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恶化与形象逆转:明中后期佛郎机负面形象的多重建构

佛郎机是新航路开辟后明代中国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称谓,因为关系恶化,明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佛郎机形象极具负面色彩。这一负面形象的建构成型大体经历四个阶段。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的蛮横举动和不法行为是促成其负面形象初步生成的根本原因;葡萄牙人北上闽浙,以及他们与倭寇、海盗的合流,使得佛郎机之负面形象得以延续;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的无序扩张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冲击挑战,让澳夷佛郎机的负面形象日益固化;西班牙人对旅菲华人的奴役、迫害与大规模屠杀,为闽南士民丑诋佛郎机的形塑运动再添动力,吕宋佛郎机形象与葡萄牙人形象相互叠加,最终整合成明代负面佛郎机形象。佛郎机负面形象的生成与延续,是明代中葡、中西关系负向互动的产物,并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演变造成负面影响。

明中后期统治阶层的赌博行为及社会影响

明代中后期统治阶层的赌博行为,具有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表征:君主公开以赌博对抗“名教”的管束和压抑,庞大的宗藩群体普遍狎弄赌博,军中赌博之风远盛往昔,士大夫的赌博行为近乎恣肆,其所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也更为深远,长期是民间赌博行业的“风向标”、社会赌博风气的“催化剂”,不仅扰乱了政府禁治赌博的法律规定,弱化了政府对赌博行为的惩戒力度,对禁赌政策造成严重破坏,而且助长了明代以前民间已然盛行的赌博之风,促成了赌博“公行”、赌风“炽烈”的社会局面的出现。

斋中梦——明中后期书斋意象的建构

明中后期的书斋意象不仅出现在诗文记载、物质文化方面,而且在卷轴画和版画中多有涉及。尤其是明代以沈周、文徵明、杜琼等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似乎十分热衷于以文人书斋别业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为友人或是受人之托所作,一方面是文人之间交游往来的例证,另一方面也可被视作某种内在精神的反映。本文旨在通过明代中叶以后广泛出现的书斋画,揭示书斋意象的虚实涵义,解读明代图像在建构书斋意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

明代中期以来,漕运河道多遇不畅。漕粮缘河道北运遇阻,南来的漕粮汇聚到淮安后,不得不以山东登莱二州为中转,通过海路向京畿运送漕粮。隆庆以降,由淮安经登莱海运漕粮已具规模,但官方对海运漕粮总是多有顾忌,因而即使是紧急时期,最多只是默许而已。隆万之交旋开旋罢的官方海漕为万历辽东战争期间民间海上力量涉足海运从事粮食贸易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崇祯末期海漕北运再次实现。这条长期以来形成的海运线路曾为镇守东江的毛文龙集团提供了若干便利,淮安民间私人海上团体则成为毛文龙遭钳制后为其输送粮饷的重要依恃力量。淮安海商在逆境中不断寻觅着海运的商机,断续推进着自淮安到辽东的海上商业活动,彰显了海上力量的不竭活力。

道统、文统与政统——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道统也因此发生了嬗变,道统的嬗变又促进了文统的分化。科举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成为道统和文统争夺的主战场,从而使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化,"离经叛道"之说也因此出现在科举考试中,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道统和文统的嬗变还促进了政统的变化,不仅扩大了士大夫的话语权,还使普通士人甚至是市民阶层也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从而对代表政统的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道统、文统和政统的嬗变,孕育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

明中后期,商业性的出版空前发达,书商的市场竞争意识大大增强,很多书商在图书产品的开发、图书价格的制定、发行渠道和广告促销等方面都采取了积极灵活的竞争策略。至迟从万历元年开始,很多坊刻本图书的封面或扉页上还出现了"发行"、"发兑"等词,标志着商业出版已经出现刊刻与销售分离的情况,独立的发行商开始形成。

明中后期历史编纂思想领域的新进展

就明代史学发展的历程而言,自正德、嘉靖迄至明末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不仅史学风气渐盛,私修当代史成就显著,而且史家在历史编纂思想领域不断探索,在论述史学功用、史家素养、撰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创见,有些认识更是被直接施用于实践而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为清代学者所直接继承。即便现在看来,依然不乏重要的借鉴价值。

试论明代建文帝历史冤案的反正过程──以明中后期建文朝史籍纂修为视角

试论明代建文帝历史冤案的反正过程──以明中后期建文朝史籍纂修为视角牛建强朱元璋在７１岁那年，比较满意但也不无遗憾地写完了他那３１年的帝王历史，传位给了刚历世事、年仅２２岁的皇太孙朱允，寻改年号为建文，因被人们习称为建文帝。不虞风云突变，燕王朱棣出于自...

明中后期书院教师行为与角色演变探析

明初书院教师笃信朱学,强调个人道德躬践的群体特征,明中后期开始王守仁后学书院教师们的面向平民,面向社会,面向生活的角色转变,探讨这个时期教师行为与角色演变的学术原因及其历史意义,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

明中后期,明王朝限制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过"洮岷道",改"由四川路入"。对于此事件,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多为财政负担过重所致。实际上,朝贡赏赐作为治理藏区成功的一种措施,贡使朝贡的线路由"洮岷道"改为川道,经济因素仅是其中之一,而"洮岷道"安全形势的恶化、茶马制度的危机以及防止蒙藏之间的联合等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从唐顺之到邢云路——易道下的明中后期历学

中国古代历学与易学的关系是天文学史及易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①易以道阴阳,与外在自然关系紧密,古代研究自然的学问多与易学相关,天文历算之学自不在其外。~②很多天文学家都将自己的历学研究和易学结合在一起。如汉代刘歆《三统历》结合汉象数易来造历,唐一行《大衍历》则'依易蓍之数,为立法之据'。~③而自唐代之后,宋图书象数易学兴起,为易学与历学关系注入了新的元素。这种关系也因此产生了变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明代中后期可谓极为重要。

明中后期江南出版业的勃兴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版业发展臻至鼎盛,南京、苏州、杭州、常熟、湖州等地,出版机构涌现,出版名家辈出,出版规模和数量庞大,出版形式多样,分工与目标受众明确,商业出版日益成熟。江南出版业的勃兴,是在江南地区优越的自然、商业和社会文化基础上实现的。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高度发展的市民经济,书籍刻印业的物质、技术和人工优势(即富足的刻书原材料、印刷技术的进步和装帧形式的演进、规模大而流动性强的工匠人才、低廉的刊刻成本),人们对书籍需求的激增(源于教育和科考的普及、读书与识字率的提升、藏书家的涌现、士大夫以书为礼的交往形式、书籍消费社会的形成等),共同造就了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版业的盛况。16世纪中期以后,印本逐渐取代写本,开始在中国书籍史上占据了核心地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静虚工夫与明中后期的儒道交涉--以朱熹后学蔡清为例

蔡清为明中后期福建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其工夫论也吸纳了道家、道教思想,以静、虚为本,将朱子的工夫论推向深入。这源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轨迹以及蔡清个人的学术经历等多方面原因。但蔡清是在坚持朱子学的立场上吸收道家、道教思想内容的。蔡清工夫上的特点表明了朱子理学尤其是闽中理学在明中后期的深入与转向轨迹。

明中后期坊刻本的版权观念

明中后期,在先进印刷术与图书商品化的双重推动下,严重的坊肆翻刻盗印与日益凸显的版权观念伴生。此期坊刻本的版权观念,在规模、策略、深度上都超越了前代,促进了古代版权观念的继续发展。不同于官刻系统强制性版权规定与有限的应对范围,坊刻系统更多的是道德层面的诉求,其涉及范围更广阔。对几篇坊刻本版权文献的细读,可以透视出版者、作者的心理轨迹与利益诉求。

明中后期腐败政策下讽刺杂剧的叙事手法

中国古代戏曲史上,讽刺艺术源远流长。明代杂剧作家在讽刺杂剧的创作中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感伤情绪,而且对当时黑暗腐朽的官场及世风日下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取得了鲜明的艺术效果。分析研究明中后期腐败政策下讽刺杂剧的创作特点和叙事手法,可以更加细致全面地把握明代讽刺杂剧的艺术价值。

明中后期文学作品的舆论效应及其反贪功用——以商业出版为视角

明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出版空前繁荣,书坊大量增加,图书的品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图书的受众也开始由原来单一的士大夫阶层拓展至市民百姓,图书出版因此具有了大众传播的属性,具有了公共舆论的效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中后期的很多文人将政治经济中的贪腐现象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反贪的舆论工具。

论言官对明中后期吏治的影响

明中后期,吏治日趋败坏,一部分忠正言官恪尽职守,举廉黜贪,不避权贵,展现岀言官过硬的素质和可贵的风范,对政风有一定积极影响,然而,言官群体的败坏却是明中后期的主流,使本已败坏的吏治更加浊腐不堪,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从“清洁剂”到“腐蚀剂”——明中后期言官澄清吏治的功能及其蜕变

作为明代官僚集团中司职监察的一个群体,明中后期部分言官在艰难的环境中仍扮演了明朝政体“清洁剂”的角色,在澄清吏治方面有所作为。然而,由于世风日下,明中后期大部分言官都腐败堕落,其蜕变的种种劣迹,使本已败坏的吏治更加浊腐不堪。言官由澄清吏治的“清洁剂”变成败坏吏治的“腐蚀剂”,这种群体的堕落对明中后期社会影响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