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曲新辞是拟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

学术界普遍认为旧曲新辞是拟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是唯一的入乐方式,此说的依据是曹植的"依前曲,作新歌"。但实际上入乐方式并非只有一种,入乐方式与乐府类型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拟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是新曲新辞,旧曲新辞的入乐方式主要使用于雅乐拟乐府。拟乐府选择新曲新辞的入乐方式,是由拟乐府的俗乐性质决定的,曹操等人对俗水新声的偏爱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房中祠乐》的楚声:是旧曲新辞还是新曲新辞?

新曲新辞是拟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这种入乐方式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的《房中祠乐》。《房中祠乐》采用了楚声旋律,楚声并非周朝房中乐的旋律,当是汉代替代周朝房中乐旋律而使用的旋律。现在虽然没有汉代乐谱可以作为研究的依据,但是从有关楚声的丰富描述中可以明白,楚声与周朝雅乐的美学要求完全对立,从周朝雅乐的音乐美学要求来看,楚声是淫声、过声、凶声、慢声,不可入于雅乐。《房中祠乐》择用了楚声旋律,弃用了周朝房中乐的旋律,因而采用了新曲新辞的入乐方式,这对于拟乐府的入乐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夏文《新集锦合辞》研究述要

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是研究党项族源历史、西夏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科学技术、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的重要资料,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外西夏学者对这部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整理译释、版本对勘、内容分析等方面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应该看到,西夏文《新集锦合辞》的文献研究和利用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有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词体革命:创作思路与理论建构

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诗界革命"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没有进行词体革命,这不仅表现为创作的贫乏,更表现为理论的缺失。而梁启超前期以"雅化"的标准推尊词体,也许是他没有进行词体革命的内在因素。胡适提出"白话词"理论,应该为现代文学史上词体的第一次革命,但还只是文学革命的附庸。曾今可发起的"词的解放"运动,是"诗界革命"以来第一次以词为主体的革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丰收;但因为未能领会诗界革命"新意境"的内涵,从而脱离了时代。李冰若和卢冀野之"旧辞新境"的改革,取得了理论和创作的成功,是最接近梁启超"诗界革命"精神的一次词体革命。词体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经过了三代学人的传递,呈现出不同的词体定位意识,导致各家理论无法调和,很难创造出各种要素完美结合的新词体。但词体革命在语言、格律、意境、风格等方面的探索,对当代词坛具有重要的启示。

宁夏佑啓堂藏三件西夏文残片考释

宁夏佑啓堂收藏有一批西夏文献,其中不乏国内或国外都未曾有的珍贵文献,也有一些是国内外收藏的同类文献的不同版本。其中编号No.11文献,正面是西夏文《贤智集》首篇《劝亲修善辩》残叶,背面是手抄摘录的西夏文《新集锦合辞》,No.24为《金光明最胜王经》舍身品第二十六残叶。这三件文献为研究西夏历史文化提供或补充了新的资料。

关于一段西夏诗歌的考辨

一九三二年,苏联西夏学专家聂夫斯基教授同我国王静如教授讨论西夏国名的问题时曾引用一段西夏诗歌,并对此诗的来源作了十分明白的交待,他说:“我所引来的这段材料是一首夏文诗的前三句,这首诗是写在一种夏文刊本的反面上,没有题目而共分五段。这个刊本现藏苏俄研究院亚洲博物馆,

西夏谚语初探——兼与陈炳应同志商榷

《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刊载的陈炳应同志《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以下简称陈文)是国内发表的唯一一篇涉及西夏诗歌,谚语的论文。这篇文章译引了苏联著名西夏学家聂历山撰写的《西夏文字及其文献》(以下简称聂文)一文中的六首西夏诗歌和二十七条西夏谚语,並对其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进行了探讨,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西夏谚语旧译勘误二则

运用最新的西夏语文学成果重新考察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发现第167、241条旧译错误。原句分别反映了西夏人对身处顺逆境的态度和对智勇者的崇尚,“吞纓”一词是对比连词而非转折连词,原文应当译为“一时和合,莫贪乐,不行仁德损中损;福缘未到,莫嫌苦,常持净道益中益”、“军急,除闹男莫能拒;语急,除智人莫能对”。

西夏伦理道德的化石——西夏谚语研究之一

西夏的伦理道德是西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考察了西夏谚语所反映出来的伦理道德观念,并试图说明这些道德规范形成的历史及社会原因。初步探讨了西夏伦理道德表现出来的民族特色和它所呈现出来的多层复合、多种文化交融的特点。

蕃汉兼备的风俗习惯

党项族的风俗习惯有个演变过程。党项族早期居住在四川、甘肃、青海交界处,处于原始社会,其习俗带有原始文化形态的特征。到了唐朝时,党项族内迁至陕西北部一带,基本上以游牧为主,其习俗带有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西夏建国前后,占有广大农耕地区,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较深,且笃信佛教,其习俗又有很大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始终保留者本民族的特色,可以说是蕃汉兼备、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