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被“隐册”的巴蜀音乐家——近代新音乐人陈厚庵的音乐创新

陈厚庵是一位曾被“隐册”的著名音乐家,接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外采西洋规律,内揣东方风趣”,用现代记谱方法谱写并出版第一部京剧曲谱,运用西方乐理知识和记谱方式为唐宋词谱写新歌,成为新音乐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和抗战期间对中国音乐的贡献不应该被忽视。

试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音乐”观念嬗变与探微

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动荡与社会的变革,以改变国家命运、民族独立的革命宗旨开始风起云涌。一次次的文化思想的挣扎与古今中外音乐的碰撞为中国的音乐发展提供了土壤与契机。新音乐经历不同的时期,受思想观念的影响,音乐的发展方向也跟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本文主要从不同的历史时期下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新音乐的产生与变化带给民族和大众的感受和认知是不同的,尽管所发生的音乐形式与内容不同,但重要的是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的新音乐的宗旨是救亡图存的民族革命斗争下以力求学习西乐改进旧乐,改变衰落的社会教育体制,为民族大众而呐喊的新音乐艺术在书写着中国近代音乐的历史变迁,也终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华丽的篇章。

《新音乐月刊》音乐思想研究述评

《新音乐月刊》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新音乐社创办的刊物,它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抗战时期的音乐文化和新音乐思潮为主要内容。它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音乐月刊》中刊载的有关音乐思想的文章,对于改造群众的思想,统一抗战文化战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收集整理了该刊中有关音乐思想的一手资料,从音乐史学的角度出发,采用文献分析法,归纳法,将《新音乐月刊》中的音乐思想划分为新音乐思想、大众化音乐思想、民族化音乐思想、抗战音乐思想,并进行了系统的述评。

“新音乐”表演观念与实践解析

近代中国“新音乐”表演观念和实践并非单纯的艺术观念,从“新音乐”在当时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力来看,并不是今天人们所认知的纯粹艺术范畴,而是与当时社会现实、经济发展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教育现状(美育)、社会风尚习俗等密切相关的整体性社会范畴。本文提出“新音乐”三大表演观念:即“新音乐”作为参与当时社会文化变革的表演观念,“新音乐”作为推动社会现实主义的表演观念,“新音乐”作为探索艺术音乐的审美表演观念。三大观念共同构筑起近代中国“新音乐”整体的表演观念与实践。

《新音乐》与《音乐杂志》中的上海“新运”之声

“新音乐运动”是我国20世纪30-40年代以创建新音乐为目的的文化运动。上海新闻报刊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逐渐复苏的1946年《新音乐》与《音乐杂志》同时发刊,成为上海新音乐文化传播的主要平台,两本期刊分别发出“推动歌咏”与“引进西乐”的“新音乐运动”的不同呼声。这来源于不同音乐家群体对时局与音乐民族化认识的差异,反映出对当时群众音乐发展途径与国防音乐形式选择等问题的各持主张。文章分析了两个刊物对两类音乐家群体在新音乐运动中的分歧表现,总结当时群众音乐活动在“存异”中如何“求同”的有效经验。

寻找理解左翼音乐的新入口:围绕吕骥新音乐知识的文化史考察

以《吕骥年表》为时空标尺,围绕吕骥作品文论中的音乐知识,考察其音乐知识来源与知识结构在20世纪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以及50年代起步的中国社会主义音乐建设所具有的文化史意义。分析这一知识结构如何导致左翼音乐创作长久存在诸如概念化、公式化、庸俗化等问题,澄清了一些相关事实,并纠正了以往学界于此的错误认知。指出左翼音乐创作长久存在诸如概念化、公式化等问题,既与吕骥等领导者的知识观念有关,也与左翼音乐生产机制密切相关。

倾听世界的声音——第十六届中国·成都“阳光杯”学生新音乐作曲比赛获奖作品探析

第十六届“阳光杯”学生新音乐作曲比赛是由四川音乐学院主办、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承办的一项国际赛事。赛事的获奖作品作为“阳光杯”作曲比赛的缩影,将国际上年轻一代的先进作曲理念呈现给了川音师生。文章选取比赛前三名获奖作品埃姆雷·艾罗兹(Emre Er?z)的String Quartet、特伦斯·叶(Terence Yap)的Gossamer Dreaming和山本哲也的Septuor D’Antony进行解读,探讨参赛选手的创作思路、写作风格,并对作品中音乐材料的相互逻辑关系进行分析。

对新音乐学中性别视角和主体介入话题的再思考

“新音乐学”是于20世纪90年代在英美学术界出现的一种带有批评性质的学术研究动向。它的关注点在于研究主体如何从性别视角实现对音乐作品的阐释。作为“新音乐学”的代表人物,苏珊·麦克拉蕊在其著作《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对性别的阐释是从非理性(阴性)思维出发的,而我国学者姚亚平在其著作《性别焦虑与冲突: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中的阐释策略则是建立在理性(男性)思维上的。“新音乐学”对性别视角的强调,同时也提升了研究主体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但美国学者约瑟夫·科尔曼音乐批评思想中强调的“主体介入”并不是影响“新音乐学”对研究主体关注的主要因素,两者之间的区别大于联系。研究者在研究中更应该关注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立性。

20世纪前期中国“新音乐”教育思想发展及其影响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音乐的传入,中国“新音乐”开始萌芽,音乐人根据自己的音乐思想进行各类音乐实践活动,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音乐”初步成型。“新音乐”是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碰撞与冲突的产物,也是中国音乐人音乐实践的结果。研究20世纪前期各阶段中国音乐人对“新音乐”的实践,有助于厘清音乐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明确各阶段音乐教育的思想内涵及其影响,促进当今音乐教育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对“新音乐”的理解与探讨

“新音乐”一词最早出现在曾志忞的《乐典教科书》中,“为中国造一新音乐”。(1)其主要内涵是指以学堂乐歌为代表,受西乐影响而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作品。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兴起,“新音乐”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许多爱国的音乐人士呼吁,音乐创作应以现实生活为题材,通过革命斗争的主题,唤醒全民的抗战热忱。但也有部分人否认了音乐在特殊时期会对社会起到积极作用,并对功利主义的观念进行批判。本文以抗日战争为时间节点,通过梳理音乐界对“新音乐”的概念、创作,以及特征的探讨,总结出“新音乐”思想成为时代主流的过程与意义。

音乐史上“新音乐”概念之辨

本文通过对西方(欧洲)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历史上关于“新艺术”概念界定的梳理与比较,企图揭示引起中西音乐史上对于音乐概念界定差异的某些原因。并考察中国现代音乐所承袭的音乐传统究竟是指什么。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新音乐运动”的概念及发展历程探究

"新音乐运动"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抗战的始末,对近现代的音乐发展影响颇深。因此,音乐学术界对其有较多关注。笔者通过对国内几部权威音乐辞典的对比查阅发现,"新音乐运动"的概念及发展历程在各部辞典中的表述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梳理。

从书评看不同的音乐史观——对《中国新音乐史论》评论的回应

《中国新音乐史论》初版^([1])和增订版^([2])出版后,大量书评在台北、内地的学报上出现。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至2001年出版的书评近40篇,从中挑选了一部分加上在北京和香港举办的研讨会宣读的论文与发言录音整理共29篇,编辑出版了《〈中国新音乐史论〉研讨会论文集》^([3])。增订版的书评只见到4篇。《中国新音乐史论》英译版A Critical History of New Music in China^([4])出版后至今,见到7篇英文书评。这7篇书评,有三位是外籍学者,三位是中国学者,一位是报纸文化版编辑。现在阅读这些书评,颇能发人深思:一、初版的内地书评作者与增订版的内地书评作者,相隔十余年,观点、角度、文风与心态显然不同;二、台、港、内地的书评各有各的着重点;三、中、外(包括在美国任教的华裔学者)书评作者的中国音乐史观有别。

“新音乐运动”的历史局限性探究

"新音乐运动"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诸多音乐学者曾对其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在"新音乐运动"中,音乐理念不断更新撞击,大量优秀作品层出不穷,歌咏运动也风起云涌。但是,它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本文主要从创作思想和创作技巧这两方面出发,以具体文献分析了"新音乐运动"的历史局限性所在。

贺绿汀先生的民族新音乐观

贺绿汀先生的民族新音乐观,思路清晰、内涵丰富、体系完整,是新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精神财富。他所倡导的民族新音乐思想、民族新音乐风格、民族新音乐体系仍然值得人们很好地学习、研究和继承,他所提出的建立民族新音乐学派的伟大构想还有待人们去努力实现。

1949—2009:新音乐在西安

对2009年及以前一段时间以来西安本地新音乐的创作、演出进行了一番梳理,指出新音乐在西安的发展有收获,也有不足;特别是在创作中体现出对传统的继承所进行的理性西化,形成了新音乐在西安发展的独特个性。

作为音乐评论家的阿多诺新音乐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

20世纪德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音乐美学和音乐学家、作曲家阿多诺,一生著述丰富,尤其在音乐评论方面,更是成就斐然。在音乐评论方面,他以多方面与多角度对新音乐的观察已然为学界所认同,但其音乐评论所沿用的实践模式,及其新音乐哲学与实践的分析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

在萧友梅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音乐向何处去"这一历史性诘问始终萦绕在音乐家的心头,如何认识和处理中西关系成为诸多战略命题的核心。萧友梅以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深厚学养和开放性国际视野,自觉承担起思考现实、研究对策和谋划未来的历史使命,为后世音乐家的继续前行开辟了道路。将萧友梅称之为"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确属实至名归。

从阿多诺对斯特拉文斯基的批判谈起——对《新音乐哲学》的再思考

阿多诺和斯特拉文斯基之间的重要分歧主要体现在对音乐本质的理解上以及对艺术的社会功能的看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