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过失论与人工智能过失刑事风险的规制

随着人工智能逐步应用于各领域而产生的过失刑事风险逐步增多,为刑法该如何进一步应对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分析人工智能的属性可知,它并不具备人类的'意志自由能力'。在我国立法尚未确立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之前,现阶段承认其具有犯罪主体资格为时尚早。随着现代科技风险的逐步增加,在理论径路上可以引入新过失论,如此不仅能够确保科技发展,而且通过新过失论成立要件的双层判断,不至于使科技发展止步于刑法对风险的不正当干预。针对医疗领域以及交通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而产生的过失刑事风险,应当具体判断客观的注意义务以及主观的注意义务的内容,进一步限缩其过失犯的成立范围。此外,如果存在信赖原则的适用空间,则应彻底否定行为人成立过失犯罪。

新过失论对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完善的影响

刑修(八)对重大环境污染罪进行修改,通过实行行为前置使该罪由结果犯变为危险犯,由过失犯变为故意犯,虽然强化了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刑法规制,但依照我国刑法贯彻的旧过失论,没有惩处过失危险犯的空间,因此仍然存在环境法益刑法保护不足与环境污染犯罪化需求间的矛盾。有必要借鉴德日刑法中通行的新过失论,强化风险社会中行为人的结果避免义务,为惩处环境污染犯罪的过失犯提供理论支持。

监督过失责任限制论要——基于新过失论的耦合式架构

作为过失犯的特殊形态,监督过失在其责任认定上呈现出一定的泛化倾向,特别是在处理严重的责任事故时,被追责主体链的过于延伸,不仅有违刑法的谦抑品性,更令其罪责追究的正当性存有非议。为限制监督过失责任,有必要以新过失论作为其过失犯理论基底,在通过"被允许的危险"和"风险分配"理论对监督过失客观注意义务展开构造性限定的同时,权衡并依据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信赖关系限缩监督过失责任中的负有监督义务者对危害结果的主观注意义务。

行政法规范之违反与过失实行行为之认定——基于新过失论的阐释

讨论行政法规范之违反与过失实行行为之认定的关系,对于我国过失犯罪,特别是业务过失犯罪的认定,有重大意义。对此,应当从不同的过失犯构造理论出发,做体系性思考。立足于行为无价值的新过失论,将过失实行行为定义为违反结果回避义务,不仅能合理限制过失不法的范围,理论立场上也更为首尾一贯;而且通过注意义务的类型化,更能贯彻刑法的自由保障功能和法益保护功能。在新过失论的框架下,行政法规范上的义务和刑法上的注意义务在范围、性质上均有不同,但也存在相同之处:前者的危险防止义务是以定型的危险为前提而课予一般人的义务,后者则是以个案事态为前提而课予(处于行为人地位的)一般人的义务。违反不以避免构成要件结果为指向的行政法规范上的义务,并不构成对刑法上注意义务的违反。而违反以避免构成要件结果为指向的行政法规范上的义务,如果该义务对于个案中的结果回避是必要的或不足的,则构成对刑法上注意义务的违反;如果该义务对于个案中的结果回避是不必要的、可替代的,或者会起消极作用,则不违反刑法上的注意义务。

刑法中信赖原则基本问题研究——新过失论语境下过失犯的限缩

一、信赖原则的基本涵义信赖原则(Vertrauensgrundsatz)自1935年以来通过德国的判例所形成与发展,具体内容是,参与交通的人根据交通规则而行动时,只要没有特别情况,就可以信赖其他参与交通的人也会遵守规则而行动,如果由其他参与交通的人实施的无视规则的行动致事故发生,遵守了规则的行为人就不能被迫究对事故的责任。现在,信赖原则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交通事故。

新过失论之提倡——兼论后疫情时代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责任

后疫情时代的社会背景、社会生活规律以及所呈现的表面变化与本质变化符合新过失论的理论基础。疫情防控期间有关疫情防控的犯罪行为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过失认定,有必要采纳新过失论,着重考量对危害结果的回避义务是否履行。在司法实践中,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认定应以行为人是否实施义务违反的行为为主,对防疫义务进行类型化,在行为人认识到自身的行为属于违规行为时,肯定行为人预见义务的违反,随后判断结果回避义务是否违反,最终判断过失犯是否成立。

客观归责与过失犯论

在过失犯领域存在新、旧过失论的争论。旧过失论有客观归罪的嫌疑,不应该被提倡。日本部分学者所提倡的新过失论重视客观的结果避免可能性,价值评价色彩浓厚,与在德国成为通说的客观归责论在问题意识、方法论上完全相同。传统上犯罪过失的诸多要素,原本是想妥善解决结果归属性、行为违法性问题,其侧重点在于为客观违法性的判断提供依据,而不是为了确定个人责任,属于客观归责论的范畴。如果肯定客观归责论对于解决过失犯问题的特殊意义,那么,再固守传统的过失理论就是不合理的。当代中国刑法学如欲重构过失犯理论,就应该否定客观"归罪",转而全面承认"客观归责",把客观的"结果避免可能性"作为最为典型的客观归责要素看待,将很多过去作为(责任)过失处理的问题,提前到不法阶段判断。在具体案件中,如果行为人在有所预见的情况下遵守注意义务,构成要件结果仍然无可避免的,就不应该要求行为人对该结果负责,不法层次的过失判断和责任形态的过失判断必须分开进行。因此,借助于客观归责理论全面审视过失犯论具有重要意义。

交通犯罪与过失理论的发展——兼谈信赖原则在我国交通肇事罪过失认定中的适用

为了为日渐攀升的交通犯罪等过失犯罪寻求恰当的解决方式,过失理论从以结果预见义务为中心的旧过失论发展到以结果避免义务为中心的新过失理论,信赖原则是新过失理论下为提高效率而提出的分配注意义务的原则。信赖原则的产生和发展与交通犯罪过失的认定密不可分。我国刑法中交通肇事罪过失的认定体现了信赖原则的精神。在当前,我国还不完全具备信赖原则适用的社会相当性条件,单纯以事故责任的程度作为交通肇事罪过失的认定标准,是以公平为代价而单纯追求效率,不利于对人们生命财产的保护。

网约车平台监督过失责任之肯定——兼论对利用网约车平台犯罪的刑法规制

刑法学界以“快播案”为契机,对网络平台的刑事责任进行了探讨。通过该案的裁判文书对定罪理由的论述,可以发现监督过失理论的身影。监督过失理论的运用应以新过失论为根据。网约车平台的监督责任应从形式的监督义务与实质的监督主体两方面进行判断。平台的监督义务是否履行应从法律规范、习惯与惯例、内部管理规定三方面进行考察。对利用网约车平台实施犯罪的刑法规制,应以监督过失理论为指导。监督义务的规定应多方位、具体化:法律规范应发挥其强制性与指引性,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应尽可能具体,行业内部的习惯与惯例应符合常识性。监督义务的履行应从事前严格审查、事中即时监督、事后尽力补救予以认定。

论高危行业监督过失理论缘起

高危行业有狭义的高危行业与广义的高危行业之说。监督过失理论既是高危行业在动态的守法领域的延伸、拓展和应用,又是对风险社会高危行业的呼应、落实和证成。高危行业监督过失理论经历了三大历程:旧过失论、新过失论和新新过失论。高危行业监督过失理论依据应是新新过失论。

论风险社会中过失理论之选择

风险社会中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过失犯罪。过失犯罪理论主要包括旧过失论、新过失论、新新过失论。新过失论更契合于风险社会预防犯罪的需要。在责任事故犯罪中,不应放纵监督者的刑事责任,应大力提倡监督过失理论。

过失型食品安全犯罪的理论构建--以三种过失理论的比较研究为视角

风险社会语境下,食品安全犯罪的公共安全属性凸显。虽然我国刑法已对此做出积极回应,但从前瞻性立法的角度思考,增设过失型食品安全犯罪已是势在必行,但学界对于过失型食品安全犯罪的内在制度构建的探讨似乎仍不完备,有必要通过以刑事政策指引法教义学发展的路径,跨越李斯特鸿沟,完善过失型食品安全犯罪的构建。旧过失论由于其时代局限性,与风险社会语境下的食品安全犯罪格格不入;新过失论受到具体预见可能性与信赖原则的掣肘,亦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新新过失论对预见可能性进行了抽象性的重构,并通过排除信赖原则的适用,契合了食品安全犯罪的三大特征,成为了目前最有力的学说。

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以监督过失为视角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体应为一般主体,行为人主观方面应为过失,行为的认定应运用类型分析法,围绕“拒绝执行”进行判定;该罪的危害结果包括造成他人疑似感染,其因果关系的认定应遵循危险的制造与实现的过程。对疫情防控失职行为的处罚是对监督过失责任的认可。监督过失虽脱胎于危惧感说,但与新过失论更具有理论一致性。对于非专门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疫情防控失职行为,应认定为监督过失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表象关系层面,监督过失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认定与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并不冲突;在内在行为层面,监督过失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行为表现主要在于“未有效执行”,在可以明确行为类型时,应认定为监督过失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不应以玩忽职守罪笼统解释。

人工智能体过失刑事风险的因应

与时俱进地因应人工智能时代的过失刑事风险,抽钉拔楔之道需要明确人工智能体不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由人工智能体的研发者、使用者承担刑事责任。“新过失论”能够审慎确定人工智能体研发者、使用者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边界,同时兼顾被容许的危险、危险分配理论和信赖原则,从根本上保证人工智能体向有益于人类的正确方向发展,使刑法理论契合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人工智能体研发者、使用者均违反直接的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时,可能承担共同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人工智能体研发者的监督过失行为通过人工智能体使用者的行为间接导致了危害后果时,可能承担监督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

论食品安全犯罪中的过失问题——以公害犯罪理论为根基

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严重危害了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其中,故意犯罪固然占有较大的比重,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过失犯罪的存在。在对过失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理问题上,危惧感说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更为严格的注意义务,以确保食品的安全性。该理论符合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需要,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值得提倡的。

过失犯理论的变迁与发展

过失犯罪论作为刑法理论中的一大板块,应当在整个刑法学理论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受社会性质、人类认识水平以及刑法思潮等因素的影响,过失犯理论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到了近现代,随着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高度复杂化、现代化,过失犯才作为一个突出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过失犯理论才得以发展。

略论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根据

刑事责任的根据是整个刑事责任的核心，对于过失犯罪来说，这个根据更为重要。本文分析了正反两种不同学说，从主观与客观方面讨论了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根据，认为：过失犯罪，不仅在主观上行为人是有罪过的，而且在客观上行为人实施了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并因此造成了重大损失，对社会形成危害。这就是对过失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根据。

客观归责论与过失犯的认定

传统过失论历经旧过失论、修正的旧过失论、新过失论、新新过失论等诸多学说的发展,从主观判断走向客观判断,从事实判断走向规范价值判断,从纯责任判断走向了违法与责任的双重判断,虽然学界对此仍存在理论争议,但新过失论的理论意义值得肯定,且在过失论发展中有可取之处。德国的客观归责理论在过失犯问题上,与日本的结果避免义务说具有一致性,相较于传统过失论更具有体系性和方法论意义。客观归责论对传统过失论的相应概念和要素在新的体系下也赋予了相对应的内涵。在事实层面以归因为中心进行构成要件形式判断,在此基础上,以行为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规范检验行为是否制造不允许的风险,以客观避免可能性检验结果是否是行为所实现的法益风险,最后以是否属于构成要件效力范围,检验整体的行为,从而更规范地处理实务中疑难的过失案件,即使现阶段无法全面接纳客观归责论,其体系性思考和意义仍值得借鉴以更好解决过失犯的问题。

轻微暴力致人死亡类案件的刑法定性——基于过失犯归责机制角度

人为风险在现代社会的普遍化和日常化,使过失犯罪逐渐成为刑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重要议题。对于过失犯归责机制的完善,不仅是出于法律体系完善的需要,也是对预防社会型简介冲突等风险的回应。其中,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因其缺乏结果避免可能性和其客观上难以归责的行为而成为过失犯归责理论矛盾的集中体现: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判决结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方向,即故意伤害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不同的判决结果不仅是量刑与罪名的差异,也体现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新、旧过失论两种不同的过失犯归责机制的差异。摆脱旧过失论对结果预见可能性这一构成要件的传统偏重,有助于在实行行为阶段限缩过失犯的成立范围,避免过于严苛的结论。

犯罪过失阻断事由——信赖原则研究

根植于新犯罪过失理论的信赖原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它在阻断犯罪过失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信赖原则的存在,方使得近现代社会的危险业务得以全面地开展。本文主要介绍了信赖原则理论的确立、信赖原则的理论基础及其适用的条件,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信赖原则在我国完全存在着全面引进的可能性,而且,在信赖原则适用的范围方面还具有较大的扩展空间,即在行为规范化、社会化程度较高且存在多数人有组织性地分工协作,共同实行有危险性作业的领域,均存在适用该原则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