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孔府对民事诉讼的受理与裁断

明代孔府与同城的县衙一样,拥有自己的司法机构与相应的裁量权。孔府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包括孔氏宗族内部、孔氏族人与他族、孔府所辖人户及其他圣贤后裔的纠纷。孔府受理的诉讼与州县衙门的类似,均以诉讼文书的形式展开,两者在诉讼策略、农忙止讼、状纸形式、诉讼人数限制以及是否使用抱告等方面存在异同。朝廷赋予孔府一定的裁断权,从现存文书来看,其裁断形式包括“状”中批词和具有执行功能的“票”,裁断结果主要有给予处罚、准以和息、给批、行文至相关机构四种。要而言之,明代孔府是一个类似于州县衙门的“官衙”机构;孔府在细故案件的受理与裁断上与一般衙门存在共性,也有其独特性;“一人双责”决定了孔府“家族官僚混合制”的司法特质。

说“道学先生”:明代的道学群体人格及其转向

“道学先生”之名,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盛服先生”。道学先生是传统礼教的坚定维护者,是传统道德形塑而成的正面典范;道学先生又是不近人情之类已经固化的负面典范,甚至成为迂腐的代名词。明代中期以后,王阳明“心学”崛起,转而取代程朱理学。随之而来者,则是道学群体人格发生历史性的转向:道学先生不再形若土偶,而是不乏诗酒风流;道学先生的个人生活不再拘束严谨,而是转向活泼洒脱。更为甚者,道学先生不再是整日静坐于室的儒者,而是行游天下且颇具英雄气概的侠者。

漕源之变:引沁济运的兴废与明代治河困局

明初,黄河南北摆动不定,人为分引河流众多,为解决大运河缺水问题,全线引河济运,引沁济运亦深受关注。景泰至成化朝,河臣主持引沁工程,实现了运河对沁河水多个方向的引用。弘治至嘉靖朝,治沁以筑堤疏浚为主,引沁工程的实施艰难,成为漕源的备用方案。隆庆至万历朝,围绕引沁入卫产生了一系列争论与矛盾,诸如朝中合流派与分流派治河理念之争、百姓生计与国家治漕之争、沁河上下游利益之争等。在漕运至上和黄河水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沁河在嘉靖朝中期以后经历了功能和地位的变化,民生与漕源的矛盾最终在保漕目的下得以调和。引沁济运的兴废反映出明代治河中的内在困局。

明代楚王府营造布局研究

明代楚王府见证了明代藩王制度,传播了儒家思想,巩固了明朝统治,是研究明代历史、文化和政治的重要史料。目前已有学者对明代楚藩形象、经济状况、宗室斗争、建筑礼制等进行了研究,但在王府营造布局方面依旧处于空白。该文以明代楚王府为中心,系统分析了王府的营造布局以及背后呈现出的政治思想。研究发现王府是以南京故宫为蓝本缩小规模而建,背山面水,布局整齐,中心突出,一条南北中轴线贯穿整个王府,但地理位置特殊,在满足明洪武年间礼制规范的同时,也在多方面展现了灵活变通的特点,这是当时独特的政治环境使然。通过图纸对王府建筑布局进行重现,填补楚王府研究空缺,为明代王府研究提供依据。

谁是明代儒学第一人?

自明末至今,学者们对谁是明代儒学第一人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不同的答案。有人从文臣第一的角度主张过宋濂,有人从学祖的角度主张过方孝孺,有人从道统的角度主张是曹端,也有人从南北之争、气论与心学的角度分别主张过薛瑄、吴与弼。不同的答案背后常常反映出看待明代理学、明代儒学、明代哲学的不同视角。对此,应予以厘清。厘清工作表明:一方面,道统建构与历史真实之间有张力;另一方面,学术史本身就是复杂的,既需要关注被讲述的学术史中的人及其思想,也需要留意梳理学术史的人及其立场。

明代嘉鱼李憭与四邑公堤修筑始末考

从宋代开始,为解决长江水对江夏、嘉鱼、咸宁、蒲圻四地沿江造成的水患,四地主政者不断修筑江堤,各地利害关系不一,所修江堤效果不太理想。明代万历年间,在嘉鱼李憭的呼吁协调下,历时数年,加固老堤,修筑新堤,长达上百里,被誉为四邑公堤,有效抵制了江水泛滥所造成的危害。其间,李憭在四邑公堤的修筑筹备方面积极倡导和协调,在修筑制度方面采取因地制宜灵活变通的措施,在修筑经费方面据实情合理估算费用,保证四邑公堤顺利完工。

明代北京保卫战若干史事考

于谦之子于冕所撰《先肃愍公行状》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归功于于谦一人,这种书写得到后世史家的普遍认同。然而,揆诸亲历其事者李贤、刘定之、叶盛甚至于谦本人所撰写的官私史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其实是明景帝君臣群策群力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五件史事上:第一,“谏阻南迁”的主导者是宦官金英等人;第二,“朝堂定乱”的主角是景帝本人;第三,景帝全权主持战守事宜,于谦是景帝的重要助手,大将石亨与于谦政治地位平等;第四,明军杀敌战果有限,但是景帝君臣凭借毅力和智慧坚守城池,迫使也先仓促撤军;第五,英宗、景帝兄弟无意间的相互配合促使明军擒获叛阉喜宁。

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美学价值探究

以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为研究对象,运用设计学、艺术人类学、图像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探究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美学价值。明代景德镇民窑在政策的限制和影响下,仍然烧制出了富有气韵的青花瓷,这些青花瓷主要作为大众化产品进入老百姓家中,形成了一条和精细繁缛装饰的官窑器不同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民艺之路。通过分析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写意、留白特点,探索“民艺”之美。

一个珍贵的岭南明代木结构建筑病害诊断及修缮案例剖析

为做好岭南地区现存甚少的明代木结构建筑——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五仙观及岭南第一楼的修缮工作,对整体建筑群内木结构残损情况进行了检测勘察,结果表明结构及围护构件因年代较为久远,后期人为因素、周边环境等影响而出现老化、木构件出现腐朽、瓦屋面渗漏受潮、倒塌等不同程度的损坏情况。研究人员采取针对性措施对木结构进行修缮维护,修复了因受潮或虫蛀糟朽的檩条、梁架、梁柱等影响结构安全的隐患,整体施工效果良好,其修缮施工技术具有借鉴意义。

明代文化及其历史定位

明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双峰并峙,共开繁花。正德时期是明代文化变迁的分水岭。明代文化的动态变迁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程朱理学一统与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二是王学崛起与市民文化的形成期;三是“实学”思潮兴盛与知识阶层的内在反思期。明代堪称最有活力、多样性且具解放精神的时代,文化呈现出多元纷呈的景象,进而形塑成以个性张扬、人文主义、市民文化为主要表征的“明型文化”。在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明代文化不但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起始,有着与世界文化进程合辙的面向;而且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独特个性,在近代化进程中展现出本土化的特色。

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庙堂设计

明代地方公共典礼不同于庙堂典礼和庶民礼仪,是指在各府州县乡、都司卫所等地方的公共领域内公开举行的,由地方政府官员主导、官民共同参与的仪式活动。地方公共典礼以仪式展演的方式表达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关注,于润物无声中指向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明代的官方礼书、典制类史籍,以及大量官箴书中关于地方公共典礼的集中记载,展现了庙堂设计视角下公共典礼的形成及其内容。具体来讲主要包含3类:一类是官署公式,包括新官到任典礼、朝廷遣使各处开读诏敕典礼、进春鞭春仪、庆典朝贺仪与进表笺仪、日月食救护仪;一类是崇教化类礼仪,包括庙学释奠、释菜与行香礼,以及乡饮酒礼、乡射礼;一类是公共祀典,主要指各级各类坛庙祭祀。这些典礼仪式举行于开放的公共空间,以地方公共事务为内容,体现了地方社会的公共权力,推进了地方公共礼仪文化的形成。对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研究,是理解明代地方社会礼仪秩序建构的重要内容。

论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

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与其书写目的直接相关:以存史为目的的医家传记,沿袭了《史记》的行文传统;因人情赠答而促生的医家传记,其写法则类似赠序,呈现出文体互渗的现象。两种传记在行文上均做到了细节充实饱满,以写实取信于世。其不足之处则在于事件的罗列呈现出简单堆砌的特征,缺乏精心安排。明代医家传记的书写对象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从医人员,其中对太医的记述注重突出其宫廷经历,尤其是随侍君主的事迹。整体来看,明代医家传记内容既突出传主高超的专业技术水准,又强调传主勤谨宽厚的品德修养,显示出该时期以儒家价值观为主导的立传思想。

明代徽州族谱的早期源流——以正德刊本婺源《重修汪氏家乘》为中心

正德三年刊本婺源《重修汪氏家乘》由洪武三年编纂的《汪氏家乘》增订重编而成,是明代徽州族谱中创制最早的文本之一。该谱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元朝的泰定时期,显示出元明之间存在着族谱赓续的演变线索。洪武谱的编者汪叡是明初徽州知名儒者,正德谱的编者汪奎是汪叡的四世孙,为明中期名宦。洪武、正德时期接续编纂的婺源大畈汪氏族谱,体现了精英化的人物背景,理学化的价值观念,以及正统化的文本表达,不仅代表了徽州族谱的一种基本类型,也提示了明代族谱的重要特征。

《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与词学阐释

明代中后期有一股改编重刊《草堂诗余》的浓厚风气,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它从歌词作品集向文学作品集的转变,还藉此形塑了一个分类、储存、加工古今词作的知识空间。围绕《草堂诗余》的改编重刊,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采用不同策略(或分类,或分调)的词学阐释群体,他们通过选词、考调、校勘、笺注、评点等方式,构筑了一个个不同的集词选、词谱、词评于一体的唐宋词阐释系统,对文本施加或预设其特有的阐释意图,或溯源诗乐传统以尊体,或揭示言情特质以别体。《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不但为唐宋词在明代的传播作了突出贡献,而且也为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打下了一定基础。

社会转型视域下明代书法的内在演变

若是将书法置诸社会转型的视域之下加以考察,揭示其各自阶段的艺术风格及其特点,显然更能凸显一种“活的”书法史。与社会转型及文化变迁相应,明代书法的内在演变可以析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程朱理学一统与馆阁体书法的盛行;二是“王学”崛起与文人书法的勃兴;三是晚明社会危机与书法史的转向。明代书法的演变,既与社会转型及文化变迁若合符节,却又有独特的内在变迁规律。

明代鞍山“V”型长城略论

在明长城的辽东段,一段“V”型边墙跨于鞍山之境。分析“V”型长城的形成,与辽河套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紧密相关,也与明初同北元势力争夺控制权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交通网络形制有密切关系。形成于正统年间的这段“V”型长城一度被明朝臣诟病,有意裁弯取直。有明一代,“V”型长城在抵御边患方面呈现出一定的优势,故该形制一直得以持续。透过史实细节可知,长城并非简单的军事防御工事,在其背后是稳定的经贸与文化交往,可以透视出长城作为文明象征物的深刻内涵。

明代府州县的繁简与等级划分——以江西为中心的考察

从秦汉到元朝,皆以户口数量为主要指标,兼顾政治地位、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等因素,把地方政区划分为若干等级。明太祖一改前代做法,先是以税粮为标准把府州县分为上中下三等,旋即又综合考虑税粮多少以及地理冲僻、事务繁简、负担轻重等因素把府州县分为繁简两等,开启了主要依照事务繁简和地理冲僻等因素划分政区等第的新趋向。到明代后期,繁简两分法被进一步发展为上中下三等制。从江西各府州县的相关资料看,上、中、下等级与政务繁简、道里冲僻、治理难易等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并不严格,说明政区等级评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论采用何种标准都难全部适用。

5W视角下明代苏作家具成因研究

明代苏作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璀璨明珠。本文利用5W分析法围绕苏作家具进行的追问,在逐层溯源性梳理中针对苏作家具的设计制作者、时代背景、地域优势、社会变革以及苏作家具的典型特色进行探讨,使人们在深入了解苏作家具的同时提升江苏文化软实力。同时思考促成优良设计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关键因素,为当前背景下苏作家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启发。

明代疫病与防治

从地方志“祥异”“灾祲”“灾祥”“灾异”等目记载来看,明代疫病频发。疫病大规模流行引起朝廷的重视,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防治;局部传染也必然引起官府重视,尽可能地实行自救。因为疫病频发,以医治为重点救助制度逐渐完善。由于对疫病的危害认识不足,往往忽略预防,更由于官办医疗机构大多废弃,医疗技术的落后,民间巫觋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再加上朝廷疫病祈禳制度,地方官府与民间大规模驱疫活动频繁,使疫病防治难见成效。朝廷与官府虽然重视民间力量的参与,对乐善好施者予以旌表,但也难免摊派,更由于缺少医药知识,民间力量难以发挥作用。明代疫病防治制度化过程漫长,其利弊得失值得研究与总结。

论明代统治者对云南边地佛教的经营及边疆治理的影响

明代统治者基于经略云南的政治考量,通过政策扶持、设僧司衙门、礼遇僧人、兴建寺院、僧籍管理、地方官员参与、传播佛教文化等多种手段,为云南边地佛教营造出相对和谐宽容的宗教文化环境,使云南边地佛教发展获得制度保障和政治便利。而明代统治者通过社会动员、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等政策措施对云南边地佛教的经营管理,促使其成为拓荒垦殖、固疆兴边、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以及内地与边地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黄金纽带”,也促成云南边地佛教在中国化、社会化、世俗化、民俗化的进程中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维护边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