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居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旅游业作为幸福产业,如何促进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协调共进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问题.该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构建了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考察分析2011—2020年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水平研究期内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20年因受疫情影响而出现跌落,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则呈整体逐年上升趋势;两者均呈现出显著空间异质性,但中上游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相近.2)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重庆和贵州两地上升较快,2020年各省市受到疫情影响有所下降;下游地区高于其他地区.3) GTWR模型表明,人口密度、环境治理投入、旅游收入占比、人均GDP因素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不同时期各因素对地区影响强度和波动方向不同,其中人均GDP影响为正向且影响作用较强.

空间溢出视角下旅游发展的绿色经济效应检验与分析

旅游业的发展对建设美丽中国和贯彻生态文明战略至关重要,研究旅游发展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必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以2007—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空间溢出视角对旅游发展的绿色经济效应进行检验,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异质性和效应边界。结论如下:(1)观察期内,我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波动上升,效率分布呈“东部>西部>东北>中部”格局,“中部塌陷”特征明显;在考虑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经济地理距离的情况下,旅游发展的绿色经济效应稳健性表现为溢出效应而非本地效应。(2)绿色经济效应空间异质性明显,溢出绿色经济效应呈中部>东北>东部>西部格局,西部本地和溢出绿色经济效应均显著,中部本地绿色经济效应表现为负向;效应不存在城市群和非城市群边界,均以溢出绿色经济效应为主。(3)绿色经济效应存在地理边界,1300千米后本地绿色经济效应开始逐渐由负转正,溢出绿色经济效应开始衰减。文章为旅游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旅游发展水平的区际差异研究——基于不同样本省份之间的数据比较

文章研究了旅游发展水平在中国不同地区样本省份之间的差异,通过各个样本省份所包括的地区级以上城市旅游统计数据之间的对比,揭示不同地区之间在国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和星级酒店数量等统计指标上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在前两项指标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该差异可以概括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外向型”和“中心聚集式”。而在第三项指标上,中部地区具有“中部枢纽式”的特征。这些发现对于优化旅游资源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ASEB栅格分析法的兰州市旅游发展战略研究

甘肃省兰州市是黄河上游重要旅游目的地和西北旅游枢纽城市,旅游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发展趋势,研究面向游客体验的兰州市旅游发展战略对推动该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立足于景区、景点可持续发展、旅游体验、旅游开发的相关理论,采用ASEB栅格分析法,对兰州市旅游现状进行构建由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以及活动、环境、体验和收益共同组成的兰州市旅游发展战略矩阵分析研究,并形成栅格表。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兰州市旅游发展处于外延增长阶段,尚没有形成内涵式发展的体验活动体系,游客对兰州文化接受多属于被动性的;兰州市的旅游发展还具有旅游商品单一、雷同性大、同质性强、产品老化、旅游产业链短、旅游资源产权权属关系界定不清、旅游管理和区域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兰州市旅游产品提升策略和发展战略,以期助推兰州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进程。

基于比较优势的攀西康养文化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康养文化旅游是旅游的一种高级形式,市场前景广阔。本文分析了攀西发展康养文化旅游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攀西康养文化旅游发展的对策,为攀西建设“国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提供理论支持。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突出,对健康、文化、旅游休闲尤为重视,康养文化旅游日益受到青睐。康养文化旅游是文化旅游与康养产业融合发展的结果,是通过合理地开发利用地域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艺术文化、自然文化等各种传统和现代文化,通过现代技术创新等手段,开发康养旅游产品,最终使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进行文化康养消费.

旅游发展背景下藏族社区居民生计适应的集体行动实践——以夏乌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集体行动的积极效能需要结合乡村发展的现实进行充分探讨.通过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更需基于有效的集体行动,形成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该文选择西藏夏乌村作为案例地,通过长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对虫草“挖三休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轮流打工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社区旅游参与实践路径的研究发现,夏乌村集体行动实践具有强烈的自发性,组织上的村民小组网格化管理模式和均质化、公平的发展理念,使得村民个体平等决策和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成为可能.该文结合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生计条件和社区文化,依托夏乌村集体行动的实践方式和集体行动的制度形成过程,呈现当前旅游助推乡村振兴过程中解决集体主义困境的可能路径,重点讨论少数民族旅游社区在集体行动实践中的自发性和主动性,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在过程中产生策略性互动,并为旅游发展奠定充分的制度基础和组织基础.

旅游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动态新型城镇化门限效应

将新型城镇化纳入旅游业导向型经济增长研究框架,能够有效拓展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认识视域。文章在量化测度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基础上,基于中国2004—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能够捕捉非线性不对称动态因素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并使用允许门限变量和解释变量同时内生的一阶差分矩估计法,实证检验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新型城镇化门限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新型城镇化水平不同而呈现具有显著双重门限特征的非线性关系,并且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新型城镇化跨越门限值而具备边际效用递增特性。因此,文章认为,增进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同,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在旅游业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渠道作用,能够显著提升旅游业的经济增长效应。

共同富裕视阈下旅游发展助推县域脱贫振兴的效率研究——以陕西秦巴山片区为例

紧密契合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以陕西秦巴山片区为例,运用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旅游发展助推县域脱贫振兴的效率进行测度,明确其演变特征,识别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结果表明:(1)陕西秦巴山片区旅游发展助推县域脱贫振兴的综合效率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各县域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2)2016—2021年陕西秦巴山片区旅游发展助推县域脱贫振兴的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通过旅游发展来带动县域脱贫振兴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3)交通、人均财政支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旅游发展助推县域脱贫振兴的效率存在显著影响。最后,从合理配置旅游投入产出要素、构建旅游共享发展新格局、改善基础设施及旅游产业经济基础等方面提出了策略建议。

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的居民诉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恩施州二官寨村为例

以二官寨村为例,运用内容分析法、扎根理论分析法探究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的居民诉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居民诉求主要面向当地政府、其他居民、外来投资者和游客提出;诉求内容主要包括维护社会关系、保护地方形象、满足个人需要、提升社区环境;传统村落居民诉求的产生受到个人偏好因素的内在驱动、人地关系因素的情感推动、人际关系因素和环境感知因素的现实推动,是环境感知不满足、人际关系失调的现实与个人美好追求、人地情感表达之间矛盾冲突与协调作用的结果。

基于RMP分析的陕西体育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体育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陕西省是中国历史文化名省,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体育旅游资源。文章运用RMP(资源Resources、市场Market、产品Product)分析方法,对陕西省体育旅游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其市场需求及产品开发现状,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以期推动陕西体育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中国入境旅游的恢复与发展

入境旅游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展示国家形象和推动本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也提出,要“推动出境旅游与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三大市场协调发展”“做强国内旅游,振兴入境旅游,规范出境旅游”。可见,推动入境旅游发展是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战略。从现状来看,我国入境旅游发展还存在一系列堵点和痛点,解决这些堵点和痛点,推动入境旅游的快速恢复与发展,是旅游业界和学界都函须回答的重要议题。本期6篇笔谈围绕入境旅游恢复发展的政策机制、支撑体系、企业响应、营销创新、产品升级与优化等不同领域和方向,从理论分析和实践应对等不同视角,对中国入境旅游恢复与发展的任务、路径与机制等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我国主要旅游城市景区空间结构特征对其旅游发展的影响

收集2021年有关数据,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法、景区空间分布形态指数、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分析我国主要旅游城市的景区空间结构特征和类型,并揭示城市的景区空间结构特征对其旅游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从景区分布形态、吸引力强度和集中程度三个维度综合分析60个城市的景区空间结构类型,可以将其分为5大类、32种,与基于平均最近邻判断的景区空间分布类型明显不同。②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发现城市的景区空间结构特征对其旅游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对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的影响存在差异。③城市的景区空间结构各维度特征对其旅游发展的影响方向、强度也存在差异。城市的景区分布越集中,越不利于旅游发展;单位面积内景区吸引力越强,越有利于旅游发展;而景区分布形态的影响不显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城市主要是低品级景区集中,且同一片区旅游资源同质性较强,景区间易发生恶性竞争,以及疫情背景下游客的风险感知强等。

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基于湖南省革命老区的实证检验

基于互联网OTA平台景区销售数据综合测算县域旅游发展水平,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2019—2021年湖南省革命老区县域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扩大-缩小-扩大”的“N型”趋势双重门槛效应;在同一发展时期,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略高于城镇居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作用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发达县旅游发展更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县域旅游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旅游发达县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据此,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旅游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多元化产业振兴机制并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发挥旅游联动效应,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脱钩关系研究

基于2010—2021年湖南武陵山片区县域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泰尔系数、Tapio脱钩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研究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脱钩关系。结果显示:研究期内,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分别表现出波动增长和持续缩小的演化态势;受新冠疫情影响,旅游发展水平大于片区均值的县域单元数量有所减少。2019年前,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脱钩类型为强脱钩;新冠疫情时期,弱负脱钩类型的县域单元数量急剧上升。湖南武陵山片区的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存在旅游发展水平向城乡收入差距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据此,建议加强县域间的横向联系,建立健全旅游利益联结机制,发挥旅游强县的示范引领作用,以促进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脱钩。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特色小镇旅游发展研究--以贵州省镇远古镇为例

特色小镇是集文化、产业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经济发展平台,高度契合乡村振兴发展战略。镇远古镇具备资源类型多样、设施相对完善、项目初见成效、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等比较优势,但同时存在科旅融合成效不佳、营销渠道亟待优化、旅游项目感知度低、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基于此,从加快科旅融合步伐、不断完善营销渠道、提高旅游感知度、提升旅游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措施,在加快镇远旅游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也为其他区域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中国旅游经济韧性与旅游发展质量的关系研究

旅游经济韧性和旅游发展质量是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探究二者关系对于旅游经济快速恢复并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中国30个省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TOPSIS法对2009—2019年旅游经济韧性与旅游发展质量进行测度,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和PVAR模型等方法探究二者关系。结果表明:(1)各省区旅游经济韧性与旅游发展质量水平稳步上升,两系统发展水平均呈“由西向东”逐渐递增的空间格局。(2)旅游经济韧性与旅游发展质量耦合协调水平总体显著提升,低度协调和中度协调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高度协调区数量大幅增长并向内陆扩张,极度协调区始终位于东部沿海一线;耦合协调亚类型划分中,“低度协调—旅游经济韧性滞后型”省区数量缩减最为明显,中度协调类型省区中旅游经济韧性滞后问题始终广泛存在,“高度协调—旅游经济韧性滞后型”省区数量显著增加,广东成为唯一“极度协调—旅游发展质量滞后型”省区。(3)旅游经济韧性与旅游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现象且逐步增强;局部空间自相关中,各类型集聚区整体变化不大,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4)在互动关系方面,分别以全国范围和东部、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时发现,旅游发展质量对旅游经济韧性存在单向正面效应,而西部地区旅游经济韧性对旅游发展质量起单向促进作用。

红色旅游景区评选助力区域旅游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红色旅游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旅游活动,即将参观、体验、学习和教育融为一体,具有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多种意义。文章采用2010-2019年我国2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借助于“红色旅游5A级景区”评选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红色旅游5A级景区评选对区域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红色旅游景区的评选对区域旅游发展效率有显著的影响,即红色旅游5A级景区的建设有利于区域旅游发展效率的提高。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区域旅游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大运河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对推动区域旅游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发展现状与文化特色进行详细梳理,为进一步理解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区域旅游发展的互动关系提供理论基础;深入探讨区域旅游发展需求,揭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及影响;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区域旅游发展互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为进一步挖掘大运河文化价值和促进区域旅游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乡村旅游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新型城镇化的中介效应

缩小城乡差距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发展乡村旅游则为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可行路径。本文基于我国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背景,采用我国2015-2021年的经验数据,就乡村旅游发展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检验了新型城镇化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地,新型城镇化具有强化乡村旅游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赋能作用。最后文章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市场、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提升农村居民收入视角提出了建议。

我国民族八省区旅游发展与区域韧性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民族八省区经济、社会、生态、旅游的相关指标数据建立旅游发展与区域韧性综合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民族八省区旅游发展与区域韧性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利用障碍度模型探索了影响其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民族八省区旅游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各省区旅游发展综合值大致相近,且均在2019年达到峰值;(2)民族八省区的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生态韧性逐年上升,且社会韧性增长速度高于经济韧性和生态韧性;(3)民族八省区旅游发展与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是旅游与区域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基于此,我国民族八省区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努力提高就业率,积极推动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发展、加强环保建设,依托自身地质资源和环境优势努力发展旅游产业、打造完整的旅游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