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的诗”和“素朴的诗”——论早期新诗的抒情问题

“白话诗”之后,“抒情”成为新诗的核心问题。“主情论者”大都认为诗歌来自“迫切的人的情感”,然而,他们对“情”的理解却存在着差异,由此也引发了对于抒情与理性、道德、技艺等关系的论争,这些问题都直接与抒情中的感伤主义相关。正是由于认识到诗歌的情感来自“迫切的”生理冲动,容易引发精神上的热病,周作人选择将“并不迫切”的日常事物纳入写作的视野,通过客观的方式传递一种宁静的人生哲学。虽然周作人的“素朴的诗”祛除了感伤主义的滥情和自我伤害,但因其“返古”却不能代表新诗的发展方向。早期新诗或躁动或冷静,都还不具备将情感和情绪转化为具有现代性的诗歌艺术的能力。

从周作人的《小河》看早期新诗的政治性

李宪瑜：今天很高兴请到北大的姜涛老师来给大家做讲座。姜涛是年轻有为的诗人、学者、诗评家，很受广大青年的欢迎。他今天讲的题目是《从周作人的（小河）看早期新诗的政治性》。看到这个题目，我很惊喜，觉得很有意思，下面就来听姜涛的讲座。

由《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看早期新诗翻译与创作

《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是20世纪前期最早出现的新诗选集之一,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新诗翻译与创作的概况和成就。"五四"前后的中国诗坛,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并行存在,二者彼此影响,相互促进,使早期诗歌活动收到著译相长之效。

论早期新诗美学合法性的建立

在初步建立起外部空间的合法性之后,面对越来越多的"非诗"罪名的指责,早期新诗美学合法性的寻求就显得十分迫切。早期新诗的探索者们主要从诗歌翻译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去建立美学合法性,为"新诗"艺术的长久、持续发展谋求一个开阔的发展空间。

论早期新诗在中学的传播

早期新诗的合法性问题和"新诗"的传播是密切相关的。在大学教育尚未普及的背景下,早期新诗在中学的传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教科书里的"新诗"篇目的选择、中学教师对于"新诗"的大力鼓吹、中学生乐于参与"新诗"写作实践,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早期新诗与中学教育的密切关系。新诗在中学的传播,既扩大了"新诗"的读者基础,也培养了一批富有潜力的"新诗"作者,从而有效地拓展了"新诗"的话语场地和合法性。

“新”与“旧”的纠缠——早期新诗合法性再认识

“新诗”外部空间合法性的争取,首先要面对的是古典诗歌传统投下的巨大阴影。胡适等人意识到,必须采取一种决绝的方式,才能为初生的“新诗”争得一席立足之地。这种决绝方式的具体体现,就是一方面断然宣布“旧诗”“死刑”,剥夺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分别从创作实践和观念演绎两个向度,大力张扬“新诗”之“新”。而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的声音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论早期新诗中的宗教印痕

宗教对于早期新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增加了诗人想象世界的方式,使得新诗无论在题材还是主题上都有可能向某个更开阔的空间迁移;其二,局部地改变了诗人的抒情方式和言述方式,这更多地体现在句式、语调等新诗的文本形态上。宗教不仅潜在地构成一些诗人的精神资源,而且为新诗诞生初期的主题路向、语言材料以及诗人的诗思方式、表达习惯,提供了某种可能的向度。

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论闻一多、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

在早期新诗坛的力量格局中,胡适系诗人和后起的郭沫若都掌握了不小的话语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这个相对平衡的格局中,闻一多和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则试图开辟另一方天地,对早期新诗的相关议题作出较为平实的思考,从而构成了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

人生感悟的诗化结晶——闻一多早期新诗创作新论

人们往往比较关注闻一多留美期间以及回国以后这两个阶段的诗歌创作,而对其在清华读书时期的早期新诗创作重视不够,理解存有偏颇。有学者认为其早期新诗的总体特征是带有初涉人生、初入宇宙的孩童在睁开婴儿般的双眼时的新奇、神秘、欢喜的色彩。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儿童眼光、儿童心理、儿童情趣并不是闻一多早期诗歌所要表现的终极内容,而只是诗人观察与感悟外在世界的一种独特方法,是诗人把握与表现社会人生的一种思维范式和艺术技巧。艺术化地抒写人生感悟,是闻一多早期新诗创作的基本特色;同时他的部分诗歌作品也带有明显的理性过胜的倾向。

论翻译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在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过程中,西方诗歌的翻译成为其一个重要的动力源。这种翻译既为“新诗”提供了必要的范本,也有效地锻炼了“新诗”的语言形式技巧。从翻译观念的变化、翻译技巧的探讨、翻译与创作的互动三个方面来论述翻译和早期新诗合法性的关系。

早期新诗写作中的师者角色

在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鼓吹下,早期新诗的写作一度蔚为大观。当写作者群体达到一定规模,就产生了对于范本、榜样的需求。“师者”角色的出现,正是对这一需求的响应。“师者”的角色,先后由最早的那批“新诗人”(以胡适为代表)和“新诗”作品(以“新诗集”为代表)扮演。“新诗”作为一种写作的传授与学习,是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早期新诗话语场域的主体构成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为活跃的话语场域,早期新诗话语场域的主体构成具有一种颇为突出的复杂性。其中,胡适系诗人群占据了早期新诗话语场域的优势位置,《学衡》派文人以早期新诗反对者的角色发出了有力的批评与质疑,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诗人作为“闯入者”既支持了早期新诗的合法性又构成了对胡适系诗人的挑战,而胡怀琛则试图在新旧攻防的话语场域结构中辟出一条新路。这些话语主体之间的对抗、对话、辩难,构成了早期新诗话语丰富、鲜活的实践。

早期新诗“说理风气”之形成

在早期中国新诗中,“说理”这一观念的产生及传播,直至成为主导范型之一,不仅凸现了早期新诗的特殊语境,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新诗不同的想像方式。胡适以“说理”为视角,以建立自己于旧文学的风格性,并藉此开拓出新诗之空间。在其后关于新诗的种种辩驳中,“诗文之分”、“诗之好坏”、“说理与诗”等话题亦被讨论,而成为新诗话语争夺之场所。

对郭沫若早期新诗创作文学史评价的再阐释--以《女神》为例

文章通过对《女神》诗集(初版本)的全部诗作以及未收入其中的散佚作品的考察,以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与《<女神>之地方色彩》为切入口,分析评价郭沫若早期新诗创作的文学史评价的形成与呈现状态。《女神》是"力"美与"静"美的平衡,是"东方"与"西方"融汇的努力,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中进行了各种尝试与创造,而不仅是一次浪漫主义诗歌行动。

感悟·表现·自我构建——论穆木天早期新诗的外来影响与独创

面对世界文学潮流的奇异、多元之审美选择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曾断言:“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话说得未免有些绝对,但却道出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新文学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中产生出来的迥异于中国旧文学的新质文学。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大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而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的,并由此置身于世界文学的大潮中。

早期新诗选本的诗体辨析

《新诗集(第一编)》《分类白话诗选》和《新诗年选》作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诗歌选本,颇能反映新诗创作的初始面貌。诗体建设是"五四"新诗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3本选本的交集而言,重复的14首诗歌按诗体类别大致可分为自由诗体、散文诗体和类古诗体三类样式,其中自由诗体样式最多,散文诗体样式次之,类古诗体样式居末。此期这三类诗体虽然尚未成型,但它们为新诗的诗体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诗美的追求中构筑纯诗的世界——论后期创造社三诗人的早期新诗

中国新诗的发展嬗变固然有其社会、历史等外部原因,但归根结蒂是新诗自身内部矛盾运动和新诗不断追求自我审美超越的结果。尝试时期的新诗创作在完成了对旧体诗否定的同时,因形式的过分自由散漫及内容的散文化,使新诗逐渐丧失了诗的韵味和美感力量。审美的薄弱和创作的粗糙使新诗面临危机。后期创造社的三位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新诗的尝试与探索的。

“潜翻译”，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新概念——读熊辉《五四译诗与中国早期新诗》

熊辉君是一位青年才俊，专功诗歌理论，却因为是外语专业出身，所以能独辟蹊径，从诗歌翻译入手，别开生面。他曾赠我两本力著：《五四译诗与中国早期新诗》和《两支笔的恋语：中国诗人的译与作》。已经一年了，我也读完了，获益匪浅，却迟迟没有反馈。今晨忽然想起那个闻所未闻、印象深刻的概念——“潜翻译”，乃找到一个角度，来写这篇短文。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与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

受文学史书写影响，一般认为郭沫若《女神》是现代文学史上书写最为丰富的诗集之一，它标志着白话新诗的伟大开端。也是最能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代表作。现代文学史书写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间段中基本上持同一论调。与此同时，《女神》集外诗作及相关史料的发掘却在这一历史时段中默默地进行着，新的观点、材料、论断不断更新，遗憾的是却没有能及时影响后来的现代文学史书写，是一个带有滞后性、不平衡性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