管当时很多提倡＂自由体＂的诗人对徐志摩＂复古＂的诗风大加批判,也有人对其＂圆滑＂的为人,颇有微词。

理想的新诗史应是一种“问题史”——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洁宇教授访谈

新诗走过百年,如何评价新诗的整体成就?什么样的新诗史是理想的?当下的诗歌写作,如何解决"传统/现代"这个问题?为此,钟世华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洁宇教授,整理出访谈录,以飨读者。

寻求新诗史研究的突破与超越──中国新诗史写作与《中国新诗流变论》

龙泉明教授的《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的出版，引发 了学术界对中国新诗史整体研究的关注。本编辑部从陆续收到的众多热心读者的来稿中，选 发三篇既有总体意义上对中国新诗史、论研究的观照，又有对《中国新诗流变论》一书的细 读与评价的文章，辑为一组，以期推动中国新诗史、论的综合研究。

我们需要怎样的新诗史——关于中国新诗史写作的几点思考

重写中国新诗史 ,既要考虑对历史负责 ,又要考虑现实的感受。需要消解惟上是问、惟主流意识形态是问的积弊 ,尽量避免“流变史”式的习惯路数 ,着力强行“引入意义” ,建构谱系。对历史真实的修复 ,对艺术真实的修复 ,对知识分子立场的修复 ,对民间立场的修复 ,对独立、个在的写者立场的修复 ,对新诗之典律的修复 ,当是重写新诗史之必要且合理的基本思路。

抒情的创造与新诗史的反思——席慕蓉诗歌的文学史问题研究

该文通过对席慕蓉诗歌的文学史接受问题的梳理和分析,探讨了抒情性与当代新诗史的内在关系,并认为席慕蓉的抒情诗应作为当代抒情诗的重要成功案例,放置在抒情性、传统继承和大众化三个维度上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