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旧体诗词创作能力培养

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加强旧体诗词创作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研究能力,还有助于增强学生未来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能力。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授课教师应在积极创作旧体诗词以起表率作用的基础上,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强化作品讲读,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并适当加以考核;同时,还应提倡使用新韵以降低写作门槛,明确规定记诵任务以打好写作基础。

中国现代旧体诗人新媒介场域中“被阅读”的诉求

民国时期,报纸杂志等新媒介的读者群体不断壮大,旧体诗人开始顾及受众的阅读需求。他们一方面利用新媒介发表作品及连载诗话,另一方面积极回应读者,与读者互动,可以说,新媒介促进了旧体文学生态的良性发展。同时,旧体诗人在言谈举止等方面显露出群体性的仪式化倾向,他们通过新媒介竭力展示自身,摹画其在公众视野中风流蕴藉、高蹈独立的形象,以期获得世人关注,进而达成对其文化立场、审美趣味与精神诉求的理解与体认。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现代旧体诗人在经历了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碰撞之后,最终在报纸杂志上找寻到了获得和维系受众的文学舞台。

旧体诗创作的当代机遇与命运

旧体诗因赓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代表了中国文化最优雅精粹的部分,所以在国学热升温的当下,迎来了“五四”以后第二个创作高峰。作旧体诗须尊体辨体,其体式规范大致可用“声”“色”两字概括。前者即人所共知的平仄押韵,有韵书可查,有软件可检核,比较刚性,相对简单且易于遵守;后者由字法、句法、章法等构成专门的文法,由气象、体调、血脉等构成特别的风格,大都软性,相对复杂,不易掌握,暴露出的问题因此比较多。如何学习前人,继承传统,是旧体诗发展的关键。新的创作实践证明,旧体诗也可以涵括今人的生活,它们前途远大,生机无限。由此延展至海外,又必将对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先进文明的沟通与交流起到桥梁作用。

“残留物”视角下的现代旧体诗人主体——以郁达夫为例

新世纪以来,重写文学史实践对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进行了再关注,以郁达夫旧体诗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启蒙话语体系下的一类“残留物”进入学界视角。作为一种古老的民族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旧体诗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生存境遇,关系着现代文学面貌的完整呈现。从现象学层面出发,某一时期文学景观的还原往往也是人文思潮的再呈现,即根源在于“人”的认识,因此对现代旧体诗的研究理应始发于作者主体这一基点。对于郁达夫旧体诗的再研究,首先应将旧体诗语言作为一种先验存在,对郁达夫的主体养成影响进行考察,再回归历史中主体选择的现场,以此重新判定郁达夫旧体诗地位,此思路不仅可以拓展20世纪旧体诗的观察、探索空间,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提供新的思考和启发。

梁启超旧体诗与金泽荣汉诗比较研究

梁启超的旧体诗和金泽荣的汉诗都记录了诗人所属时代的政治风貌及时代精神。梁诗和金诗都蕴含爱国情感,但他们所爱之国已非“天下”,而是“现代民族国家”。两者诗歌还含有对内政的批判意识,其批判具有由下至上由表及里的特征。梁启超和金泽荣都通过诗抒发了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决心。

鲁迅旧体诗体制研究

鲁迅旧体诗创作整体水平较高,对其体制的研究有待深化。通过对鲁迅旧体诗逐篇、逐句、逐字的分析,以量化数据为基础,梳理其体裁、声律、韵律、对仗的质性特征,如体裁形式多样,格律诗声律严谨且不拘泥于正格律句,沿袭古人创作习惯和传统;多数旧体诗每首只使用《平水韵》中的一个韵部,全部旧体诗使用平声韵部广泛,以使用宽韵为主;对仗数量泛化,并使用了包括连用字对、当句对和流水对等在内的多种对仗形式。

现代旧体诗的通变路径研究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传统诗歌在不断探索新途,既努力确证自身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合法性,也求新求变,关涉新的时代社会问题,表现新的文化精神,终于踏出自己的新生之路,即复古出新、异质求新和以俗为新。这是现代旧体诗革新生变的动力,也是中国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对于今日文学的发展也有参照和借鉴意义。

现代以来桂林旧体诗词中桂林审美形象刍议

现代以来桂林涌现了大量的旧体诗词,这些旧体诗词既是诗人审美理念的具体表达,也是桂林山水的最佳美学表现形式之一,是桂林城市形象的文化符号,指导着人们的审美实践活动。这些旧体诗词体现了桂林的审美形象,既有山水辉映的奇拔秀逸,也有崇山峻岭的雄伟豪迈,更有诗人感时忧国的情怀以及救国图存的壮阔豪情。

文化传承与旧体诗文创新——《近代旧体诗文集萃编》发布会综述

2023年10月28日,“文化传承与旧体诗文创新论坛暨《近代旧体诗文集萃编》发布会”在武汉大学振华楼举行。本次论坛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主办,中国新文学学会、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文学评论》编辑部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诗词研究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方文坛》等高校与研究单位的5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媒体代表共同参会。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渝旧体诗创作的承守与新变

1938年至1946年间,郭沫若在重庆创作了近270首旧体诗,约占其旧体诗创作总量的五分之一。这些旧体诗主要以抗战、赠答、题画、咏怀和悼亡为主,承守了屈原“发愤以抒情”和杜甫“诗史”的创作传统,在题材和诗体上又呈现出新变的特质。郭沫若的旧体诗创作,显示出他在时代命题下新的创作选择,实现了屈原“发愤以抒情”和杜甫“诗史”这两种古典诗词创作传统的交汇,又在实验创作路径中产生了新的发展。因此,郭沫若此期的旧体诗,以应时之新架起了沟通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桥梁,促进了传统诗词的现代转型。

“游于艺”与民国文人书法的功能——以鲁迅的旧体诗书法创作为例

鲁迅的旧体诗创作和书法创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诗作并不公开发表,而是以书法创作赠予友人。旧体诗创作,是鲁迅文学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为旧体诗提供了载体和传播空间,间接表达着鲁迅先生的艺术态度,揭示出以启蒙为己任的现代作家鲁迅身上所承载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文化人格。书法创作是鲁迅的余裕之作,是他在紧张的以笔为武器的写作之余的休息调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鲁迅的旧体诗书法创作显示出书法在实用和审美之外的社会文化功能,也揭示出20世纪社会转型时期书法艺术的多元文化生态。

大众传播视角下新马抗战旧体诗的功能与特征(1937-1941)

1937-1941年间,新马抗战旧体诗主要见于报纸副刊,作为副刊文学兼具媒介产品、文学作品双重属性,其中媒介产品属性更为突出。以大众传播理论视之,新马抗战旧体诗表现出如下功能与特征:其一,“议程设置”功能,通过提升议题“显著性”引导受众注意与舆论场域;其二,社会协调功能,通过语言、风格的通俗化降低诗歌接受门槛,最大范围凝聚受众、塑造共识;其三,文化传承功能,调动古典诗歌意象、故实召唤出民族集体记忆,同时记录时代情感、事件进行民族文化“工具箱”的扩容。

朝鲜文人金泽荣的近代中韩旧体诗坛观察与诗歌理论

朝鲜末期著名文人金泽荣近距离观察了近代中韩两国旧体诗坛,对两国诗坛盛行的宋诗创作风气俚俗诡怪、愁苦琐细的流弊深为不满,具有欲扭转诗坛风尚,重振盛唐诗正统的雄心。在唐宋诗之争趋于调和的诗坛背景下,金泽荣并未正面树立学唐的主张,而是将以李白、杜甫诗为代表的盛唐诗的内在美学特质提炼为“生气”,崇尚“生气”为诗歌审美理想,提出了结合诗人创作个性来实现“生气”的方法论,并推举苏轼、王士禛为远绍李杜,实现“生气”而达到“包涵众体”境界,且具创作个性的后世诗人典范。金泽荣的诗论具有对唐诗审美范型进行理论探索与总结,从唐诗立场统合唐宋诗对立的意义,也为推动古代中韩汉诗交流在收尾期延续、深化发挥了关键作用。

詹安泰旧体诗的诗学宗尚及创作成就

从历史渊源和时代风潮的角度来探究,詹安泰的诗歌创作上承岭南诗派的雄直之气与家国情怀,又因师承和时代文化氛围而受到清末“同光体”的诗歌理论与审美倾向的影响,再加上抗日战争时期随中山大学播迁滇南粤北的个人境遇及阅历,最后形成了清新真挚、平夷深厚的诗歌风格,又加以李贺的绮丽、孟郊的幽峭,助以韩、苏汪洋恣肆的笔势,真切地描绘了抗战时期的时代浪潮和粤东家乡及播迁云南粤北各地的风土人情,展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体现了传承旧学与写照现实的积极作用。

论旧体诗词的文学史书写问题——从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说开去

学界对旧体诗词能不能入史一直论辩不止,迄今没有达成共识,而实际上,一部分文学史家早已将其编写入史。需要讨论的不是旧体诗词能不能入史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入史的问题。这意味着文学史如何书写旧体诗词才是更具有挑战性的难题。而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在这个问题上予以了新的思考和回答。《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以新文学名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有助于重塑现代作家的当代文学史形象,有助于重织新诗与旧诗、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纽带,还有助于重构新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述史情节。

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

主持人：陈国恩 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该不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如何进入的问题，自上个世纪末提出，到新世纪初更受到关注了。这个问题，不是简单地把那些旧体诗词纳入现代文学的叙史视野即行，它牵涉到的是现代文学史的观念，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及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文学现象的重新评价。说得直一些，就是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观念和体系的调整。正因为有此难度，从呼吁旧体诗词进入现代文学史至今已有不短时间，但至今仍没有一本现代文学史著作比较理想地实现了提倡者的既定目标。

20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兼驳王泽龙先生“旧体诗词不宜入史”论

20世纪诗词继承中国优秀的人文精神,融合现代思想品质,开拓创新,取得重大的成就,理当写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五四"以来长期盛行的二元对立认识思维,给古今文化文学研究造成了误解误判。王泽龙先生所谓诗歌语言、体式的"现代性",追求"欧化体",实为"殖民化心理"的表现。判断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价值标准是真善美的统一,而不是"新旧"、"雅俗"。诗歌创作不能盲目迎合后现代主义思潮,沦为商业时代的消费品。王泽龙文中论诗词格律走向"解放自由",存在知识上的谬误。胡适的诗体改革,使新诗误入歧途。"旧体诗词不宜入史"的观点是错误的,需要抢救、保护20世纪诗词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并从事全面深入的研究,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增添力量。

新诗的酝酿、诞生和成就——兼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旧体诗和新诗分属于两个体系和两个时代。新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后,旧体诗仍在延续,且不乏佳作,但近人旧体诗属于古典美学范畴,虽然一些杰出的旧体诗人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拘守旧格律而拒斥新诗的内在律,因而难以胜任表现现代人复杂内心世界的任务,同时也难以发挥现代汉语的特长。近人旧体诗不具有充分现代性,因此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旧体诗词的韵与命

“旧体诗词”这个名称不太准确,但人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比如著有《香港诗词论稿》并在香港主办过十几次“诗词大赛”的黄坤尧教授主张称“传统诗词”,日本人称“汉诗”,还有人主张称“国诗”,等等,都不尽如意。总之都是指中国古代形成的各种诗词体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号召“诗界革命”,“五四”以后新体自由诗大兴,旧体诗词便不再是诗坛的骄子了。但其时隐时显,不绝如缕,在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圈中的命运不尽相同。百年间,旧体诗词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旧韵与新韵、格律宽严、创新体制、旧形式与新内容如何融洽、如何提高艺术质量等。尤其是学术研究对现代旧体诗词创作的“三不管”现象,自有其复杂的现实缘故。近些年,文学研究界偶有学者关注现代旧体诗词创作,也有人以此申请到国家或省、部立项的文献整理或史实梳理研究课题,但总体看来研究仍很薄弱。为此,我们邀请了前辈学人姚奠中先生及目前在大陆、香港诗界非常活跃而且颇有影响的几位诗人学者写了这组文章,探讨一些具体问题,希望引起学界朋友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