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法中的时际法问题

国际法中的时际法,是指解决国际法在时间上适用范围的法律,根据与不同时期的法律事实适应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的法律解决国际法是否有追溯力。有关时际法规范,主要表现在“承认”和“条约法公约”之中。我国对现代国际法在时间上适用范围的问题上认为应有溯及力,并依法解决了有关旧条约及湖广铁路债券等历史遗留问题。

时际法与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演变

依据时际法规则,需要从客观事实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历史时期运用符合时代要求的判断标准考察南海诸岛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中国人最早发现南海诸岛,按照传统天下观,其已成为中国疆域的一部分。随着历史发展,中国与南海诸岛的关系逐渐紧密,并通过设治管理而纳入中国版图。在近代,随着西方领土主权思想的传入,中国政府顺应历史潮流采用符合近代国际法的治理方式,南海诸岛最终完成了从传统意义的疆域、版图向近代主权意义的领土转变。

时际法与领土的取得——基于解决领土争端中的理论与实践

时际法原是国内法的概念,用以解决新旧法律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问题,其精髓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时际法自1928年首次在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适用后,国际司法机关在领土争端案件中数度予以适用。本文对国际法上的时际法及其现今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理论和实践作了一些评述和分析,以使人们对时际法的概念和作用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国际实践中的时际法问题

文章在澄清中国与周边国家关于相关岛屿和海域的主权争议中,"时际法"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作者从条约和习惯法的角度,考察了一系列国际司法判例之后得出结论:"时际法"最基本的含义在于"法不溯及既往",但单纯运用该原则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富含张力的"胡伯公式"及其背后的价值权衡始终影响着法院的判断。我们需要强化并充实与"时际法"概念相关的各个法律环节的论证。

国际法中的时际法规则

国际法中的时际法遵循法律无溯及力原则,即处理国际法中的时际法应遵循"法律事实应以与之同时的法律判断原则";但在具体适用该原则时,应该对权利产生时的法律和权利存续时的法律这两者之间做出区分,产生一个权利的行为受该权利产生时所适用的法律支配;按照同一原则,权利的存在,应当依循法律的演进所要求的一些条件。在争端解决时应以关键日期时的国际法和事实为依据。

论条约解释中的时间因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c)项与时际法

条约解释需要考虑时间因素,然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c)项是否涉及以及是否已解决条约解释中的时际法问题,尚存疑议。该公约第31、32条并未明确规定时际原则,但该原则以间接方式蕴含于第31.3条(c)项中并以第31.1条中对善意的公开规定方式而间接存在。条约解释的"同时性原则"已发展为与"演进解释"原则并举。国际法的演进使得对先前条约的理解和解释通常难免借助于其后相关新条约的生效以及包括嗣后协定、嗣后惯例、准备工作等在内的诸多条约解释因素。并无解决变化了的情况影响条约解释程度之普遍性答案。

时际法视野下的南海诸岛主权归属问题

国际法上的时际法要求产生权利的行为受权利产生时的法律支配;权利的存在应当满足法律演进所要求的条件。依据时际法,判断中国是否取得南海诸岛原始主权的标准为"发现";判断中国在南海诸岛上的权利是否继续存在的标准是中国是否有效控制诸岛。依据历史证据,中国首先发现了南海诸岛,取得了南海诸岛的原始主权;在先占的规则发生变化以后,中国持续对南海诸岛实施有效控制,继续享有南海诸岛的主权。依据国际实践,东南亚某些国家占领部分南海岛屿的行为是非法的、无效的,不构成国际法上的实际控制行为,因此不能取得南海诸岛的主权。

论条约法上的时际法

【正】 一引言(一) 时际法(intertemporal law),或称过渡法(transitory law)是指解决法律时间抵触的法律,也就是决定法律时间适用范围的法律。(二) 在国内法上,时际法的存在,至少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公元44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为其东方领土发布的命令说:“兹决定:法律和敕令是对将来的行为给于范型而颁布的,而不是为过去的事实而规定的。

从时际法的角度看南海仲裁案

2016年7月,颇受关注的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虽然结束,但也引起了学者关于南海维权的深入国际法思考。审理过程中,菲律宾极力否认了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并力求推翻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南海断续线"。仲裁庭最终也依据片面和错误理解否认了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海洋权利的唯一法源。笔者认为历史性权利来源于习惯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认可的历史性海湾问题与习惯国际法中的历史性权利发生重叠,但是不冲突,历史性权利仍然可适用。历史性权利与习惯国际法中的时际法有完全相同的法理基础,历史性权利内蕴于时际法之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法否定这两大法理对其法源的补充解析。本文重点分析时际法与历史性权利、领土取得之间的关系,以及时际法在国际法上具有深刻的意义。从时际法角度来分析,南海仲裁案是违反国际法理的,也是无效的,更不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从时际法原则解析先占取得岛屿行为的效力

在中日钓鱼岛论争中,双方皆主张是通过"先占"取得钓鱼岛主权,中日其他主张均以先占取得为存在基础。中国是钓鱼岛唯一合法的所有者,日方所谓无主地先占取得钓鱼岛主权的主张具有欺骗性,中方基于"先占"和"有效控制"取得钓鱼岛主权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存在"关键日期",日本和美国在"关键日期"之后对钓鱼岛的侵害行为不发生国际法上的领土取得效力,二战后钓鱼岛主权依法回归中国,不存在所谓中国对日本"拥有"钓鱼岛的默认。

法律适用中的时间要素——中日东海争端关键日期和时际法问题考察

中日东海争端中真正的法律问题指向的是大陆架权利制度。这一制度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法律适用时必须考虑时间要素。时间要素中的关键日期、时际法和现行法分别解决的是何时为止的法律关系需要判断、法律关系建构及形成于前法和后法的整个过程时适用哪一个法律,以及法律关系仅形成于后法之后时适用哪一个法律这三个问题,其中关键日期和峙际法是中日东海争端的焦点。考虑这两点后的适用法律仍然是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所确定的自然延伸原则。

时际法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适用

时际法是解决时间适用范围的一种法律,不溯及既往是其最主要的规则。按照时际法的要素,权利的产生需依据与之同时的法律来判断,而权利的存在依据权利存续时的国际法来判断,这两个要素相互作用,并不矛盾。从司法实践看,关键日期对时际法的确立有重要作用,关键日期一般是使争端明确化的日期,具有凝固化的作用,关键日期之后的行为一般不作考虑,除非后行为只是先前行为的继续,而非为改善法律地位而为。在当事方存在合意的情况下,法院不会考虑关键日期的适用。依据时际法,中国对钓鱼岛及南沙群岛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论领土争端法律解决中的时际法原则

在领土争端的法律解决中,国际司法机构不可避免地需要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法律事实做出评价。时际法要求,一个法律事实的法律价值必须根据该事实发生时有效的法律加以评价。准确地说,时际法是一项程序性原则,其本身并不决定判决的结果。国际司法机构有必要严格遵守这项原则,既要尊重历史,更要立足现实,着眼于创造友好国际关系的未来。受权处理领土争端的国际司法机构应根据关键日期即领土争端形成时有效的国际法对领土主权归属作出判决。涉及领土争端的国际司法实践表明,时际法得到了严格的遵守。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王国投资仲裁案”——以条约适用的时际法为视角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案"的核心争议是条约适用的时际法问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对该案的审理过程过于倚重形式法律推理与条约文本解释,未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8条的要求充分考虑中国与比利时在缔结2009年双边投资协定时的立法意图。目前中国有大量双边投资协定处于"自动续期"状态,有待签订新约予以取代。在谈判新的双边投资协定时,中国应制定内容明确的过渡条款,或纳入专门的时际法适用条款。当某一投资争端涉及新旧双边投资协定的衔接问题时,中国投资者可考虑先寻求东道国当地救济,再适时诉诸国际仲裁。

关于日本所谓钓鱼岛“无主地先占”的时际法探微

时际法强调事件发生的历史性与国际法规则发展性的统一,注重对事实的尊重。以该原则为指导,不难发现"先占"在领土获得中的地位与要件在不同时期与背景下有所不同。19世纪下半叶国际公法对"先占"原则明确了更为详细的条件,包括无主地的确认、占领的宣告、实效管辖等方面。日本在钓鱼岛主张方面以"先占"为起点,因此应当将日方主张放在其所主张19世纪后半期。结合当时的历史与先占要件进行考察后,我们发现日方的主张难以立足。因为日方一味强调与"先占"原则逻辑上相合性,以至不惜否定和歪曲历史、美化己方非法活动。

关于时际法的理论

学说的产生继一六四八年威斯特发里亚条约之后,出现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分裂。此后,国际习惯法发生了一些历史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或者甚至可说是最重要的变化,便是出现了民族国家和因它而产生的政治哲学,即作为当时出现的各种不同国家权利与义务基石的政治主权学说。国家的政治主权导致基督教世界内部以神权法体系为基础的旧的国际关系逐步为一种更广泛的法律体系所取代。这一体系后来包括了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国家,促成了国际关系的普及,因而也促成了国际法的普及。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经济性权利条款的法解释学分析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建立了“明确主权,权益共享”的模式,其中关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周围海域经济性权益的争议主要围绕第二、第三条展开。从当今海洋法发展趋势看,约文使用了颇具争议的术语“领水”,引发了挪威与其他缔约国之间关于权利适用范围冲突。基于条约解释方法的一般性问题包括法律解释修辞范式转向、抽象位阶可行性以及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补充资料”证明力的探究,将相应的条约解释方法应用于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解释仍然无法解决时际问题,并且时际法原则、嗣后惯例的证据资料以及当时主义解释方法在这一问题上几乎都无较强的说服力。而引入演化解释方法,遵循术语学和目的论的基本路径,以客观目的论证与后果论证的检验程序来严格论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相关条款的含义,有助于避免解释结果的恣意,同时相应的解释结果对于维护北极区域的和平稳定也有助益。

论海洋法历史性权利之“持续有效行使相关管辖权”要件

尽管学界和实践中对于历史性权利的内涵及构成要件持有不同意见,但通过对历史性权利的研究和表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持续有效行使相关管辖权”构成了历史性权利的核心要件。根据现有文件以及司法仲裁实践可以发现,这个公因式能被拆分出“管辖权的行使”“有效行使管辖权”以及“持续行使管辖权”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不同的要点。管辖权的行使主要体现在国家对于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水域以及历史性群岛水域主张特定的航海和渔业控制的行政管理。有效行使管辖权需注意公开权利主张,通常情况下外国的默认是产生历史性权利的必要条件。持续行使管辖权应保证时间上的连续性,至于需要多长时间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是遵循已存在的法律效力或事实状态。

时间流逝对条约解释的影响——论条约演变解释的兴起、适用及其限制

条约如同其他任何规则,都会受到时间流逝的侵蚀。时间的流逝如何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条约的解释过程是一个难题。近年来,条约演变解释已被证明是条约法最富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国际法院和WTO上诉机构的判例法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一项条约旨在"长期有效",以及条约某特定用语具有"通用"性质,可能会产生其意义将遵循法律演变的推定。但是,大多数国际法院和法庭都未认可演变解释是一种独立的解释形式,其适用应当取决于在个案基础上对不同因素和推定的权衡。任何对术语的意义随时间变化的演变解释,必须产生于正常的条约解释过程。解释就是解释,不是修改或改写条约。其结果必须忠实于条约的通常含义和文本,基于其目的和宗旨,否则,其将导致事实上修改条约,由此使条约体制的框架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