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本《旧五代史》勘误(一)

2015年修订本《旧五代史》,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校笺、增补,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仍不乏舛误之处,就笔者目力所及,校勘、补正6则:一是原文“蓝关”应为“蓝田关”;二是原文《罗隐传》记载的其“年八十余”应为“年七十七”;三是《李嗣昭传》记载的“(天祐十九年)冬,契丹三十万奄至”应为“(天祐十八年)冬,契丹三十万奄至”。四是《华温琪传》载的“右龙武统军”应为“右龙虎统军”;五是《程福赟传》载的“天福七年冬”应改为“天福六年冬”。六是《礼志下》载的“用少牢者用特牲代”应改为“用少牢者用特牲”,“代”为衍文。

《旧五代史》重辑的回顾与思考

一、《旧五代史》的多舛命运 记载五代史事的两部史书,都是北宋时期的著作。《旧五代史》由薛居正主持编修,编成于北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历时仅一年半。参与修史的一批史官水平并不高,能如此迅捷完成此书,关键是充分利用五代实録以改写成书。五代虽称乱世,但日常运作的文官体制尚相对稳定,史书编纂也始终没有中辍。

《旧五代史》史臣对十国史的研究

在长达150卷的《旧五代史》中,在五代十国的舞台上占据很大份额的十国仅有五卷,篇幅很少。就《旧五代史》目前可见的记载,可知关于十国史的记述主要有几个特点:对十国史的极度漠视;对十国贬多褒少;具有浓厚的正统意识,政治意识形态强烈;突出显示北宋王朝的皇恩与天威。这些特点均显示出《旧五代史》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倾向。

《旧五代史》校读札记

本文对三类问题进行了考证：一是《旧五代史》由于版本流传而导致的错误；二是《旧五代史》记载方面的失实；三是后人考证方面的失误。

游离与回归——《旧五代史·乐志》发微

雅乐作为封建时代宫廷音乐的主流,为音乐文化宝库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作为专门记述君王如何规范用乐的"乐志",《旧五代史·乐志》虽说并"无创新之举",但是,于其中可以窥见中国宫廷音乐的不同寻常的文化表征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与一般路径。

辑补《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导言(续)

《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是辑补《旧五代史》本纪部分的重点,它的辑补完成标志着《旧五代史》本纪部分的辑补完成。辑补《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要以已知条文作为起跑线,以现存五代梁实录作为参照系,明确本纪的内容分类,充分利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史料,进行科学有效地辑补,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的面貌。

五代语境下的《旧五代史》书写:以君、臣二端为中心

前人多从史料价值的角度比较新旧《五代史》的优劣,而忽略了新旧《五代史》编撰的不同语境:《旧五代史》是五代语境下的历史书写。该文以纪传体史书中最为关键的"君""臣"二端为中心,对《旧五代史》书写中的历史语境予以分析,指出无论是从王朝正统性的构建,还是臣节观的书写,《旧五代史》都是五代语境的体现。这也使得《旧五代史》更接近于五代宋初的历史真实,此亦其独特价值所在。

《旧五代史》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继《〈旧五代史〉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考释》之后,续释《旧五代史》词语21个。这些词语绝大多数既未被《辞海》、《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等普通大、中型语文辞书所收录,也不见于宋衍申主编的《两五代史辞典》。其中个别词语虽被《汉语大词典》立为条目,但其所收义项亦有缺漏。

談傳言所説晚近存世金刻本《舊五代史》乃絶無其事

北宋薛居正领衔监修的《旧五代史》，在欧阳修《新五代史》颁行後逐渐湮没，原本至明代中叶最终失传。民国年间，有人声称存有金刻本《旧五代史》原书，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但世人一直未能见到其书。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学者期盼这一金刻古本能够现身於世。本文主要从同类正史通例的角度，审视这一所谓金刻本的相关特徵，指出实际上不可能存在这样一部金刻本《旧五代史》，研究五代史事和整理五代文献，都不必再对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旧五代史》词语札记

《旧五代史》的新词新义比较丰富,是研究唐末五代语言很好的断代语料,体现出汉语词汇发展的新面貌。文章以《汉语大词典》为参照,选取若干词语,探讨该书在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价值。这些词汇或词义的抉发,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和词典的编纂修订有一定作用。

新版《旧五代史》之《张承业传》勘误与辑佚——以《贞宪公张承业碑》为线索

张承业是晚唐五代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均为其立传。《贞宪公张承业碑》是元人张鼎新依据当时流布的《旧五代史》撰写的碑文,主体框架基本保留了《旧五代史·张承业传》的主要内容。从清代邵晋涵辑佚《旧五代史》,到今人陈尚君等学者重新整理《旧五代史》,均没有留意到保存在清代《山西通志》中的《贞宪公张承业碑》。该碑文对于校勘、补充《旧五代史·张承业传》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从《旧五代史乐志》看音乐文献的校勘

《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本史书;从音乐文献校勘学的角度看,其中乐志具有典型意义。通过这一个案,可以观察到音乐文献校勘学的三个要点:其一,音乐书是古籍中的小众文献,版本简单。因此,音乐文献校勘要重视他校,亦即在整理和阅读时调动群书,把校勘和考证结合起来。其二,音乐术语在长期应用中形成了某种弹性。因此,校勘时既要考察这些术语在音乐史上的表达习惯,又要考察其语言环境。其三,类书和音乐古籍引书有摘引的习惯。因此,校勘时要把引文和古籍原文区别开来,充分发挥相关古籍作为参校资料的作用。

静嘉堂所藏《舊五代史》鈔本述略

日本静嘉堂所藏《舊五代史》鈔本如陸心源題跋所言是邵晉涵對《舊五代史》輯佚和校勘時的工作本。只是并不是眾所期待的邵晉涵輯佚的底稿,而是與影庫本所本之翰林院鈔本同出一源的過錄本。静嘉堂本中校改文字數量多而複雜,呈現多層次的改動目的。静嘉堂本的校改與《舊五代史考異》與殿本的校改有關聯,值得進一步研究。

《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证误各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五代史》卷四十三,明宗纪第九载:“初,帝欲以赞华为藩镇,范延光等奏,以为不可。帝曰:‘吾与其先人约为兄弟,故赞华来附。吾老矣,傥后世有守文之主,则此辈招之亦不来矣。,由是近臣不能抗议。”(第59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七,后唐纪六,明宗长兴三年载:

《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考实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亦称《梁唐晋汉周书》,是北宋初年薛居正等人奉敕修撰的。至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以后,薛史(《旧五代史》别称,下同)在五代史领域的垄断地位始被打破,学者亦不再专习薛史。有清以降,学术风气昌隆,研习薛史者益众,如邵晋涵、钱大昕、赵翼等辈,均尝用力于是;吴兰庭及今人陈垣。

中华版《旧五代史》考证(4)

《李存信传》传系年先“大顺中”,次“明年”,后又曰“大顺二年”,殊不偏。考击张濬于平阳,平潞州,以康君立为潞州节度使三事,皆大顺元年事,因知“大顺中”当为“大顺元年”或“大顺初”之误。“明年”当是大顺二年,然下文复有“大顺二年”。考传“大顺二年”下武皇略地山东,李存孝谋叛皆为景福元年事,是又知“大顺二年”为景福元年之误。又存孝被诛在乾宁元年三月,讨王行瑜在二年夏,史自大顺二年以下不标年号,牵连而书之,易使人误认为都是大顺二年事。

中华版《旧五代史》考证

中华书局整理校点的《旧五代史》,是各种辑本中最精善最完备的一个本子。笔者之为此篇,非欲翘时贤之失以自喜,盖顺下风,承馀绪,意增涓埃之助,而亦借此求正于同好诸公云。《梁太祖纪》

《通历》续篇和《旧五代史》的校补

《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的命运最为悲惨。在它问世后的百年间,便被人讥为“繁猥失实”而遭到冷落,出现了陶岳《五代史补》、王禹偁《五代史阙文》等补阙著作,欧阳修甚至将它推倒而重写《新五代史》。金章宗泰和七年(一二○七年)更明令“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金史》

《旧五代史》辑本之检讨与重新整理之构想

现在通行的《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一部辑本。辑本《旧五代史》与原本有相当大的差别 ,而点校本也只是辑本的尚非完善的点校本。本文从内容、编排和文字三方面分析了《旧五代史》辑本及其点校本存在的问题 ,论证了重新整理《旧五代史》辑本的方法及可能达到的结果。

《旧五代史·薛贻矩传》校补

《旧五代史》卷一八《薛贻矩传》：“薛贻矩，字熙用，河东闻喜人。祖存，父廷望，咸有令名。贻矩风仪秀耸，其与游者皆一时英妙，藉甚于文场间。唐乾符中，登进士第，历度支巡官、集贤校理、拾遗、殿中、起居舍人，召拜翰林学士，加礼部员外郎、知制诰，转司勋郎中，其职如故。”（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册，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