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与商业:《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明代诗歌研究范式

《剑桥中国文学史》于2013年出版了中文版,国内学界对这部文学史的讨论集中在判断其理论框架的优劣与利弊,但尚未思考欧美汉学为何会提出“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框架。《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于其读者群体的关注导致了这一研究框架的产生。此外,作为一个“边缘学科”,欧美汉学需要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进行互动,因此转向“跨学科研究”。以明代诗歌为例,欧美汉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借鉴而来的,这主要是因为欧美汉学在明代诗歌方面缺少“文学本位”的研究成果。

高启与明代诗歌

高启诗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作品中浸淫着的朴实和率真。他诗中那种"臞而清"的风格,对中晚明时期及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可谓开了明诗创作中简单率直的诗歌风气之先声。高启对明代诗歌的影响不仅仅是复古的诗学理论主张的提出。他的影响更主要的还在于,他是我国文坛上不以诗名谋功名的第一人。

文学消费性视阈下明代诗歌式微原因探究

有明一代,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文学不再只是统治阶级与传统知识分子训导教化或者抒发个人情感的工具,也是流传于市井供人娱乐玩笑的消遣品。文学消费性导致与文学创作相关的因素出现如下变化,即流通途径商业化、作品审美世俗化、消费对象市民化、文人创作功利化。上述变化催生了通俗文学的崛起和明诗的式微。

新时期明代诗歌和诗学整理研究之不足及其对策——从有关谢榛及其著述的研究整理谈起

回顾、检视对谢榛其人、其诗、其诗学理论研究和对其著述整理的历史,可以说和整个明代诗歌、诗学整理研究一样,新时期以来,亦形成一个高潮,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从有关谢榛及其著作的整理研究存在的种种不足和偏差,亦可管窥新时期明代诗歌和诗学整理研究在宏观上、尤其是在微观上存在的蹈袭历史成见、人云亦云、主观推断、不着边际、等等弊端。其问题的关键在于某些违背精神生产的计划管理和行政干预、某些权威刊物过分强调宏观研究的导向、某些评职晋级的不合理规定、出版部门的经营体制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等造成的学风浮躁和学术惰性的滋长蔓延,使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创新精神,也使一些投机者、混子儿找到了在学术界一展身手的可乘之机。弥补和减少这些不足和偏差的对策应是加强基础建设、加强创作实践的研究、重视微观研究、学者要坚守阵地自立自强、提倡“文人相轻”相互辩难、研究者尝试创作、打通古今等。

白居易与“长庆体”明代诗歌接受文献辑考

白居易及其长庆体诗在中唐即受到广泛关注,宋元明清以及日韩等国对白居易诗歌及长庆体多有接受继承,其受容面之广,关注程度之高,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远胜“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学界对此现象多有探索,如从白居易、长庆体创作现象出发进行探索,从中唐的社会现实及文学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等,但从诗歌接受史文献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还较少见.明代诗人学习与运用唐诗,理论研究已经比较深透,但在具体创作实践上,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因此,白居易及长庆体的接受史文献研究有重要意义.

略论明代诗歌理论的进展

我国诗歌理论源远流长，从孔子开始，中经《毛诗大序》、钟嵘的《诗品》，直到唐代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可谓繁花似锦。其它一些文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也都有专门论述诗歌理论的篇章段落。但是，笔者认为诗歌理论到明代才真正完备成熟。这不是偶然的。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非古典传统——读《中国诗歌通史·明代卷》

《中国诗歌通史·明代卷》特别注意明代诗歌的地域性、理论与创作互动、流派化、复古与反复古和表达个人情感两条主线并行等特征,构筑了时间与空间结合、理论与创作两个层面互动、两条主线并行交织这样一个立体、动态的明代诗歌发展史叙述框架,完整、深刻地展现了明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其中对明代以追求表达个人情感为宗旨的诗歌潮流的揭示尤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着眼于时间的古代文学概念与着眼于审美形态的古典文学概念两者之间并不能划等号。中国古代文学中并存着古典文学传统和非古典文学传统,对其中的非古典文学传统,特别是非古典文学传统的诗文,我们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并根据非古典文学传统的标准对之作出准确阐释和合理评价。

沧浪歌未阑:明代东北诗歌创作的兴替

明朝对东北尤其是辽东的有效治理,推动了东北文化的发展。就诗歌来说,由明初文士从军征辽诗歌、镇抚辽东的抚臣诗歌、流放东北的流人诗歌以及东北本土文人诗歌等共同构成了有明一代东北诗歌创作蔚为大观的景象。在从军征辽诗作当中,唐之淳的作品描述东北山川物产,堪称诗史;马文升等人的抚辽诗作则表现出明代东北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明统治者对东北及其文化的认知;程启充、徐文华、刘琦等流人作品虽然也有思乡情切,但更多的是对东北山川的歌咏;以贺钦等人为代表的东北本土诗人则表现出了不亚于中原诗人的创作才情与文化情怀。

明代诗歌的总体格局与审美风格的演变

本文对明代诗歌的总体格局进行了宏观的把握。认为明诗具有三个方面的独特性:一是其基本线索由传统诗歌思想与性灵诗歌思想构成;二是明诗的发展多具有流派论争、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密切结合的特征;三是明诗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与相互之间的文风影响。本文还以审美风格为核心,对明诗的具体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明代沧州运河诗歌探析

明代文人在沧州段运河行旅期间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从写实、抒情、说理多个层面凸显了古运河独有的特质与气魄。这些作品一方面真实再现了运河沿线的沧州自然景观,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展示了明代文人的行旅生活状态,抒发了他们对历史、人生及社会的种种感悟。

20世纪明代诗歌研究综论

本文对20世纪的明诗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其中包括对明诗价值的探索,对明诗整体格局与发展过程的把握,对明诗研究各阶段不同学术观念与所获业绩的概括。最后还对明诗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新的学术增长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论于谦的诗歌

于谦是功勋卓越的民族英雄。从其存诗，可以窥见其高尚人格。在创作中，他关注现实，自觉追求诗歌内容的真实性，而较少注重诗歌的创作技巧，其诗呈现出一种清新朴素的天然本色，在当时“台阁体”盛行一时的情况下，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在明朝前期诗坛上独放异彩。

边贡文学地位辨析及其诗歌特征简论

明代"弘正四杰"中,对边贡与徐祯卿地位的高低,颇存争议,但边贡律诗尤其是五言诗的成就,却是有目共睹的,实无愧于其他三家。边贡五律,呈现出飘逸俊秀、平淡和粹、感情真挚深婉的风格特征;其怀古七律精深沉稳,意蕴深含,于沉稳处见流利。不足之处则是"气格少让"、"边幅较狭"。

明代吴中诗文价值解读——以何良俊诗文创作为例

"诗言志,诗言情"是诗歌的最主要功能,然而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二者做了高下之分:言志之作往往得到更高的评价,而言情之作则往往受人冷漠。明代中期诗坛可谓上述情况的最好注脚:复古诗人、诗作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受人青睐,而处于同一时期的吴中诗人群体则极少受人关注。然而实际上吴中诗人雅致的生活情趣,以及反映在诗文中的日常生活主题,对思考如何缓解我们当下日益繁重的生活压力不无裨益。

明代性理诗人诗歌传统的四重理路

明代诗歌瑰丽多姿,流派纷呈。在明代理学家中,涌现出一批诗人,他们在探究心性义理的同时,阐发诗学思想,且热衷诗歌创作,在理论和实践上均致力于将理学与文学融为一体,因此形成了明代诗坛颇具特色的性理诗派。早期以薛瑄为代表,中期以陈献章、胡居仁等为代表,晚期以东林学人为代表,东林学人中又以高攀龙诗歌影响最大。虽然他们的性理学说不尽相同,但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共同遵循的较为稳定的诗歌传统。

徐祯卿与明代复古主义诗风

明代诗坛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以羽翼政教为核心的诗歌;另一则是以自然感发为核心的诗歌。徐祯卿不以《诗经》为诗歌之源,明显背离羽翼政教的古典诗歌传统。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脱离了儒家功利的诗歌理念,形成超功利的诗歌观念。徐祯卿是自然感发派诗歌的重要代表。

文学史视野下明代诗史进程全景的建构——读余来明教授《明代复古的众声与别调》

《明代复古的众声与别调》2020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余来明教授近年来在明代诗歌领域研究成果的代表,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理念和风貌。余来明教授长期沉潜于元明诗歌研究,近年来又投入“文学”概念史研究,先后出版的相关学术成果有《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嘉靖前期诗坛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元代科举与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元明科举与文学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文学”概念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明诗学术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等。可以看到,由文献研究入手对文学史的微观考察和对元明文学的“通观”视野,为《明代复古的众声与别调》的明代诗史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

明代诗人文在中生平著述考

文在中是明代中后期西安府三水县乃至陕西地区杰出的诗人、学者,著述甚丰,惜多已散佚,故一直鲜为学界关注,迄今未见有专文对其生平事迹及著述进行系统研究。现全面钩稽相关文献,考知文在中1552年生于三水诗书世家,19岁举乡试第一,23岁考中进士。历任淮安府教授、国子监博士、礼部主事等职,以言事谪泰州同知,官终长沙通判。挂冠归里后潜心著述,卒于1626年。目前所知文在中存世的诗赋作品共371篇,约六万余字,多为七言律体组诗或长篇巨赋,抒写诗人不凡的志向抱负和对科场、仕途不平遭遇的愤懑,风格独特。一些诗作透露出诗人的家世生平等信息,颇具文献价值。对文在中生平及相关著述的系统考察,可为明代地域文学及明代诗歌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崆峒之景与诗人之心——谈赵时春吟咏崆峒山的诗歌

明代诗人赵时春吟咏崆峒山的诗歌,从不同角度描摹了崆峒山的雄险、秀丽和灵异,并寄寓了诗人面对人生低潮和仕途坎壈时的不屈、失意和无奈之情,诗风率真豪迈,有《诗经·秦风》之遗韵。

明嘉靖碧山吟社考论

碧山吟社在明代三度兴废,规模当以嘉靖年间为最大。社员构成不仅是同乡,且多为同年乃至师生关系;多有不屈权贵、遭忌乞休的仕宦经历,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碧山吟社复兴的内在动力。吟社继承了江南文人以诗会友的传统,他们登临山水,吟赏烟霞,雅集饮宴,谈文论艺。从力谏到乞归,从拜佛参禅到"雍容经济",从追求空灵闲雅、自在超脱的山林之趣,到抒写心系社稷、蒿目时艰的苍生之念,均取决于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他们鄙弃虚名浮利,坚守独立人格;其诗风亦在"冲淡清逸"与"豪放雄奇"之间相应转换。这是一种刚柔相济、儒道互补的文化个性,集中体现了无锡地区"不争"和"秉义"相统一的传统风习,也是江南地域带有普遍性的人文习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