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抄本:明清嘉善《唐氏族谱》的编纂、流传与文本生产

上海图书馆藏《唐氏族谱》抄本两种,最早抄成于乾隆初期,此后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修订、增补和重抄、抽换,文献形态复杂凌乱。该族谱的文本层次则更为丰富,其祖源叙事和早期世系可能形成于宋代至明代前期。晚明以来,该族谱以抄本的形态在松江、嘉善一带的多支唐姓人群之间流传、增订、嫁接,在乾隆抄本形成之后仍有新的支系添加进来。因此,这一族谱的生产模式并非人们熟知的在“宗族组织”主持下编纂、续修的模式,族谱背后的唐姓人群也并未形成哪怕是松散的“宗族”。这一类族谱或可命名为“嫁接型族谱”,值得在将来的学术研究中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明代徽州族谱的早期源流——以正德刊本婺源《重修汪氏家乘》为中心

正德三年刊本婺源《重修汪氏家乘》由洪武三年编纂的《汪氏家乘》增订重编而成,是明代徽州族谱中创制最早的文本之一。该谱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元朝的泰定时期,显示出元明之间存在着族谱赓续的演变线索。洪武谱的编者汪叡是明初徽州知名儒者,正德谱的编者汪奎是汪叡的四世孙,为明中期名宦。洪武、正德时期接续编纂的婺源大畈汪氏族谱,体现了精英化的人物背景,理学化的价值观念,以及正统化的文本表达,不仅代表了徽州族谱的一种基本类型,也提示了明代族谱的重要特征。

明清时期传入少数民族村落的汉文文献文类考察——以攀枝花迤沙拉村的墓碑、墓志与族谱为例

少数民族村落都会经历汉字从无到有的过程,汉字或汉文文献一般通过移民或学校传播。在西南地区考察发现,最早传入少数民族村落的汉文文献多为碑刻、墓志和族谱等文类,且为国家对边疆的文化治理之体现。明清王朝中央政府在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制度建制的同时也强化了文化治理,即“政统”与“道统”并施,且文化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入,逐渐融入并成为村民日常生活遵循的习俗规范。因此,聚焦对最早落地少数民族村落社会的汉文文献文类的考察,不仅可以清晰窥见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渐进过程,把握国家文化融入民族地区的早期形态,更重要的是民族村寨汉文碑刻、墓志和族谱等承载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为探究民族村落社会再结构过程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路径。

我们可以这样读族谱

濑川昌久通过对新界W氏族谱中最“枯燥乏味至极”的“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接近于族谱学纲领级别的“根本性问题”:“人们在记录族谱内容这件事上发现了什么意义?……被持续记录的构成了所记内容的各种信息具有何种价值?人们如何从族谱中发现宗族?”他“希望通过解释族谱究竟是什么文献,人们记录族谱的目的是什么这类问题,阐明族谱编纂主体以及与成为记录对象的人们关于时间的推移和超越时间的持续性所具有的非显性意识。”日本人类学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是从族谱中看到宗族的实态,使族谱研究回归族谱本身的一次重要实践,值得中国族谱阅读者和研究者高度重视。

论方苞佚文《石氏六修族谱序》的史料价值

新见方苞佚文《石氏六修族谱序》,对考察方苞生平及交游颇具史料价值:其一,文中追述昔年赴宿松瞻拜明初武将石良墓一事,同方苞自述的赴宿松拜访朱书一事相合,为方苞康熙三十五年(1696)“宿松之游”增添了新的证据,进一步合勘康熙三十五年方苞、朱书二人行实,可以推知方苞“宿松之游”时间,有助于增订《方苞年谱》;其二,该文透露了方苞早年受李振裕、赵仑赏识提携的线索;其三,该文补充了被文学史“遗忘”的方苞与宿松石氏友人的交游;其四,丰富了方苞与朱书家族三代交往的细节;其五,该文阐述了方苞的家谱修撰思想,弥足珍贵。

南宁市友爱村《遂昌户黄氏族谱》的文化价值

广西南宁市友爱村存有一部《遂昌户黄氏族谱》,这是一部生动的、原汁原味的宗族迁徙史,承载着这一移民家族的世系繁衍,其中包含族人的宗族世系、姓氏源流、婚姻亲属关系、宗祠情况等内容,它不仅是黄氏家族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也为南宁市乃至广西的宋代移民家族个案研究和南宁城市发展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佐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与传承价值。

明清时期世袭家族谱牒与家族变迁——以云南蒙化左氏谱牒为例

在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和明清土官世袭制度下形成的世袭家族的谱牒有三种形式,一是记录历任世袭官员功绩履历的亲供状,二是在职官员子侄宗图,三是包括所有或某一支系世系的族谱。云南蒙化左氏是明清时期的世袭土官家族,明正德时期的《蒙化左氏家谱》以及清代的《蒙化左土官记事》均属于亲供状,记载了历任土官的功绩,均为应袭土官请袭所用,其目的在于确定应袭土官的顺序,维系应袭嫡长子的身份地位;清乾隆时期的《蒙化左族家谱》则由庶子倡修,是包括所有支系的族谱,是响应“笃宗族以昭壅睦”的结果。左氏有家庙、私祠和专祠,也支持修建佛寺。家庙是明嘉靖以前在职土官供奉四代祖先的场所,私祠是嘉靖以后左氏供奉始祖和历代祖先的场所,专祠是崇祯时期供奉庶子左重、左廷皋父子的官祠。左氏在明成化时修建寺庙,供奉亡人香火,随着私祠的出现,家庙渐废,私祠与佛寺合为一体。到清乾隆时私祠亦荒废,专祠变成家族祠堂。这些现象反映了在明清制度变化的背景下,嫡长子享受世官世禄、为祖先带来朝廷恩典的特权受到挑战,庶子亦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为祖先带来封赠,进而提高社会地位。蒙化左氏谱牒所反映的家族变化,也出现在卫所军官家族的谱牒中,反映了在明清制度变化背景下世袭家族嫡长子与庶子身份地位的变化。

族谱制造与宗族生成——清代直隶河间孔氏的宗族实践

直隶河间孔氏始迁祖原属内附达官,带俸河间卫,屯居繁衍。这一历史记忆被河间孔氏选择性遗忘,他们反而建构起另一套宗族叙事:追溯孔颖达为远祖,表明河间一族与阙里孔氏同源。入清以后,河间孔氏达官家族在制度上分化为“旗”“民”两个群体。雍正十一年,在阙里宗主联宗会谱运动中,河间旗人孔氏与民人孔氏共同修撰孔氏合族谱,圣裔宗族由此生成。此后,河间孔氏不断续修族谱,形塑着孔氏宗族。河间孔氏修谱实践,是宗族集体意识的表达与具体化,有助于反思宗族的类型与本质。

《山东平原任氏族谱》考论及其历史文献价值

任继愈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学术成就卓越突出,言行美德风范高标。考察其平原任氏家族族谱就得出其成就来自家族优良的家风家训。平原任氏家族是明清民国时期德州区域兴起的重要文化家族,其家族编修的任氏族谱续编五次,收录了历史画像、历代族谱序集、先祖传略、凡例、平原任氏名器谱、圣旨集录、平原县志节选等史料内容。任氏族谱格式体例创新、族谱内容完整、定期编修,具有保存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优良家风的历史文化价值。

泰州家谱中的家规家训——以三诏堂《泰兴焦氏族谱》为例

泰州自古以来就有大量宗族家谱,以便于家族精神的传承和用家规规戒来涵养家风,这些家谱中的家规家训逐渐积累,形成了丰富的泰州特色宗谱家风文化。其对新时代传统精神文化中的道德涵养和传统优秀家风的传承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价值。本文以三诏堂《泰兴焦氏族谱》为例探讨了《泰兴焦氏族谱》的由来以及其家规家训的意蕴,阐述了泰州家谱中的独特的家规家训文化,为新时代泰州的家风传承和道德引领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慎终追远:清至民国时期徽州民间金银袋簿的祭祖功能与“族谱化”趋势

金银袋簿为徽州民间祭祖活动中所使用的重要文本。其名称多样,基本内容为按照金银袋文字格式书写的祖先信息,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可参照当地流行的活套抄本进行编写。金银袋簿展现出徽州民间祭祖秩序及其变化的多方面内容,包括祭祖的时空场合、祭祖组织、祭祖对象等,同时反映其在近现代不同时期面临的调整与变通。“族谱化”为金银袋簿发展演变的重要趋势,使金银袋簿实现从内容到功能的双重升级。这种趋势的出现不仅与两类文本间的差异性和共通性有关,也是传统徽州宗族观念在普通民众层面的具体表现。金银袋簿“族谱化”趋势反映出徽州民众延续祖先记忆和表达“慎终追远”精神的能动性。学界今后应注重将金银袋簿与其他民间文献相结合,运用区域间比较研究的方法尝试突破此类文献研究的现有瓶颈。

族谱的政治、文化、文献价值探讨

族谱记载着家族迁徙历史、家族成员血缘关系及事迹,是社会历史的缩影。由于当今族谱以民间收藏为主,其价值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与认可。各家族及民间姓氏、谱牒文化爱好者夸大族谱价值,并以此质疑并篡改官书。而一些学者又往往借口族谱中的一些讹误而全盘否定其价值,公藏单位亦多不予收藏,这都不利于对族谱的研究、利用与保护。

文献人类学对待族谱的基本态度——以汉人族谱在知识场中的使用为例

围绕着"如何读谱"、"如何写谱"和"如何造谱"等三个层面,本文试图搭建起文献人类学研究族谱的方法论体系。首先,以客观的态度阅读族谱,用族谱中所记载的事实去重构或复原历史;其次,同样以客观的态度去阅读族谱,但所关照和聚焦的是族谱中的书写动机和宗族人群的集体心志,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宗族撰写原则;再次,通过田野工作,考察族谱的制作过程。这三个关照层次由表象思考到内在思考、由结构研究到过程研究、由静态阅读到行为观察,从而使有关汉人族谱研究融入到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脉络中去。

《朗氏族谱灵犀宝卷》中的《格萨尔》史料研究

《朗氏族谱灵犀宝卷》中册记录了朗·绛求浙桂与岭·格萨尔王五次会晤的情况,涉及《格萨尔》中八位主要人物,甚至记录了岭·格萨尔王无子嗣的情况;下册记录了元朝时期帕竹政权首任第巴大司徒·绛求坚赞与灵藏、邓麻、馆觉等部落的交往,这些部落均为《格萨尔》中的岭国部落。这些史料在《江孜法王传》《汉藏史集》等藏文史籍中可得到印证,还被《西藏王臣记》《吐蕃历代赞普史》等藏文史籍所引用。文中涉及的地名、行政机构名均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有注记,与《德格县志》记录保持一致,并且在《元史》《明实录》《清实录》《清史稿》中能够找到文献出处,说明中央政权一直在关注着西藏地方政权此起彼伏的更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古代文学的边疆史料应与汉文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因此,《朗氏族谱灵犀宝卷》记录的《格萨尔》史料是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有助于《格萨尔·林葱族谱》的辑佚。

仙游郭坑林氏族谱与妈祖史料

介绍仙游郭坑现存有的3种林氏族谱;阐析清代康熙年间《郭坑林氏族谱》抄本中收录的元代张翥《灵著录序》和清代林朝裕《灵著录略》及其他一些妈祖史料的学术价值;指出《郭坑林氏族谱》并没有收录宋代廖鹏飞撰写的碑记。

近代江南族谱中的太平天国战争记忆与书写——以常州府武进县的四个家族为例

咸丰十年(1860),常州府成为太平天国战争主战场之一。战争结束后,当地各家族通过重建祠堂、续修族谱等方式,恢复被破坏的生活秩序。族谱遂成为记录战乱时期民众生活图景和心理状态的重要载体。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家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族谱可以看出,社会阶层和政治话语对家族史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龙溪盛氏、毗陵庄氏等当地望族的族谱中透露着鲜明的忠义观念,而陆庄陆氏、横林许氏的族谱更多揭示出民众在动荡时局中的生存困境。相同的是,由于政治禁忌,在晚清族谱中,数量众多的太平天国信随者的声音湮没无闻。民国后,官方和社会肯定太平天国的革命意义,一些太平军参与者的事迹才浮现出来,从讳莫如深的往事变成家族史的光辉。

明清江南盛氏族譜的祖源叙事——構建、傳播與觀念訴求

江南盛姓族譜中,以靖難之役建文方名將盛庸爲始祖的“平燕將軍”叙事主要流傳於常州府一帶。常州花墅盛氏於明代中後期興起,在書寫祖先事迹時,或受到日益興盛的“建文史學”的影響,構建了以盛庸第三子延三公爲始遷祖的叙事。清代前中期,花墅盛氏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巨大成功,“平燕將軍”叙事在常州一帶以花墅的收族或其他盛姓人群攀附的形式廣泛傳播,同在常州附郭的龍溪盛氏則以追祖盛庸長子“延一公”的方式,構建了一種競争性叙事。龍溪盛氏在晚清迅速崛起,其家族領導者與蘇州平江盛氏發生接觸,並參加了後者的建祠修譜活動。在這一過程中,平湖全公亭盛氏通過塑造自身“延二公”後人的身份,積極充當了龍溪與平江兩支族人的中介,推動了“平燕將軍”叙事與平江盛氏祖源叙事的整合。“平燕將軍”叙事在江南盛姓族譜中流傳、接受、演變的這一過程,生動反映了相關家族、特别是其代言者在族譜修撰活動中的觀念和訴求,凸顯了族譜文獻的史學特性。

闽人迁台记录智能提取与标注应用研究——以台湾族谱文献为例

台湾族谱文献大量记载了中国台湾各地闽籍先民迁台拓垦的信息,是研究闽台源流关系的重要资料。本文主要分析利用智能提取标注与可视化技术,从海量的台湾族谱文献中提取标注出闽人迁台记录信息,并制定数据标准规范,输出可供地理信息系统(GIS)可视化揭示的闽台迁徙数据。

明清时期族谱地图中的徽州村落意象研究

徽州村落意象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各类意象要素的有机组合表现出极具地域性的村落人居环境特征。本文通过搜集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族谱中记载的各类族谱地图,通过历史文献梳理、要素频次统计、空间结构分析手段对其所产生的意象结构与特征进行识别并进行深层次的解读。识别出了族谱地图中山川、自然水系、住宅及祠堂等17种意象要素,归纳出了自然背景意象、农业生产意象、水口景观意象及宗族意象并揭示了四种意象之间的关系,阐述了自然背景、村落外部环境和村落内部环境之间的连接形式。最后,在此基础上试图诠释徽州村落群背后的隐藏秩序并结合乡村振兴的发展趋势,为徽州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做出贡献。

王文芝展演凉山州蒙古族族谱的口述民族志

口述民族志作为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另一种探索,强调普通民众的发言权,在研究过程中加入了研究对象对自身文化的解读。笔者采用“口述民族志”方式开展凉山州蒙古族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系统性专题研究,凉山州蒙古族老人王文芝以“口述民族志”的方式展演当地蒙古族的文字记录与口述记录等各类族谱。从王文芝老人的自我陈述与自我阐释到笔者对口述民族志访谈资料所蕴含的“内隐记忆”的田野阐释,这则“对话式”口述民族志凸显了作为当地蒙古族文化持有者的王文芝的个体经验和人生经历传达,具体细节化地体现了当地蒙古族彰显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行动选择,展示了凉山州蒙古族社会性身份的构建过程。口述民族志应该为当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