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分析——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例

运用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模型和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湖南武陵山片区2011—2021年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其中质量增速快于规模,但规模整体高于质量;空间上,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均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异格局,武陵源、永定和凤凰作为质量-规模“双高区”成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领头羊”。2)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存在空间错位现象,空间错位程度以2015年为节点呈先降后升态势;空间错位方向由以规模优先的正向错位区为主转变为以质量优先的负向错位区为主;空间错位等级由高到低呈现“金字塔”结构,低错位区数量占比始终保持在50%以上。3)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旅客周转量和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产生负向影响,旅游人口密度对旅游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产生正向影响。

中国西部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及驱动力

本文在构建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引力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实证分析2005-2019年中国西部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及驱动力。结果表明:①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均值呈上升态势,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增速快于人居环境,但人居环境指数整体高于旅游城镇化。②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中级协调区域居多,2017年以后演变为高级协调,耦合协调类型逐渐由旅游产业滞后型向同步发展型转变。③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趋势极不均衡,空间联系强度呈现出以宁夏–陕西–重庆–贵州为主轴的链状式空间关联格局。④耦合协调度差异是不同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旅游收入是主导性驱动,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根本性驱动,A级景区数量是原生性驱动,其中国际旅游收入与A级景区的交互影响作用解释力最强。

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互动关系及协调效应研究--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例

厘清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关系,可为旅游人地系统优化提供理论支撑和量化依据.在构建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关系框架的基础上,该文以旅游资源富集但生态脆弱的湖南武陵山片区为例,结合多源数据并采用PVAR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趋势面等方法探析片区内37个县级区域两系统间的互动关系及协调效应.结果表明:(1)2011—2021年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整体水平均取得提升;但县域间旅游城镇化的差距逐渐扩张,且多数县级区域难以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渐趋分化,片区内中西部县级区域显著增加而东、南及西北部边缘区则呈下降趋势.(2)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双向互动关系;短期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旅游城镇化的正向效应十分显著,旅游城镇化的反作用相对较弱,但长期来看双方更依赖自身的惯性发展.(3)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协调发展态势,且县域间的差距逐步收敛;在空间上,耦合协调度在东西方向上呈“中部隆起”特征,在南北方向上保持“北高南低”格局;协调发展区呈现以武陵源和永定为核心、自北向南连片扩张的态势,但旅游城镇化相对滞后的问题普遍存在.

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模式对比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旅游城镇化成为不少经济欠发达但旅游资源优质多样地区的首要选择。本文以武陵山片区为例,以驱力理论为基础,对旅游城镇化发展的演变路径和模式特征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典型模式包括资源驱力模式、资本—市场双驱力模式和综合驱力模式3种。(2)通过对比发现,资源驱力模式主要是在当地政府及企业利用优质旅游资源对外进行营销宣传吸引外部资本及客源市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双驱力模式和综合驱力模式是凭借自身资源、市场或资本几方综合作用,在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参与下自行发展的。(3)综合驱力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优于资源驱力模式和双驱力模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模式,随着资源、市场和资本的不断发展,各模式最终演变为高水平的综合驱力模式。在此基础之上,从内外两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对策参考。

新疆县市旅游城镇化响应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旅游业引导的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有效挖掘城镇化建设潜力,也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型机制。以新疆85个县市为研究对象,测度2006—2018年各县市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采用空间自相关技术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测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旅游产业对新疆各县市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不断加强,总体呈“北疆>东疆>南疆”的特点,各县市之间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2)新疆各县市旅游城镇化响应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空间集聚现象明显。(3)旅游城镇化响应影响因素的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旅游产业集聚、地理区位、旅游人次、旅游资源禀赋、产业结构。

旅游城镇化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关联分析——以武夷山市为例

以典型旅游城市武夷山市为例,在分析城镇化格局、碳存储服务与土壤保持服务时空变化格局的基础上,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索武夷山市旅游城镇化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时空关联。研究表明:(1)2000—2010年武夷山市旅游城镇化进程发展迅速,陆地表层人类活动由3.79%升至5.05%,2010—2020年城镇化进程放缓,2020年陆地表层人类活动仅为5.33%;空间分异明显。(2)2000—2020年,碳存储服务呈下降趋势,土壤保持服务价值总量呈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26.38106 t升至2020年的45.26106 t。(3)陆地表层人类活动与碳存储服务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陆地表层人类活动与土壤保持服务存在正相关关系。旅游城镇化格局与碳存储和土壤保持2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呈现显著的时空关联特征。

基于旅游城镇化视角下的特色小镇发展路径研究——以昆明斗南花卉小镇的规划实践为例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愈发向提质增效的纵深发展,旅游业凭借在就业、消费、产业、生态、文化、居住等方面的综合效应,与“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高度契合,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详细阐述了旅游业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耦合协调关系,聚焦特色小城镇研究提出小镇旅游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及模式,尝试构建“旅游、产业、文化、城镇化”四位一体的可持续性创新发展路径;在规划实践上,以昆明斗南花卉小镇为例,针对小镇原有城镇化路径存在的现实问题,分别从提升旅游功能、塑造文化IP、延伸产业链条、优化城镇配套等方面重构小镇建设发展路径并提出相应规划策略。

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测度及关系研究——以凤凰县为例

旅游城镇化是提升居民幸福水平的重要前提,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是旅游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厘清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我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提升居民幸福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探究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提升的耦合协调机制基础上,运用熵权法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凤凰县2001—2020年旅游城镇化和居民幸福水平及主要障碍因子,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2001—2020年凤凰县旅游城镇化水平和居民幸福水平呈现增长态势,二者的共同演化阶段可划分为提升期、悖离期和蝶变期,耦合协调度类型由严重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2)凤凰县旅游城镇化的主要障碍因子是人口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的发展滞后,居民幸福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是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备和生态文化建设不健全;(3)旅游城镇化系统中的人口与经济、旅游业发展、社会保障和空间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强度最大。因此,在推动旅游城镇化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多因素影响,确保居民幸福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旅游城镇化的居民感知研究——以九华山为例

旅游城镇化是以旅游业为推动力的城镇化类型,居民对此类型的城镇化的影响感知有其独特性。本文选取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为案例,在大量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着重就当地居民对旅游城镇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和环境影响感知进行了分析,并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居民与旅游城镇化影响感知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旅游地旅游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贵州郎德模式的成功实践

旅游城镇化推进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贵州郎德上寨的村民因势利导,在顺应旅游城镇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将民族文化作为村寨建设与旅游开发的核心价值贯彻始终,并发扬集体智慧,以工分制进行运营管理和利益分成,保证了文化保护的持续性,在旅游城镇化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相关、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郎德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和旅游城镇化的系列现实矛盾,为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新型旅游城镇化经济的投融资研究

新型旅游城镇化区别于旧的旅游城镇化,新型旅游城镇化不仅是人口数量的城镇化,更是旅游产业,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新时期赋予新的内涵,需要投融资模式创新。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郎德模式的成功实践

在旅游城镇化推进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郎德上寨的村民因势利导,在顺应旅游城镇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将民族文化作为城镇建设与旅游开发的核心价值贯彻始终,并发扬集体智慧,以工分制进行运营管理和利益分成,保证了文化保护的持续性,在旅游城镇化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相关、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和旅游城镇化的一系列现实矛盾,为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桂西资源富集区旅游城镇化与环境保护耦合研究

桂西资源富集区旅游城镇化表现出外在表现形式为土地城镇化、以外来人口为主、规模偏小、开发方式粗放等特点,为促进该地区旅游城镇化与环境保护的耦合,可从旅游城镇化与生态敏感区域、现代城市文化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特色旅游与生态旅游、旅游发展战略与环境保护管理、能源使用与节能减排等方面构建相应的耦合机制。

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作用机理及演进规律探析

旅游城镇化是指以旅游业为核心动力推动乡村地区的非农化,即以旅游为主要动力推动城镇从无到有的过程,属于具有内生动力的自发式发展,较之传统城镇化而言,具有形成持续产业支撑、实现就地城镇化、保持城镇特色、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等显著优势。在分析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分别从人口、产业、设施、景观等各个层面剖析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演进规律,并提出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建议,以期为我国的旅游城镇化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城乡统筹下的湖州旅游城镇化战略探析

旅游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依托和载体,为促进湖州新型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找到了一条新路径。文章在分析旅游城镇化的内涵与必要性基础上,对湖州旅游城镇化的现实基础及有利条件、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进行了探讨,从城乡统筹视角出发,在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城镇化空间布局、利益相关者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湖州旅游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进程中的趋避冲突及其对策分析——以阿坝州为例

旅游城镇化正在成为一些民族地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形式。在旅游城镇化过程中,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正在面临着宗教信仰的冲突、多元文化的冲突、自然环境的破坏、心理的落差等所导致社会问题的困扰。本文在多拉德和米勒的趋避冲突理论基础上,构建"趋避效应分析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进程中的矛盾进行演绎,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旅游城镇化已成为区域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在实现区域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07-2019年面板数据定量评估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发展进程,通过绘制折线图、雷达图和箱线图表征其时序演进特征,借助标准差椭圆、立体趋势面和核密度估计方法辨析其空间分布格局,并结合灰色关联分析探寻其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如下: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虽偶有起伏但较多城市向中高水平集聚,空间上大体呈不均衡分布态势、差异较显著,最终形成西北强势、南部次之、中部弱势的分布格局;京津冀城市群各市旅游城镇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基于发展战略协同性、差异性和前瞻性原则,为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出谋划策。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2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3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4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分异特征与类型研究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应用统计分析方法,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静态不平衡差、相对发展率、离差、比率等指标,研究2001~2014年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差异并划分类型,得到如下结论:2001~2009年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不断扩大,2009~2014年不断减小;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西部地区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与中东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日照、泰安、威海为强响应型地区,潍坊、烟台、青岛、济南、莱芜为较强响应型地区,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为弱响应型地区,枣庄、济宁、临沂、淄博为特殊响应型地区。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传统节庆的主客互动——以云南沙溪古镇火把节为例

我国城镇化模式具有多元性特点,旅游业现如今也成为城镇化强有力的推手,东道主和游客之间有了更多的直接互动。在大理沙溪火把节这一主客矛盾较为突出的节庆中,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互动状态亦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主客互动影响着旅游化的进程,旅游化又反作用于城镇化,二者相辅相成,旅游城镇化在二者的相互促进中得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