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迁及其对南方士风的影响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下和融入南方社会,不仅改变了南方士人队伍的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南方士风。这一时期,南方士人对仕途的进取心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同时,在南方社会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士风的新风尚。

秦汉时期方术、方士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秦汉时期的方术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重要形式对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方术或成为统治者愚弄朝野的工具,或成为野心家问鼎皇权的借口。由于方术具有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重要的政治作用,所以一批又一批的方士应运而生,他们又利用方术混世谋生,提高社会地位,跻身上流社会。秦汉时期的方术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广泛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尤其对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先秦齐地“方士文化”及其价值判断

方仙道是在古老的"长生说"和海外仙境说的影响下形成的,以追求长生、得道成仙为目的的宗教形态。那些自称有长生术和神异术的人士,被称为"方士";他们所从事的长生术和神异术,被称为"方术"。春秋战国时期,在燕齐一带逐渐形成了以追求神仙不死为目的的方士集团,他们以此作为谋生手段。从战国中后期到汉武帝时,神仙家与帝王相互鼓动,掀起中国史上有名的入海求不死药的狂潮。

汉代方士对中央与地方政局的影响

汉代的著名方士并不仅仅从事占卜、祠神、求仙等迷信活动,他们往往精通儒家经典,而且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中任职,对政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而言,他们代表着清正的政治力量,为汉代统治秩序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消极方面而言,他们所精擅的方术之技亦被统治者所用,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推波助澜。从总体情况而言,汉代方士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方士小说向道士小说的嬗变——以古小说中汉武帝形象的演变为例

唐前古小说中,存在着一个以长生求仙为主题的小说系统,构成此系统的小说前后历经方士小说和道士小说两个发展阶段。作为此小说系统中最常见的人物之一,汉武帝的形象在两汉到六朝的小说本文中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演变。此文学形象的演变既形象诠释了方仙道向神仙道教演进的规律,亦集中反映出方士小说与道士小说之间的嬗递关系。

齐地的方士文化与汉代的谶纬之学

谶纬之学是汉代的一种具有浓重神秘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它的形成,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结合的精神成果之一。具体来讲,齐地的方士文化与鲁文化的代表儒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适应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组合形成了谶纬之学,并对汉代政治和文化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秦汉方士演化的一个缩影——论秦博士卢敖的多重形象

卢敖是秦汉燕齐方士的典型代表。博士卢敖对秦始皇的政治、军事及文化举措都提出过有重大影响的建议。汉以后,卢敖的"形象"发生了质的改变:先是被《淮南子》"变身"成了一个逍遥轩举的寓言人物,后世文学家又把卢敖仙化,将他描述成兼具方士、隐士、仙人特征的"仙游之士"。民间传说中,卢敖四方求道,最终飞升成仙。今河南卢氏、山东诸城、湖南邵陵等地,民间依然流传着卢敖成仙的故事,保留着他的仙迹。卢敖形象的动态演化正是秦汉方士文化与时演进的一个缩影。

从《太平广记》对方士之描写看唐代方士

《太平广记》是宋初四大类书之一,承载着浓厚的宗教思想。通过对《太平广记》中"方士"描写的解析,从其传播的民间性质、价值观及宗教性之差异等三个方面探讨可见,相较于秦汉时的先行者,隋唐五代的方士直接参与政治或与庙堂产生联系者寥寥无几,其活动场所多集中于民间和底层社会。他们藏器于身,尽量避免哗众取宠,既不开宗立派,也未形成组织性的民间团体。他们并不追求羽化登仙、白日飞升,也不利用所怀之方技谋取财富或声名。长生久视的理想已然淡出了他们的视野,边缘人的身份则是他们最好的写照。政治上无所用力,身藏奇术,仅以存身,恢弘之构想已遥不可及,则世俗之转变即随之而生。唐宋之变革、传统民间信仰之转变暨唐代方士之地位,皆可由此窥见一斑。

南方士族与司马氏政权的互动性研究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后,孙吴政权下的南方士族为光宗耀祖,采取主动的态度,积极入洛求仕,全面进入司马氏政权。司马氏政权赏识并重用南方士族。晋末"八王之乱"之后,晋王室和南渡的北方士族为重建政权积极主动笼络南方士族。南方士族与司马氏政权之间表现了一种互动性。在这种互动性的促使下,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联合起来,共同拥护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其中,南方士族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道家、方士与王朝政治》序

1985年11月,在我的故乡湖南湘潭召开了首次全国老子学术思想讨论会,那次会议在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突出地提出并讨论了老子和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针对海内外颇为流行的“儒家主干说”和八十年代重新泛起的“复兴儒学”的主张,部分学者根据历史事实,在会上大讲“儒道互补”,并明确提出了“儒、道两家思想共同构成了名源汇流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之主干”的论点(参见《求索》1986年第1期)。

方士干政,社会要乱

最近，神秘大师王林因涉嫌绑架其弟子邹勇案被警方带走调查，这让人们大大地娱乐了一把。原来所谓神秘大9,li的伎俩，充其量也就是想拿钱买通公、检、法，把人摆平。如果大师真有什么特异神功，能凭空取物，隔山打牛，念一通咒语就能索人性命，何劳如此费钱、费神、费力去报复一个俗人，最后竞使自己惹上人命官司？

论秦汉方士的预言文本特征及其意义

先秦以来,方士群体逐渐从祝、宗、史、卜手中获得了预言话语权并在秦汉之时迅速发展,他们撰制了大量的预言文本,展现了继先秦预言之后的又一预言大观。秦汉方士预言在战国中后期兴起的新天道观、邹衍学说及两汉方士群体儒生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术数类、鬼神类、人事类和符命类4种预言。在预言方式和预言对象两个方面统筹并发展了先秦预言,且在追求独立文本载体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本特征:其隐藏预言者身份,凝定“异象记述+占断之辞”的言说模式,总体表现为一种天命性质的自然叙事,并兼具历史与未来的双重维度,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和鲜明的虚构性。

方士庶《江山佳胜图》研究

康乾时期的山水画坛，“四王”的画风已经占据，画坛的绝对统治地位，此时活跃在扬州的画家，主要为来自外地的文人和一些本地的职业画家组成，扬州因着运河交通之利成为经济繁荣之地，各地文人开始涌向扬州，从乾隆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各家各派同时活跃的繁荣局面，方士庶正是鞍早一位活跃于此地的重要画家，这卷《江山佳胜图》正是其画于1745年的代表作品。

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新探

秦代方士徐福浮海东渡事,史籍虽有记载,但因过于简略,甚至连徐福故里及出海地点都是语焉不详,加上又有比较浓厚的迷信色彩,所以,史学界对是否确有徐福其人,以及他是否有东渡事,均有疑窦.笔者最近参加地名普查工作。

秦汉方士与秦汉文学

秦汉时期,是封建迷信盛行的时代,当时的许多社会政治活动,如帝王的封禅、皇位的篡夺和农民起义的发动等等,都与迷信有所联系。在一系列的迷信事件中,方士的活动引人注目,并对秦汉文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方士是我国封建社会里的一个特殊现象,《辞海》收有它的两种涵义:一是“周代掌管王子第和公卿、大夫的采地狱讼的官”;二是“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后一种,“

东汉汝南郡方士考略

东汉时汝南郡方士活动频繁、形象各异,他们或为官一方,或独以占名,或以降妖除魔为己任、或兼精儒家文化。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汝南郡为天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当地民众对鬼神的盲目崇拜、东汉年间谶纬之术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东汉汝南郡方士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贡献。对东汉汝南郡方士的活动进行探究,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对东汉社会进行更准确的把握。

西汉国家祭祀中的方士

方士在西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西汉国家祭祀的建设和改革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西汉中后期,方士在国家祭祀中经历了两起三落,这时的方士属于祭祀中的旧势力,是不利于儒家祭祀礼仪发展的。王莽依据儒家经典《周礼》建立"元始仪",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祭祀格局,从此方士彻底退出了国家祭祀的历史舞台。但其思想仍影响后世,刘秀在建立东汉之时就利用了方术中的谶纬之术,更甚于在临死之前使得谶纬之术法定化。

论南方士族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以政治、军事为例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南方士族和北方士族联合拥护下建立东晋政权。东晋政权是南北士族的联合政权。南方士族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与北方士族联合起来,共同拥护渡江的司马氏政权。东晋政权建立后,南方士族在政治、军事上表现出卓越的能力,受到司马氏政权的赏识和任用。

论方士与汉代小说

张兴杰此文载1989年第4期《兰州学刊》，文章说先秦还没有出现文学上所说的小说，中国小说的真正萌芽始于汉代。人们往往认为稗官就是王官，就是小说家，就是小说，包括汉代小说的创作者。其实这纯粹是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