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教育与政治知识生产: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另一起源——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中心

中西遭遇之后,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建构有政治学院与政治学系两条路径,其中根据地依托旨在教育训练干部的政治学校,通过教学与训练,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转化为中国革命的政治知识。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例,其教员结构、讲义教材构成的政治知识生产,以及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知识党员化与党员知识化”的知识传播,为探寻中国政治学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线索。考虑到1949年前后政权变更背后的现代中国政治知识的延续性,抗日军政大学以政治教育为形式的知识生产与组织建制,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另一起源。

南京沦陷后日军的军事葬仪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举行所谓入城式和祭祀战殁者慰灵祭,以“显彰忠灵”;对于战殁者的遗骨,则出台详细的遗骨送还规定,或存放于战地的奉安所、神社等,或供于靖国神社,或葬于家乡的护国神社。日军的军事葬仪对战场上的官兵、日本国民都起到了宣传鼓吹和战争动员的作用。同时,日本军政当局在南京地区修建各类纪念碑、“表忠碑”、神社等设施,大力宣扬攻占南京过程中的战争遗迹及日军的“英勇事迹”,鼓吹军国主义,宣扬日本的“国威”。日本内外一体的军事葬仪体制促使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膨胀,从而加速了日本走向失败的进程。

伯力士在浙江反日军鼠疫细菌战中的贡献(1940-1941)

日军于1940年10月至11月采用飞机投撒方式先后对浙江衢县、宁波、金华发动鼠疫攻击以检验实战环境下鼠疫武器的效能,引发了浙江的第一次严重疫情。伯力士1940年在浙江反日军鼠疫细菌战中的工作包括两方面:其一,质疑浙江军、地卫生机构对金华鼠疫检验结果,由此引发了中央、地方卫生机构的连锁反应,使这些卫生机构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细菌战疫情;其二,制定对浙江乃至全国鼠疫防控工作起基础性技术指导作用的防控方案。1941年3月5日,衢县暴发第二次鼠疫,成为浙江鼠疫的风暴眼。伯力士受卫生署委派,以顾问和检验科长的身份谋划和指挥衢县及其周边地区的防疫工作,强化鼠、蚤的检查,科学研判疫情与疫势,根据疫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防控措施,积极培训防疫人才,其防重于治的防疫思想在浙江得到了贯彻。伯力士为浙江第一阶段反日军鼠疫细菌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民政府审判日军将官战犯名单考订

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各地设置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其中审判日军将官战犯情况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项基本数据,尚无完整准确结论。最新文献《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公布一份“已判决日军将级战犯41人名单”,本文对此进行详细辨析、改正,整理成审判日军将官战犯39人名单,详列战犯个人资料、履历,并作简要统计分析。

侵华日军的“上克下”与“下克上”——以其军纪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彻底性与封建性,导致日本的军事制度与军事组织存在着重大缺陷。为使士兵成为对外扩张的工具,日军内部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并采取了严苛的管束措施,从而造成了一种“上克下”的氛围。而“下克上”现象作为对“上克下”现象的反动,在全面侵华期间骤然增多、日趋恶化。由于大规模的征召动员,严厉的处罚和私刑,部队的频繁改编、调动,军官的能力缺陷或年龄问题以及高度分散配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上下相克”的情况在战争期间进一步加剧,并使其在毫无改善的状态下最终迎来了战败投降的命运。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侵华日军在华北的政策调整及其暴行

太平洋战场和我国华北敌后战场的联动关系、日方扫荡与中方反扫荡的互动关系,是学界有待进一步深挖的重要课题。通过考证日方的各类侵略计划、比照中日双方的战史资料可以看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华北日军曾根据局势的变化对其侵略政策进行过两个阶段的调整,此种调整非但没有收缩战线或采取守势,反而进一步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同时,为充实其重要物资和战略资源以推动东南亚及太平洋方面的侵略,日军行动还进一步体现出了浓烈的掠夺性质。1942年上半年,日军先后对山西、河北的根据地发动扫荡,其间隐匿包围、掠夺摧毁,“三光政策”骤然升级。对此,中方军民立刻作出反应,采取高度重视、觅机反制、发动群众、发展民兵等相应对策,不仅成功完成了反扫荡任务,亦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侵华日军对吕梁地区的占领探究

侵华日军在对吕梁地区的占领与统治过程中,从军事占领、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文化殖民等方面对吕梁进行着全方位的侵略与奴役。在军事方面,是以各县为主要分层,实现对吕梁地区主要城市、据点的占领;在政治统治方面,日军在占领区发展日伪组织,进行殖民统治;在经济方面,重点是对资源和劳工进行侵占与掠夺;在文化方面,日军采用先破坏后重新建构的方法以达成文化殖民的目的。

延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劳动教育的历史审视

延安时期,为了提升学员劳动技能、转变学员的劳动观念、艰苦奋斗工作作风,抗日军政大学对全体师生开展劳动教育。抗大劳动教育主要包括在理论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在生产实践中加强劳动教育、在文教活动中扩大劳动教育等内容。抗大开展的劳动教育,对于解决当时亟待解决的恶劣生存环境、调节校内非生产人员比例失衡,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以行动告慰历史——建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废墟上的中国“一铝”

近日,“尔滨”强势“出圈”,让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展现在纷至沓来的“南方小土豆”面前,也让世人看到或重温了中国那段屈辱不堪的岁月,在这条“冰雪文旅+爱国主义教育”的旅游新线路上,奏响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勿忘国耻,吾辈自强。这正是72年来,一代代东轻人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上,高举中国一铝旗帜、践行铝基强国使命担当的生动写照。

华中日军宪兵与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期间诸多惨案的发生,与华中日军宪兵存在密切关联。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宪兵在淞沪及其周边战场上未能履行其职责,伊始便出现失职问题。南京沦陷后,随军宪兵不仅未能成为维护军风军纪的表率,且与普通官兵同流合污,扮演了战争暴行制造者的角色。随着华中派遣宪兵队的编成,华中日军宪兵形成较为严密的组织体系,被授予更为广泛的权限,其业务逐步集中于特务工作,军事警察职能反而淡化。南京大屠杀之后,华中日军宪兵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日军军风颓废与军纪败坏问题。另一方面,华中日军宪兵在从事特务工作中获得不受监督、独断专擅的执行权与处置权,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中沦陷区实施恐怖统治的“爪牙”。

日军海南岛攻略作战的南海图谋

在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南海成为其“南进”的必经通道和战略物资“南方回援”的生命线。日军策划以海南岛为中心的南海图谋,占领海南岛,并将其作为“南方海外殖民地”的关键一环加以统合,将中国东沙、西沙、南沙群岛归属其下。日本在实施这一图谋的过程中,根据当时南海局势和区域各方力量,采取了一系列试探性行动,以评估各方的态度。对此,国民政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未引起美、英、法等国的重视,甚至纵容其行为,进一步助长了日本侵占海南岛和南海诸岛的野心。在占领海南岛和南海诸岛后,日军积极推进基地建设,作为“帝国南方政策”前进据点,还通过军事演习等方式进一步宣示对南海海域的控制权。战后,中国政府收复被日军侵占的海南岛和南海诸岛。

抗战后期日军战略调整与中共的应对

抗战后期日军进行战略调整,造成在华兵力结构的较大变化。自1943年夏开始从中国战场抽调大量精锐部队到太平洋战场,1944年又抽调大批主力部队参加一号作战。这种调整和变化,为中共的发展留出了“空隙”,提供了更多的政治空间和军事机遇。中共准确把握机遇,进行全盘的战略布局,利用“空隙”发起反攻作战,恢复并发展自身实力,摆脱了自抗战开始后被日军和国民党压制的困境。抗战后期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是中共凭借自身努力坚持抗战的结果,同时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背景下日军战略调整所产生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

全面抗战初期日军轰炸广州与美英政府的因应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日军对广州的轰炸在美英与日本之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博弈。面对日本既希望通过轰炸达到以炸迫降的目的,又试图以行动化解对日本外交造成的负面影响,基于对日军轰炸性质的不同认识,在中国政府援华制日的呼吁下,美英政府从人道主义及其自身利益出发,试图以外交手段阻止日军的轰炸行为。受自身利益、国际国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英国流于外交抗议层面,美国则对日实施“道义禁运”,标志着其远东政策开始转变。美英政府对于日军轰炸之因应始终是以其国家利益为中心,深刻影响了美英与日本关系的发展轨迹。

滇缅战场日军部队编成及其军政统治

军队是战争的核心与主体。日本陆军师团是对外侵略战争兵力运用的基本单位,师团运转状况是日军军事行动的重要研究对象。二战时期的滇缅战场,日军为应对战局,频繁进行区域调动,导致其战斗序列多有变化。在滇缅战场,日军同时承担攻防两种任务。在侵占缅甸和滇西后,其陆续建立了以日军部队司令官为核心的军政统治体系。从占领初期到殖民统治的过渡阶段,日军在滇缅战场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统治。这种体制既凸显了日军部队与军政统治之间的关系,也暴露出其对外实行殖民统治的本质。

如何保卫根据地之物资——从一份侵华日军档案看中国共产党反“剔抉”战术

经过与中国共产党长期的交手,侵华日军已深刻体会到游击战的威力,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作战方面,更体现在物资隐藏方面。中共军民通过有技巧地藏匿物资,为自己积蓄了力量,也让日军的战时补给陷入窘境。为此,日军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搜索与剔抉要领,妄图开展全面“扫荡”,剔抉中共力量。在实践中,日军更多的是采用血腥暴力方式去实现所谓的“搜索剔抉”,使广大农村民众进一步认清其侵略面目,中共则借助人民力量,巧妙应对,使得日军的图谋难以奏效。

媒体话语下纪念性恐惧景观神圣性地理想象建构过程研究——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

纪念性恐惧景观是人类珍贵的记忆遗产,但因灾难事件存在非亲历性和时空距离感,公众可能会对其产生负面的地理想象,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社会意义不断陷入困境,如何建构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神圣性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案例地,运用扎根理论探讨了媒体话语下纪念性恐惧景观神圣性地理想象的建构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1)网络媒体将南京大屠杀记忆扩展至更宽广的时空语境之中,叙述重点呈现由宏观历史向微观生命意义演变的趋势。2)国家及媒体通过命名规范、法律尊崇、象征物建构、仪式互动等方式,自上而下地将纪念馆建构为一个神圣的和平纪念地与新时代国家形象的传播地。3)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神圣性建构的过程中,纪念仪式扮演着联结主体、记忆与空间的重要角色。公众通过参与纪念仪式将自身与记忆场域和集体身份相连接,产生强烈的使命感与意义感。

我收藏的侵华日军投降时的《接收清册》

2007年8月,我在芜湖市金三角古玩市场发现4份侵华日军投降时中国政府接受日军驻芜部队和机构归还所掠夺资产的《接收清册》,觉得十分珍贵,终以高价将其全部购藏。另类投降书极少见到历年来,有关侵华日军的罪证材料,包括日军为炫耀“战果”而拍摄的照片、记录的文字,已有多件公之于世。

孤岛日军种田忙

二战时期,太平洋战场有个著名的战术——蛙跳战术,也叫跳岛战术。美军为减少损失,并没有逐一进攻日军驻守的每个岛屿,而是隔一个打一个,让剩下的日军在岛上自生自灭。这套战术,让不少日本兵被困在岛上活活饿死。

全面抗战时期浙西地区的日军暴行与抗日活动研究——以《浙西日报》为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杭嘉湖平原大部分地区于1937年底沦陷。包括湖州在内的浙西成为中日两军对峙的前线。1939年1月1日,《浙西日报》创刊于於潜,作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办的报纸,记录了战时浙西地区的日军暴行和抗日活动,是研究浙西抗战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抗日军政大学改革策略浅析

抗日军政大学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形成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改革策略,通过实施“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构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改革策略,为党的战略调整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下赓续红色基因,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更好地把握强军目标下的军队院校改革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与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