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边界、族界符号与族群认同——海外华人族群边界意识探析

论文参考巴斯的族界理论、拉蒙特的边界分类和维莫的实证研究,通过田野考察和半结构化访谈,从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两个层面探讨三个问题:一是当代海外华人存在怎样的族群边界意识;二是何为其象征边界符号;三是其可能的族界意识体现怎样的族群认同。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受访的海外华人的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意识都较为明显,但存在一定的地区、性别和个体差异,其社会边界意识体现在社交网络和对异族婚恋的态度上,其象征边界意识反映在其对族群的原型化认知上;血统、出身等原生族群性、族群标签和族群原型化认知是受访华人的族群象征边界符号,而不是族群身份和传统价值观;受访者的族界意识体现出其对族群身份的类别区分,与族群认同感和亲近感关联不强。

现代国家之国族与族群的纠缠

现代国家为当下世界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类型,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典型形态。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欧洲,其本质是民族形成后从君主手中夺取主权而建立的一套体现“主权在民”国家伦理的体制机制。民族国家被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采纳而达至普遍化后,便成为了主导性的国家形态。可是,欧洲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将国内众多民族群体整合为一个国族而建立民族国家的,欧美最早的民族国家也由于多族化而出现了多种族群,所以现代国家便普遍地面临着国族与族群的纠缠,以及其间的张力所带来的问题。相关国家在应对中采取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就是国族化和族群化两种。两种不同选择所带来的结果迥然有别,但国族化的选择显然更有利于现代国家体制的稳定运行和功能的发挥。

高句丽语“山”词族源流考释

高句丽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大山深谷”,其地名中保留了7个词汇,既包括大山,又包括小山;既包括低洼的山谷,又包括山上的岩石;这些与山有关的词汇共同构成了“山”词族。通过将这些语词的发音与周边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韩语族、日本语中的各语言进行一一对比,以判断高句丽语“山”词族的源流,进而为高句丽语的源流判断打下坚实的基础。

美国加州K-12族裔研究课程探绎

近年来,美国加州政府开展了一项极具话题性和挑战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即在K-12阶段推行族裔研究课程。K-12族裔研究课程以批判性种族理论为理论基础,主张通过“反叙事”打破白人对主流课程的叙事控制、文化独裁和知识霸权;超越教育机会与过程平等,力主教育结果平等;揭露、反对教育中的“色盲”现象。为保障K-12族裔研究课程的实施,加州教育厅研制了《族裔研究示范课程》,从目标、原则等方面对课程进行了规范与指导。在加州政府的支持下,K-12族裔研究课程在合法化、制度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仍面临多方面争议,其发展前景尚不明朗,实际成效仍有待考察。围绕K-12族裔研究课程展开的“大辩论”是美国无休止“文化战争”扩大化的缩影,它折射出当前美国社会的紧张和分裂。

开拓民乐思路 引领阮族风潮

现代阮乐器,即中国传统乐器阮咸,在20世纪50年代经过改良研究,以民族管弦乐团合奏、重奏以及独奏等形式,结合演奏实践,逐渐形成了具有现代演奏技法的新型传统民族乐器。《清代与现代的阮--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藏珍品延展鉴讨》曾对阮咸的历史发展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简单的脉络梳理。现从实践角度出发,探讨“徐阳·阮族”乐器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现实意义。

多民族交融叙事:早期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审美自觉与历史绵延(1930~1948)

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范式逐渐从“族别研究范式”转向“族际研究范式”以及“多元一体”研究范式等并存的格局。但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研究依旧停留在“族别研究范式”之下,其研究范式亟待更新。本文便以早期民国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例,运用“族际研究范式”和“多元一体研究范式”对这一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进行史论分析。因为这一时期的电影正是通过讲述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并在此过程中裹挟、孕育着少数民族的叙事元素,这由此形塑了早期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多民族为书写对象的艺术表征与文化风貌,也即多民族交融叙事。这不仅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论证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族际研究范式”和“多元一体研究范式”上的亲缘性,促成其研究范式的转向,也从实证的角度揭示出少数民族电影史在多民族交融及民族共同体建构上的价值贡献与时代意义,促使其融汇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主流。

国际化与国族化:20世纪早期西方国族建筑中的现代主义

20世纪,强调“国际化”的现代主义建筑与强调“国族化”的国族主义产生深刻交集,在现代民族国家国族身份认同的塑造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本文阐释了这分别带有排他性和包容性、看似矛盾的两者形成交集之成因,丰富了建筑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这一议题的讨论:一方面,现代主义建筑所代表的时代精神与部分新生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达成一致,参与到后者对其国族身份认同的塑造中;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主义建筑的逐渐国际化,这一国际式风格成为主流话语的一种体现,使西方世界中的“边缘”国家效仿跟进,成为其国族建筑风格的选择。

古典或乡土: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西方国族建筑形式与溯源

在近年国族主义备受关注的背景下,本文讨论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部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初期纷繁多样的国族建筑风格以及其形成机制。本文提出,国族身份叙事和建筑语境是国族建筑风格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就前者而言,西方普适价值叙事与古典主义风格紧密联系,浪漫主义叙事则与乡土风格密切相关。就后者而言,在建筑语境长期统一的国家中,国族建筑风格相对统一;在建筑语境错综复杂的国家中,国族建筑表现则相对多元。

区域国别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书写转化——基于越南岱族、侬族音乐的田野考察

区域国别音乐研究关注海外他者的音乐表演行为,深入描写与系统阐释其文化认知观念,通过运用多重语言能力,结合海外音乐民族志的田野实践与书写转化,对海外的某个特定区域或国家的音乐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揭示海外他者音乐社会生活中的地方性知识。区域国别音乐研究通过对他国音乐文化进行扎实深入的田野工作和海外实践,运用民族音乐学双重视角互视与多点音乐民族志方法,以及历史民族音乐学逆推顺述与多重互证,结合后殖民理论的离散音乐与文化认同,书写具有反本质主义立场的海外音乐民族志文本,以获得中国立场和全球视野下对世界知识体系真正深入的研究与理解。

饰真作伪:高欢家族对所依托之渤海高氏先世谱系的篡改

高欢家族并非出自渤海高氏,以《魏书·高湖传》为断限,传内诸人是高欢同宗,而《魏书·高允传》《高祐传》所载宗族才是真正渤海高氏.高欢发迹以后,将高湖以下同宗嫁接于高允祖父高泰名下.在魏末迄于北齐,高欢家族为夸耀门楣,不断修饰自身先世历官行事等谱系内容,同时也对其所依托真渤海高氏的上世先祖谱系信息加以崇饰塑造.现在我们看到冠于高隐、高庆、高泰头上的"晋玄菟太守""司空""吏部尚书"均是高欢家族谱系塑造的结果.这些官职与从史籍中勾稽所得渤海高氏诸先世事迹显相违戾,决不能看做十六国时期渤海高氏史事的真实记录.

多民族杂居地带族际通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于祁连蒙古族的田野调查

族际通婚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路径,也是衡量族际关系态势的重要指标之一,具有鲜明的标识价值与社会意义。加强多民族杂居地带族际通婚研究,对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祁连蒙古族聚居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祁连山南麓地带,其通婚圈在与周边各民族长期而持续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扩大,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交融的特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祁连蒙古族族际通婚扩大的重要推动力量,族际通婚的扩大则扩容和巩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文化基础,是多民族杂居地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

中华民族形象:基本涵义、理论类型与构建策略

中华民族形象既指涉国内外民众对中华民族整体或局部的认知、观念等主观心理印象,也指涉中华民族实体结构、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发展变化及其程度所形成的声誉或信誉,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中华文明的软实力和中国国家硬实力的总和。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是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并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动力。中华民族形象具有建构性,即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等方式塑造人们对中华民族形象的主观认知。中华民族形象的多维性是指由中华民族自身内部结构的多元性和评价主体自身主客观多重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华民族形象具有立体化、多面性和多元性特点。根据国族形象以硬实力所决定的可敬度和软实力所决定的可爱度高低,运用2×2矩阵类型学方法将国族形象划分为韬晦型、强硬型、魅力型和仁义型四大基本类型。国族形象构建存在四种基本模式:经济先导模式、军事优先模式、文化优先模式和均衡发展模式。基于此,提出中华民族形象构建的基本策略:提升国内外民众对中华民族正面形象的感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合作,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积极形象;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塑造正面直观的中华民族形象。

重庆黔江金洞乡凤台村——具有代表性的土家族聚落

巴渝地区多样性与异质性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极具特色的传统聚落空间。凤台村位于重庆市黔江区金洞乡东南部,与武陵山片区原始森林相连。凤台村保存了较为完好的土家族聚落民俗文化,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明清时期,伴随历史变迁与社会发展,在此聚族而居的土家族先民由最初的几户人家逐步发展成一个近10 km^(2)的特色民族聚落。2018年,凤台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公民范式与族裔范式: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苏联的解体,哈萨克斯坦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由133个民族组成的“哈萨克斯坦人民”(Қазақстанхалқы)成为一项建设“公民社会”的治国理念,并且写入哈萨克斯坦的宪法和国家战略中。从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实践看,哈萨克斯坦民族认同中的族群(ethnic)认同与公民(civic)认同两种因素始终在相互博弈,尤其在构建单一的公民认同——“哈萨克斯坦人民”的过程中,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矛盾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在哈萨克斯坦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依然存在“主”与“客”的不同角色关系。本文基于田野调查与哈萨克斯坦本土文献资料,结合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理论,认为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存在两条平行路径——公民现代国家范式与族裔民族国家范式,这导致了哈萨克斯坦多层次的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的互动与博弈,充满复杂性与变换性,这也意味着哈萨克斯坦当前的公民现代国家建设道路并不平坦。

《我的阿勒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景观

2024年5月7日,滕丛丛执导的网络剧《我的阿勒泰》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爱奇艺同时播出,当日收视率超过了1.5%,赢得了广大观众和网友的喜爱。这部网络剧之所以取得成功,不仅在于其改编自新疆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更在于编剧滕丛丛和彭奕宁保留并凸显了北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景观。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达斡尔族等不同民族的老百姓在阿勒泰地区共同生活,建立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已经融为一体,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景观。基于此,笔者运用案例分析法,从族际婚恋、家庭伦理价值观的嬗变与趋同、恋乡和护乡、五彩斑斓的语言文化等方面对网络剧《我的阿勒泰》进行深入剖析,以归纳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和意蕴。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野下藏族和回族族际通婚研究--基于甘肃夏河县的个案调查

本文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重点探讨了夏河地区族际通婚的社会现象。族际通婚作为衡量民族交融的一个重要维度,具有窥探民族关系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价值。本文主要通过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分析夏河藏族和回族的通婚率、族际通婚性别比例等现状及影响藏、回族际通婚的个人和族群层面的因素。

苗族聚居地区族际通婚样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珙县为例

基于珙县苗汉族际通婚的实证研究表明,苗族聚居地区在低婚育率时期保持着相对稳定和较高比例的苗汉族际通婚现象。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都是苗汉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苗汉族际通婚夫妻的子女在民族、文化、生活样态等方面呈现出普遍性特征。夫妻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对是否已实现族际通婚都存在弱正相关性,但在苗汉族际通婚后的族群交往过程中,文化认同、语言习惯、社会交往、偏见、所在群体与家庭态度等影响因素交错存在强、弱正相关性。通过对苗汉族际通婚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发现族际通婚的增加与通婚圈扩大、市场经济发展和婚恋观念转变有密切关系。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需要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极端重要性,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举措来处理族际通婚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构关系。

当代小凉山彝族族际通婚与民族互嵌的实践路径

在传统时代,小凉山彝族的婚姻制度为等级内婚、家支外婚。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进,凉山彝族的通婚圈逐渐扩大,表现为地域性扩大和各民族间族际通婚。虽然等级内婚仍会被小凉山彝族作为首选,但跨地域、跨民族的通婚从不被允许到被接纳,成为小凉山彝族婚姻选择的一种可能。本文基于小凉山彝族婚姻制度变迁,探讨族际通婚在空间、心理、文化等因素对为小凉山多民族互嵌融合的影响。各民族在生活中互帮互助,实现社会互嵌、情感互助、血脉互融,进一步促进了小凉山社会多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

北宋泾原路蕃族的国家认同发展过程略论

北宋王朝建立后,出现了与其鼎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政权和西夏政权,更为宋朝治理宋辽、宋夏沿边民族问题提供了难度。因此,如何处理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成为了一个贯穿整个北宋时期至关重要的问题。学界对北宋诸路尤其是泾原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军事作用上,多用于讨论北宋边防及宋夏关系上,比如研究西北的堡寨、沿边屯田的空间分布与差异、泾原路治所考述等方面,而对泾原路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其境内蕃族的分布状况及发展过程少有系统的梳理.

孕晚期产前抗生素治疗B族链球菌感染对新生儿结局、血清炎症因子及B族链球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的影响

目的探究孕晚期产前抗生素治疗B族链球菌(GBS)感染对新生儿结局、血清炎症因子及GBS药物敏感试验结果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收治的60例GBS阳性孕妇所生的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依据孕母产前是否采用抗生素治疗分为对照组(n=29)和观察组(n=31)。对照组未给予预防性抗生素治疗,观察组根据药物敏感试验结果给予抗生素治疗。比较两组孕妇妊娠结局、新生儿结局以及新生儿出生6、24 h血清白细胞介素-6(IL-6)、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CRP)水平,并分析新生儿GBS药物敏感试验结果。结果31例孕妇经药物敏感试验检查,对青霉素敏感度最高,故选择27例GBS感染孕妇进行青霉素治疗;对于青霉素过敏者有3例,2例应用克林霉素,1例应用头孢唑林。观察组孕妇不良妊娠结局总发生率为9.66%,低于对照组(31.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新生儿不良结局总发生率、早发型GBS疾病(EOGBS)发生率分别为6.45%、6.45%,均低于对照组(27.59%、24.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新生儿出生后6 h血清IL-6、降钙素原、CRP水平分别为(76.21±7.96)pg/mL、(0.82±0.12)μg/L、(5.36±0.85)mg/L,24 h血清IL-6、降钙素原、CRP水平分别为(62.35±6.47)pg/mL、(0.61±0.09)μg/L、(3.15±0.64)mg/L,均低于对照组[6 h:(88.25±9.15)pg/mL、(0.92±0.15)μg/L、(8.25±1.63)mg/L;24 h:(66.21±7.11)pg/mL、(0.72±0.11)μg/L、(4.22±0.71)m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60例新生儿经药物敏感试验检查,对青霉素敏感度均大于90%。结论孕晚期产前抗生素治疗GBS感染,不仅可改善产妇妊娠结局,还可改善新生儿结局,降低EOGBS发生率,缓解炎症反应状态,且不影响新生儿药物敏感试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