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视域中的王船山研究——以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为中心的考察

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是因李达而结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李达的影响下,他们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中探寻中国自己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启蒙说,并由此开启对王船山其人其学的研究。他们的王船山思想研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视域:吕振羽将王船山思想定位为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新思想,侯外庐将王船山思想诠释为形式知识上的解放,萧萐父则着力梳理王船山思想“推故致新”的内在逻辑。通过这些探讨,他们将王船山思想中可以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层层深入地揭示出来,显示出其在王船山思想研究上的理论优势。

萧萐父的“早期启蒙说”与“新人学”的哲学观申论

萧萐父的“早期启蒙说”在思想来源处继承了侯外庐的思想,但其“早期启蒙说”中蕴涵着对启蒙理性与现代性所衍生的弊端的反思,则可以说是超越侯先生“早期启蒙说”的新意之所在。萧萐父晚年试图以自己所建构的“诗化哲学”形式来超越西方哲学在中世纪所具有的宗教迷狂和现代实证主义的狭隘,凸显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其“早期启蒙说”所蕴涵的对人的全面性的追求,以及其所提出的“哲学即人学”的哲学观,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哲学主体性之追求,均具有思想的启迪意义。

追忆萧萐父先生,重访“早期启蒙说”

萧萐父先生是著名的哲学史大家,20世纪80年代积极从事和推动易学、王夫之、熊十力研究,有开风气引潮流之功。最能在思想史上留踪并令他可以跻身于思想家行列的,则是其“早期启蒙说”。他的宗旨是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契合点,寻找现代文明来自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而其重点是考察“哲学启蒙”,而非徒在行迹上论事。将“早期启蒙”定于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明清之际思想家,于萧先生而言,从显性学脉论述,顺接了梁启超、侯外庐的论说;内里却发自学问修为真积力久之功:既出于对中国哲学史多年研究的通盘判准,又对王夫之思想阐释有独到的洞见。因而在“客观实在论”和“真理符合论”两项上,与启蒙运动的“默识点”形成交叠;继而下贯至熊十力研究,强调熊氏继承王夫之的余绪,高扬主体性,返本开新,目标指向了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早期启蒙说的历史演变与萧萐父先生的思想贡献

早期启蒙说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派文化观,是20世纪中国思想家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背景下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及思想资源的产物。近90年来,以梁启超为开端,经过张岱年、范寿康、吕振羽、侯外庐等人的阐发,早期启蒙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诸多的研究成果。萧萐父先生在李达指导下直接承继吕振羽、侯外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在近半个世纪中,开展王夫之的个案研究,改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全面阐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对早期启蒙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思想贡献,成为早期启蒙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代表人物。发扬早期启蒙说的合理内核,修正早期启蒙说的自身局限,早期启蒙说在21世纪中国思想世界将仍然富有生命力。

晚霞,还是晨曦?——对“早期启蒙说”三种质疑的回应

关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说",跨越晚明、清初、清中期三个历史时段;与此相应,对这三个时段的学术思潮是否具有启蒙性质的质疑也产生了三种强有力的学说,即"中古异端说"、"正统儒家说"和"遵奉圣意说"。通过从学理上严格辨析专制正统思想、中世纪异端与近代启蒙思想的本质区别,遵循"拿证据来"的史学原则,针对上述三种与早期启蒙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可以对明清之际主流思潮的性质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论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兼论早期启蒙思潮中的自由思想因素

侯外庐依据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启蒙运动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的特殊情况相结合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证了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具备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思想上产生了早期启蒙思潮。"早期启蒙说"的提出超越了中国的现代化完全来自外部刺激的学术偏见,发掘了中国社会内部要求变迁的因素。早期启蒙思想家批判了封建等级制、科举制等,其思想意识中颇多对自由等现代性价值的向往。由于不充分的社会条件,他们的自由思想虽具有现代意义,但局限性也十分明显。

关于早期启蒙说的相关问题——许苏民教授访谈录

100年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以来最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参与者众多,持续时间长达十年,给予中国思想界以空前巨大的影响,继而改变着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亦被看作是明中叶以来的启蒙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近年来,关于启蒙、早期启蒙说及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成果迭出,并在2015年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纪念之际成为年度学术热点话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5年转载了李翔海教授的《从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看"早期启蒙"说》、田云刚教授的《早期启蒙说的当代使命》等文章,我们针对这些文章中提出的某些问题,特地拜访了早期启蒙说的坚定捍卫者、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许苏民先生,并请教了相关问题。

萧萐父先生的早期启蒙说——以《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为中心

萧萐父先生早期启蒙说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否曾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这一问题逻辑地蕴涵了四个层次的追问:第一,什么是"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第二,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第三,如果有,它"是什么"?第四,"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或"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萧先生的启蒙论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他的回答对于我们思考"文化现代化"问题仍具有启示意义。

“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侯外庐先生以其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和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凸显了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的的学术研究民具有的非凡价值。其“早期启蒙说”，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和对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的精微辩析，突破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传统偏见，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论证了中国有其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以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接着侯外庐先生往下讲，文章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启蒙反思”的思潮作了具体的分析评说，深入探讨了“早期启蒙说”对于突破体用两橛、中西对峙、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的思维方式，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所具有的启迪意义。

早期启蒙说的当代使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早期启蒙说阵营内的式微论、逝去论、错误论,阵营外的启蒙外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对早期启蒙说形成冲击。早期启蒙论者除了守护明清启蒙外,还必须勇敢地释放出早期启蒙说内含的中国启蒙的整体性,通过强调中国启蒙的原初并生、代际传承、兼容并蓄、自主创新,利用与启蒙外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相通等,回应早期启蒙说阵营内部分裂和西学以启蒙一般整体压境,造成的对早期启蒙说和中国文化的冲击。从根本上说,早期启蒙说唯有从确证中国资本主义内发原生的历史任务中走出来,以启蒙的本土化立场和汇集资源,承担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方能富有生机活力。早期启蒙说具备这种承担和支持能力。

传统如何走向现代——重温“早期启蒙说”和“历史结合点”的理论

“历史结合点”的提出,是萧萐父先生在继承侯外庐“早期启蒙说”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其现实关怀是寻找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转型的内在理路和根据。他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只有与传统中已经萌发了的具有现代文化意蕴的思想精神结合,才能让现代文明在本民族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这种认识既克服了历史虚无主义,又立足现代接引传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积极融入世界的一种自觉意识和能动性选择。今天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里,尊重传统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放弃现代性维度而一味“返本”,不仅在认识上是一种倒退,事实上也可能因隔断传统通向现代的路径而丧失历史机遇。故在传统向现代转型问题上,笔者认同侯、萧二先生的观点,并尝试从“看世界、续香火、接地气”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芳情不悔说启蒙--读萧萐父《吹沙三集》、《萧氏文心》等著作的体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萧萐父教授围绕"早期启蒙"说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呈现了一个当代中国启蒙主义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路向选择和全球化浪潮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的深刻思考。这一思考不仅能够经历"启蒙反思"的洗礼而历久弥坚,而且很能够针砭"后启蒙时代"的若干文化病症。

关于早期启蒙 回应邓晓芒先生

我在《读书》杂志发表《为启蒙正名——读萧萣父先生的〈吹沙三集〉》一文以后，邓晓芒惠赐了一篇极具理性力量、极富理论深度的批评文章——《启蒙的进化》（载《读书》2009年第5期），——作为对我的文章的回应。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表明不赞成萧楚父先生的“早期启蒙说”和“历史接合点说”，极其坦诚地把他的全部观点都亮了出来，并且说他早在八十年代初的课堂讨论中就对这一学说“釜底抽薪”了，这显示了晓芒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气概。

专业良知、文化自信与中国哲学主体性——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片论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界有一个光辉传统,即建立在专业良知基础上的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对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执着持守,其建树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论证并确认了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二是论证并确认了中国哲学在立千古人极、明万有相通、尽中庸精微、审言意之辨、通古今之变等方面的理论创造;三是论证并确认了中国自身能够孕育出近代哲学启蒙,融会中西而自创新说。文章还对海外学界以所谓“意识形态化”来全盘否定我国老一辈学者的哲学史研究、以所谓“唐宋变革论”来取代“早期启蒙说”的观点作了澄清。

通观与涵化:萧父学术思想与珞珈中国哲学学派

萧萐父的学术贡献和创新主要体现在:建构船山哲学体系,引领船山学的研究;提出了明清之际“坎坷启蒙说”,超越了梁启超、侯外庐的有关说法;晚年,提出了通观—涵化说。萧萐父的学术思想也存在一定局限,如他所说的“文化主体性”即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及其积极的哲学价值。珞珈中国哲学学派的行为纲领为“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这五句二十字起源于学科点培养教育研究生的需要,在世纪之交成为该学派的界定标准。通观—涵化说是萧萐父晚年对于其学术思想的终极提炼和升华,居于其学术思想体系的最高层面。此说经历了一个从1993年的“二句诗”到2005年的“四句联”的发展过程。通观—涵化说是珞珈中国哲学学派的思想灵魂。萧萐父的易学研究主要体现在船山哲学研究上,其易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人文易”说和“意象美”说上。船山易是珞珈易学的远源,十力易是其近源,萧萐父是珞珈易学学派的开创者。“貌似杂越,情乃一贯”是萧萐父对其一生学术思想最精准的评判,“杂而多变,情乃一贯”次之,而“好奇兼爱”一句则属于奇辞,不是其本意。

从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看“早期启蒙”说

"中国哲学对于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突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整体性及其不同部分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促使人们把相关思考的兴奋点更为自觉地聚焦于反省总结中国哲学自身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理论特质。"早期启蒙"说可谓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发展演进历程的一个缩影,立足于对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演进历程的整体关照,应当对"早期启蒙"说的积极意义予以充分肯定。在今天,在肯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作为人类哲学之殊相而具有其一般共性的基础上,从不同的理论范型去比较和澄明两者的"同中之异",应当比仅仅单向度地或者以西论中或者以中论西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

“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

在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冲击—反应”论的西方模式与“侵略—革命”论的苏联模式占据主要地位,而以明清之际为开端、强调中华民族历史创造活动之主体性的“早期启蒙”模式则长期受到冷落。本文旨在接着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往下讲,汲取海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思想的大量研究成果,确立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内发原生”模式,试图将晚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历九年(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并认为,这一突破不仅将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方式,而且有助于突破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一元扩散”的西方话语模式,确立现代性因素“多元发生”的新观念。

论萧萐父的“道家风骨”

萧萐父对"道家风骨"的现代诠释,正应合了他所力主的"早期启蒙说"。从生活层面上看,"道家风骨"体现为一种隐逸、包容的达观气度;从思想层面上看,表现为一种独立于权威和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想;从政治层面上看,表现为一种刚正不阿、反专制的批判精神。萧萐父对道家思想这一性格的揭示,顺应了世界范围内民主改革的时代潮流,也代表着人类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的价值取向,在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