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户当差与里甲制:明初杂泛差役派征机制探析

明初杂役包括官厅差役和驿递夫役在内,普遍采用“配户当差”的佥派办法。人户一旦佥点应当某种杂役便成为杂役户,固定地在一个地点长期服役,直至消乏佥替。但“配户当差”制在永乐以后出现弊端,主要是皂隶等官厅杂役凭借特权寻租,而驿递夫役负担较重,均长期不得佥替。永宣以后,一部分徭役改为每年轮充,开启了均徭法改革的历程。据新发现的“试行黄册”史料可知,明代里甲中存在较多的虚拟户和“带管畸零户”,且国家规定的点差标准很高,杂役基本要人户朋充服役。因此官府在确定所需杂役的数量以后,必须通过里甲组织的协调才能完成杂役户的佥点。但考虑到里甲内部的实际应役户数不多且徭役的附带财政责任不重的情况,里甲制与“配户当差”制之间并不发生冲突。

基于明初医籍征引朱丹溪医论考察丹溪学派早期文本生成史

[目的]考察丹溪学派早期文本的生成过程。[方法]明初楼英《医学纲目》、刘纯《玉机微义》等医著中,多有引用丹溪医论。将此部分医论与丹溪著作相比对,辨明异同。并运用“文本生成论”的文学研究方法,分析丹溪著作与明初医籍征引的丹溪医论存在差异的原因,论证丹溪通过“改定”自己的“稿本”,确立为“定本”的可能过程。再考察文本的物质载体与流传途径对文本生成的影响。[结果]《医学纲目》《玉机微义》等明初医籍征引的丹溪医论,与丹溪著作互校,可发现前者存在佚文与异文,显示当时有多种形态的丹溪医学文本流传。“佚文”或为弟子所记丹溪授徒语录,“异文”则是丹溪医论的“草稿”状态。丹溪现存著作或正是由“草稿”经过文本改定所形成的“定稿”。医籍的刊刻与传播也使得丹溪学派相关文本在元末明初基本定型。[结论]丹溪学派早期文本的生成,经历了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考察丹溪学派的建构过程、丹溪医学思想的衍变,都应考虑这种文献与文本层面的变动。

颂圣与发隐:明初官私史学的开国史论述

明初史学交织着官私两种开国史叙述模式。官方论述反复歌颂朱明集团,强调朱明开国上承天命,其不光彩一面遭彻底抹杀。私家论述体现出多元色彩,揭露了官修史书隐没的史事。两种叙述模式使开国史扑朔迷离,为晚明开国史考证风潮兴起提供了契机,亦推动了日后开国史事演绎的传说化。

明初《江南各道府图表》所载“应天府”内容解析

2023年8月8日至2024年2月18日,“院藏善本古籍选粹:彩绘图籍”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公开展出。该展陈第二单元“彩绘大地”古代地理图籍专题,展出了明代《江南各道府图表》,其历史文献价值不菲,弥足珍贵。明初《江南各道府图表》系纸本墨笔彩绘,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彩绘地图之一,其绘制年代在明洪武六年(1373)至十三年(1380)之间,略早于现存的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刊行的《洪武京城图志》,但晚于元代至正四年(1344)刊行的《至正金陵新志》。《江南各道府图表》包括“图”之部分和“表”之部分,其中的《应天府图》乃现存较早的中国古代南京彩绘地图之一,颇为罕见,对研究南京城市的发展脉络极有价值。

明初中国出口瓷器对海外瓷器工艺发展的启发与影响

明初中国的瓷器出口在全球陶瓷工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明初瓷器的主要种类及其出口影响,探讨了其对东南亚、日本和波斯等地区陶瓷工艺的启发与影响。通过考察青花瓷、釉里红、白瓷等外销瓷器的传播与工艺,揭示了中国瓷器在推动海外陶瓷技术发展中的作用。

“择中”与“折中”——明初多重文化传统下的“诏建中都”

"中都丰镐遗,宫阙两京陟,千里廓王畿,八屯拱宸极."描写的是明初在凤阳建设的中都盛况.凤阳在明初为"临濠府",刚登帝位的明太祖朱元璋为何要在此建都?这或许是萦绕在许多人心头的一个疑问.

汉瑶交融:明初广东治瑶政策述评

明朝初期,广东瑶人叛服不定,严重威胁明朝在广东地区的统治。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沿袭前代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治瑶之策,其后永乐年间(1403-1424)采用重在安抚的治瑶政策,百年之间溪峒瑶区得以安宁。明初治瑶政策的实行维系了广东的和平稳定,对于汉瑶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有着重要意义。

明初浙东文人书斋记研究

书斋记是记录书斋、体现斋主与作者思想文化的最佳载体,其中往往能透露出一些文人、一个学派,甚至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明初浙东文人的书斋记亦呈现出共同的思想旨向。明初浙东文人以道自任,他们的书斋记有着浓厚的道统、文统意识,从斋名到思想内容都回应了对明道、宗经、征圣的需求,对道统、文统追溯以正本也是他们书写的共性,并且在前后期呈现出“文以载道”和“文以贯道”不同的创作倾向。明初浙东文人书斋记在思想文化内涵上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明初胶东地区云南籍移民溯源研究

关于今山东胶东地区明初云南籍移民渊源的研究,不乏力作,其说法颇多。曹树基先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提出在明初胶东半岛是一个“军人世界”,其缘由在于符合明初沿海设置卫所的事实,朱端强先生指出“从军入鲁”、“充军入鲁”、“抗倭入鲁”三种观点。除史料记载之外,也有关于移民的许多传说。传说虽不尽史实,但却映射了许多。本文在利用地方志等资料,结合其他史料的相关记载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山东胶东地区云南籍移民渊源进行相关论述。有关山东胶东半岛地区移民的研究论述,众说纷纭,本文认为明初政治措施对移民产生重要影响,明代治国方式的提出与施行,其主要目的是维持政权的稳定。

明初“治世”生境新解——基于生命共同体理念

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新时代史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新视角、新领域,赋予史学新使命。基于生命共同体理念,明初“治世”与生态环境存在“命脉”关系,生态环境状态亦是明初“治世”当然内容,“治世”兴衰过程与生命共同体“命脉”关系同频变化。

略议明初台阁书家书法中的“两面性”及成因——以解缙为例

所谓明初台阁书家书法的“两面性”,指的是在明代身处内阁的书家往往既具有因应制书写而呈现的严谨工稳的台阁体楷书、行书的一面,又具有通过书写狂放不羁的大草来抒发己意的一面。本文首先以解缙的书作阐明所谓“两面性”的存在与体现,从书家师承路径、书学观念两个方面以解释解缙草书狂放不羁一面的形成,最后从其个人情志与其书风的互涉这一角度将“两面性”这一独特现象与明初政治环境相联系,将此现象之产生归因于高压政治环境下书家现实追求与精神追求相互矛盾,并最终体现在书法之上。

江西文人群与明初诗文格局

江西文人群以其淳孝仁厚、隐忍以行的道德操守和性格特征,在残酷嗜杀的明初得以尽其天年,超越吴中、越中文人而成为明初文坛的主要力量。其典雅淳朴的诗风文风与明初政治文化需求趋向一致,从而成为文坛的主导风格,并深刻影响了笼罩明代文坛近百年的台阁体。

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三

本文是作者“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系列论文之三，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二，一是农民经营规模的变化，二是亩产量的变化。作者认为：自南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户均耕地面积有明显的减少。这个减少，主要是因为农民家庭规模的缩小，以及农民耕作方式的变化，而非所谓的“人口压力”的增强所致。在经营规模缩小的同时，单位耕地的产量则有明显的提高。若以相同的衡制计，自宋末至明初，江南稻田的平均亩产量提高了60％以上。这种“宁可少好，不可多恶”（王祯语）的经营方式，开创了江南农业经营史的新时代。

文学史料的归纳与解读——元代至明初小说和戏曲中白银的使用

元代至明初 ,朝廷明令推行纸币 ,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然而 ,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戏曲中 ,白银在日常生活和交易中的使用却随处可见。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反映 ,表明朝廷禁令对官民的实际约束力相当有限。由此可见 ,以小说情节中人们广泛使用白银来证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 ,未必可靠。而注意朝廷律令与实际生活的差距 ,更值得研究者进一步重视。

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

海禁与朝贡贸易是明初对外关系的两件大事。明初实行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抵御倭寇,它对于加强海防、维护新生的明王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海禁相辅相成的朝贡贸易包含着相当大的商业成分,它首先考虑的是贸易,其次才是政治。因其在执行过程中,加重了地方的财政负担,引起地方官员和民众的不满,加剧了朝廷与地方的矛盾,因此难以长期维持下去。

明初教坊制度考略

宋元以来的雅俗之争直接导致了明初礼乐官署设置上的革新,即太常寺地位的下降和教坊司的升格,并将二者以祭神和娱人分,太常领祭祀雅乐,教坊掌宴飨朝会乐,辽金元以来乐署职司的冗杂与音乐的雅俗混杂乃肃然划一。在此过程中,教坊司正式取代太常,成为明初礼乐机构的核心。以教坊司为中心重建礼乐系统,自京师至地方,逐渐形成以"宫廷/藩府/州府——酒楼——勾栏——院"为一体的演剧场所,力图将乐工们自宋元以来形成的一应演剧方式都加以制度化,以置于朝廷严格的控制之中,成为朝廷礼乐制度之一环。于是,教坊司、太常司、钟鼓司具体职掌的变化及其地位的升降,富乐院的普及与丽春院的有无,南京御勾栏与十六楼的隆盛与衰微,都成为我们进一步发明有明乐制及其历史与精神意义的重要前提。

明初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水工技术考

明朝初年,国脉皆仰东南,为解决南方粮财物的北运问题,宋礼和白英受命组织修建了大运河山东段南旺分水枢纽。该枢纽主要包括引汶济运、导泉补源、设立水柜和置闸节流四个组成部分。其中,引汶济运是工程之重点,包括戴村坝、小汶河、南旺分水以及配套工程等四个子系统。这些水利设施组成一个和谐的系统工程,保证了该段运河的水量稳定充足,从而实现了大运河500余年的正常通行。南旺分水枢纽代表了我国古代运河水工的最高科学技术成就,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经典范例。

铁券、铁榜与明初的贵族政治

贵族政治作为社会政治发展的早期形态，在封建官僚政治成为主要政治形态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早就失去其存在的条件。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借仿汉唐时曾一度实行的君主给功臣颁铁券的做法，也给功臣颁赐铁券，在君臣之间建立一种贵族政治，但朱元璋这种保守的政治观在已经高度发达的官僚政治形态下并不能顺利实现，因为，腐朽的贵族政治对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构成了破坏。.

元代礼失百年与明初礼制变革

朱元璋一改历代因袭前朝礼制的传统,开国之初即弃元礼不用,而另谋擘划一代礼制,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元明之际"华风沦没、彝道倾颓"的礼俗现状使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不仅为朱元璋的礼治宏图提供了反面借鉴,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礼治的治政作用,从而将礼治推到"国之纪纲"的政治高度,并且属意于创立一代礼制。朱元璋的制礼思路主要是因袭前代之制,稍加损益以合时宜,但元代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带有浓厚的蒙古特色,严重偏离了历代相承的"礼统",不堪新诞生的汉族政权袭用,构成明初礼制变革的根本原因。自元礼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种断裂,但以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对元代礼失百年的一种反正,又是一种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