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汉学家中唐诗研究的内在特质——以川合康三、赤井益久与松本肇为中心

川合康三、赤井益久、松本肇等当代日本汉学家对于中唐诗风新变的现象有着探赜索隐般的发现,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新颖与独特方面:他们从中唐诗歌日常生活题材的拓展、风景象征意义的重构,以及对同时代诗人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深刻揭示了中唐诗风新变中个人化、平民化视角所带来的对平淡日常生活的礼赞,以及这种有别于盛唐宏大叙事而关注个人多样性存在的小叙事特点。川合康三认为中唐诗风新变这种文学领域个人化审美的转向,为宋代文学所接受和继承,恰好呼应了史学界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转型说。本文认为,当代日本汉学家的中唐诗研究以小见大,揭示了中唐诗歌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而且在中日诗歌比较研究学术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代日本汉学研究的启示

汉学（中国学）就其属性来说，是一门“跨文化”的学问，涉及双边甚至多边文化领域。就其研究者主体来说，他是在异域历史环境和异文化氛围中研究中国、发表见解的人，其所表述的思想学术成果属于他所归属的那个异文化范畴；就其研究对象客体来说，它是针对本国以外的另一个对象国——中国的研究，其所表述的思想学术成果又属于中国思想学术史范畴。强调汉学属性的跨文化这一点，是为了同时强调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人对于汉学，或者就本文具体来说，对于日本汉学的研究，特别需要一个“跨文化”的眼光。而不能如我们常常看到的，以“求同”的心理，本能地立足于本国，拘于本国视野之一隅，从而忽视和掩盖了对于汉学中更为重要的“异”因素的揭示和研究。陶德民先生《明治的汉学家与中国》一书，可以说是深得双边互动之三昧，在“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日本明治汉学研究的难得佳作。

日本汉学研究的几个特点及其启示意义

日本汉学研究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重视文献资料的整理,注意编制各种别集索引和文人年谱;二是重视文本解读,深挖细探,以保证字句文义的准确无误,并培养研究者的实证精神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注重运用比较学和传播接受学方法,对重点作家、作品展开多角度、多方位研究。日本汉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告诉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早已跨出了国门,逐渐形成了全球化趋势。国内的学者应打破固守城池的旧观年,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及时吸收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以使中国古典文学这一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实现高效率、高水准的当代益用。

王国维的治学与日本汉学界

王国维能成为中国近现代新学发展潮流的代表人物,得益于其学贯中西,更离不开他与日本汉学家的学术互动。在东西方文化思想相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形成了以继承传统、学术创新为理念,以学术交流促进学术研究的共识。长期以来,王国维与日本学人进行学术交流、思想启发,互换研究资料及信息,其结果是给中日两国的新汉学带来了超越前代的宏大气象,从而为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书写了重要的一页。

儒学·古文·时务——日本汉学视阈中的中国古文史

自唐代以来,随着汉字和汉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对东亚汉字文化圈(以日本、朝鲜、越南为代表)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包括散文创作与理论)也影响了东亚汉字文化圈,成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江户时代、明治时代的中国古文史观是被纳入其思想文化建构的框架之中的,不论是对中国古文典范的选择还是摈弃,都与其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时务"抉择密切相关。在日本本国文化的重塑之下,这些中国文论发生变形,然后又直接影响其本国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无论是对日本汉学的考察,还是对近世中国文学和理论的特质、意义与价值的评估,其视野都应拓展到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

日本汉学的转轨:谈《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

一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1894—1959)先生的名声,在国内学术圈并不算小。早在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就影印了由他主持编纂的《〈文选〉索引》。书前有一篇他的长文《〈文选〉诸本之研究》,考辨《文选》诸种版本的关系,成为日后凡研究《文选》者必定征引的名篇。尽管近些年,傅刚、小尾郊一等中日学者在《文选》版本领域后出转精,针对斯波六郎的旧说,提出了诸多新见,但仍旧非常尊重他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的贡献。所谓“日本选学第一人”的称号,到今天也站得住脚。不过,也正是因为斯波六郎在《文选》版本及校勘领域的贡献太过卓著,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止于一个文献学者,仿佛他穷尽一生只在《文选》一书上下功夫,而且下的主要都是文献学的功夫。

顾炎武《日知录》在日本汉学的影响

文章就顾炎武《日知录》一书对日本汉学的影响,从清代学术史、日本馆藏《日知录》版本、日本汉学家论顾炎武与《日知录》三个方面,作了初步探讨。

俞樾与近代日本汉学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学术大师和教育大师。其学术与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同治、光绪年间的许多晚清学者,而且声名还远播海外。他对日本汉学十分关注,与日本汉学家的交往甚密,并培养了留华学生,这对于沟通域外汉学,尤其是近代日本汉学,起了很大作用。做为乾嘉学术传人的俞樾自然也就受到了日本汉学界的重视与推崇。

从“自我”到“他者”——浅谈日本汉学的历史变迁

日本汉学具有独特一面。这主要体现在它的双重性上,即日本汉学具有"自我"和"他者"的双重性质。这种"自我"和"他者"的悖论相互交错,贯穿日本汉学的历史。到了20世纪后半叶,日本汉学终于完成了从"自我"到"他者"的质的转变。认识日本汉学的这种独特性并阐明这一转变过程及内在原因,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汉学和认清日本人的中国观有着很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浅论近代日本汉学与对中国的东方学话语

一直到江户时期汉学始终为日本学术的最高境界。但进入明治时代之后,日本将中国看“成落后”的国家,汉学已不再作为达到“先王之道”的学问,随之汉学渐渐地分成几门客观的、科学的学术领域。一批研究中国经典的学者及爱好汉学的作家,虽然一方面对传统中国有憧憬、向往的心情,但另一方面他们一致认为应该用从近代化获得的优势,对中国施加压力,进而改变它。在这一过程中,秉承西方列强,形成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殖民地提供理论支持的日本式东方学话语。

白鸟库吉与日本汉学向东洋学的转变

日本近代的“东洋学”与传统“汉学”在研究领域上虽有重合,但学术的宗旨、理念与方法却迥然不同。最为自觉地与“汉学”对抗、决裂,从而建构“东洋学”价值理论与方法论的,是白鸟库吉。白鸟库吉以西洋拼音文字的价值标准,断言汉语是处在语言初级阶段的低等语言,通过对汉语的价值否定,乃至对汉籍可靠性的怀疑而对“汉学”釜底抽薪;又以现代西方式的理性主义,挑战传统汉学的合理主义思维,由此否定中国的尧舜禹、韩国的檀君乃至日本神代传说的史学价值,成为传统“汉学”的颠覆者和“汉学”向“东洋学”转变的推动者。他的东洋学研究的基本动机,是在东亚各民族的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中,宣扬日本国体特殊论和日本民族优越论,并在这个意义上认同儒教的忠君观念,表现出日本东洋学顺应现世、服务国策的性质。

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之学术关联考述——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旅日生涯对郭沫若融入国际汉学潮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在日本开启上古史研究,除依靠由经入史的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还利用在日之便利获取近代考古学的新材料和新方法,吸收日本汉学家林泰辅、小川琢治等人的研究成果,撰写出颇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郭沫若同日本汉学界的学派关联看,他倾向京都学派,并与两代京都学人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谊。是故,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

思考学术本土化的视野与方法问题——以日本汉学中的上海文学为对象的分析

日本学者通常倾向于在一种全球化的比较视野中展开上海文学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偏好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日本学者在将中国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时,其学术主体意识源于将日本视作近代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中介”,但这种主体意识却未必形成了确定的文化价值立场;同时日本学者擅长的“知人论世”的实证研究也更多追求的是一个纯粹客观的、事实性的“历史”。以日本汉学为镜鉴和启示,中国文学研究应追求本土价值取向和世界性视野的有机结合,缔造一种开放而有坚守、包容而有传承的本土学术话语。

东洋史学与日本汉学关系概述

日本东洋史学不是日本汉学,也不是日本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自然发展阶段。日本学界努力归入东洋学体系的明治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实际至少包含了“东洋学”与“支那学”两条线索,而东洋史学是东洋学的主要内容。从学科、学会、学报和学派视角建立的基础认知出发,可以看到日本东洋史学是一种从支撑框架到讨论方法再到研究立场上全新的中国历史文化观察系统。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上,日本东洋史学与“支那学”思维一致,同时包含了明确的文化甚至政治诉求。

与民偕乐 故能乐也——日本汉学与水户“偕乐园”

华夏文明远涉东瀛 和魂汉才共存扶桑 文化没有国界，美的事物人皆向往之，古今皆同。 唐朝史书《贞观政要》记载太宗皇帝语：“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职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孟子》也说到：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二十世纪日本汉学界之荀子名学研究综述

在先秦时期,除了名家和墨家之外,在名学研究方面,其成就最大的当属荀子。荀子对于先秦名学之贡献主要是进一步批判和发展名家和墨辩之名学,使儒家之名学更加严谨。然而,历来有关荀子之研究多着眼于其心、性、天、礼等之探讨,而疏于抉发其名学之义蕴。直到近年来,由于大陆学界积极挖掘中国古代之逻辑思想,以免西方逻辑专美于前,于是有关中国逻辑史或逻辑思想之论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此等有关中国逻辑论者之研究对象主要为先秦时期讨论名实辩说之篇章,尤其是公孙龙、墨辩和荀子名学之研究。此外,由于一些国外学者之参与,使得中国古代逻辑之研究,尤其是关于荀子名学之研究,如今已成一较为普遍之现象。有关荀子之研究,日本汉学界已作出极为可喜之成绩。唯历来有关荀子之研究,日本汉学界多着重其心、性、天、礼或政治、伦理学说之阐述,而较疏于其名学之研究。然而,就目前已发表之论着而言,无论是在厘清荀子之哲学立场或对于名学之分析等,亦颇有其独到之处,值得吾人借镜。

“日本汉学家‘近世’中国研究丛书”编辑手记

近年来,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海外的汉学研究也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学者们在研究思路、角度、方法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色,可以给国内的同行不少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本文以'日本汉学家‘近世’中国研究丛书'为例,还原了该丛书选题、编校、出版、宣传推广的全过程。

日本汉学家清水茂对唐诗中的白日意象的研究

日本汉学家在中国古典诗歌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也为中国学界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从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特点中,可以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本文选取清水茂的《释"白日"》作为代表性论文,分析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时的独特视角、惯用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特点,以期为国内的研究提供借鉴。

黎庶昌散佚诗文及其日本汉学观照

作为桐城湘乡派传人,且逢内外时局遽变之秋,黎庶昌为文凸显经世实用的创作旨趣,而在诗歌创作和个人诗集辑刊方面则不甚措意。近有《黎庶昌全集》点校本,据默庵辑抄本《拙尊园诗》著录其诗,但显然并非全帙。黎氏驻日期间为日本汉学者文集所题诗文,于集外未收者仍不乏篇章。此类诗文,或因不洽于黎氏诗文主流风格而见弃,但也可借此窥见黎氏诗文多样化的风格面貌。另外,若从晚清中日文化交流视阈观之,这些散佚诗文是考察黎氏关注和介入近代日本汉学发展进程的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