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政策——基于印度新闻界的考察

近年来,美国着力推进“印太战略”,加强与印度的联系,印美两国在安全、外交和经济等领域实现了更深层次的合作,印度对华、对美政策也逐渐变化。在印美合作过程中,印度政府、新闻界和民众三方逐渐形成共识,这既源于印度国内对印度崛起和对华竞争的共同认知,也与印度国内舆论有关。在印美“印太战略”合作的影响下,印度主流新闻媒体均以借助美国“印太战略”发展自身实力、强化对华竞争和增强国际影响力为叙事导向。印度新闻媒体一方面引导舆论,另一方面也受到民众舆论思潮的影响,并将这种舆论诉求传导至政府层面,进而影响政府的行为决策。在新闻的报道与反馈过程中,印度政府、新闻界和民众形成了三方互动机制。印度新闻界利用民粹主义和政党政治,对印度政府的“印太战略”政策制定构成影响,印度政府也可通过对新闻界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以引导舆论风向,进而确保民众对印度参与“印太战略”合作的支持。

试述中共在国统区新闻界的工作实践——以抗战胜利后杭州新闻界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为例

抗战胜利后,中共地下党以各种方式进入杭州的各种新闻机构,并努力在其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以抗衡国民党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中共地下党员在各自的新闻媒体中,以各种合法的手段和巧妙的办法进行争民主反压迫宣传,透露解放区的信息,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护新闻机构的人员和财产,为杭州新闻机构的顺利接管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中共在杭州的新闻界的工作实践,是中共在新闻战线与国民党斗争的一个典型。

重新审视和厘清媒介“社会责任”——解读《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植根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新闻自由是一种自由至上主义（Libenarian）。到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新闻界，自由，依然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一个人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神圣的境界。而责任，其时却是一个令人陌生的“不速之客”。但这个不速之客还是到来了!

1946―1949国统区新闻界“整肃运动”探析

1946至1949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部分记者利用职务之便招摇撞骗,为社会所厌恨,新闻界自发掀起了一场旨在"建立职业道德"的"整肃运动",包括营造整肃的舆论声势、设置整肃机构、惩治贪腐记者等。然而,受记者待遇、新闻界自身组织和政府部门作风等问题的制约,这场运动没能有效阻止记者的贪贿行为。

近代中国新闻界对摄影术的认知与运用考

新闻摄影在近代中国新闻场域合法地位的确立,与摄影及制版技术的日趋成熟密切相关,更有赖于近代中国报人的摄影实践和经验认可。石印写真画带来图画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价值提升,为清末民初新闻照片频繁见诸报刊打下基础;革命时空登场的新闻摄影与文字一同承担舆论动员的任务,其价值获得新闻界初步认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闻摄影凭借真实客观、感染力强、易于理解等优势被报界全面认可,更被吸纳进入新闻教育的学科体系,最终成长为中国新闻界一种普遍接受的职业规范。

美国新闻界责任观念的历史考察

新闻界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对于现代美国新闻界而言，答案是肯定的。但对19世纪的美国报人而言，新闻界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由此可见，美国新闻界的责任观念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新闻业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

普利策奖获奖作品《雪崩》为什么引起新闻界震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陈力丹教授和向笑楚、穆雨薇同学最近就去年获得普利策新闻特稿奖作品《雪崩：特纳尔溪事故》（Snow Fall：The Avalanche at Tunnel Creek）进行了专题讨论。该作品报道了16名滑雪爱好者遭遇雪崩的经过。在报道技术上颠覆了传统报纸的新闻呈现方式，把文字、

美国新闻界与“知情权”运动

"知情权"的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这一概念是由美国新闻界首先提出来的,并在其推动下,得到广泛传播。在与政府保密行为斗争的过程中,美国新闻界通过出版论著、建立组织,将"知情权"由一个概念、宣传口号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知情权运动",进而推动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确保这一权利的落实。

对手关系与信任差距——回顾60年代美国新闻界与政府关系的两个关键词

20世纪60年代,在猪湾登陆、肯尼迪遇刺、越南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美国社会出现了信任差距,新闻界也逐渐形成了与政府的对手关系。信任差距与对手关系可以视为回溯60年代美国新闻史的一条线索。在研究美国新闻界与政府关系时应考虑美国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认真分析信任差距产生的原因,正确认识对手关系。

新闻传播学期刊“院内发文”现象研究——以近九年来《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为分析对象

本文通过对2000-2008年的新闻传播学期刊《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的"院内发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反映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存在较为明显的"院内发文"现象,展现了新闻传播学界近亲繁殖的学术生态。

清末民初回族新闻界国民外交考察——从《醒回篇》到《月华》

在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运动中,新闻界不断努力拓展渠道。1908年第一份回族报刊《醒回篇》的创办便处于国民外交的背景下,成立于日本东京的留东清真教育会是报刊的依托团体。社会团体在回族报刊从产生到辉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成为回族新闻界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依托,也是开展国民外交的重要策源地和活动中心。

市场经济:中国新闻界的新课题——兼议新闻改革的价值取向及其纠正

中国新闻界对下面这段论述是十分熟悉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此论断自1957年由毛泽东提出,历经35年,为广大新闻工作者所熟稔深察,崇奉笃信。我们在单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构建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方针、体制、观念以至新闻生产的程序与方法,并在几十年经验积淀的基础上构建了社会主义新闻学的金字塔。时代走到了90年代,伟大的改革大潮把中国推向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中国也必须发展商品经济。

民国新闻界走向世界的盛举:以世界报界大会为中心

民国新闻界在1915年和1921年,两次委派代表,远渡重洋,赴美出席世界报界大会。中国代表在旧金山和檀香山会议上,表现踊跃,充分展示民族报业的风貌和报人的进取精神。这是民国新闻界走向世界的盛举,有助于改变中国形象,吸引欧美新闻家来华游历考察,提升中外新闻交流的规模和层次,从而推进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与职业化进程。不过,由于国情特殊,民国新闻业与政治势力纠葛缠绕,新闻界出席报界大会不只是单纯的职业行为,而颇有国民外交的意味,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一种努力。

新闻界对西安事变影响探微——以斯诺、范长江和杜重远的新闻活动为例

西安事变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新闻界的活动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有着一定的影响。本文以埃德加·斯诺、范长江和杜重远的新闻活动为例，分析当时新闻界的活动对西安事变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上世纪30年代新闻界的活动在时间上、空间上和推动力上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有着一定影响。具体而言，

报人的改造与身份重构——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的再考察

上海新闻界于1952年至1953年分两个阶段发动了一场旨在"批判和清算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既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组成部分,又呈现出自身的特点。经过这场改造运动,"资产阶级新闻思想"不但得到了彻底清算,还通过人事整编,建构了报人新的身份认同,推动了对私营报纸进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闻界的冲突与融合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极为活跃,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形形色色,异彩纷呈,这一切是在特定的舆论环境下展开的。这一新闻舆论环境由两个基本的方面组成:一方面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另一方面是多元化新闻舆论结构的广泛存在。这两方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由此形成了思想文化界特别是新闻界的冲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