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新校本勘误七则

“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是中国古代史籍中部头特大的一种,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的新校本,是该书迄今最好的版本。而鉴于其校勘仍有进一步提高的客观需要,以南开大学、廊坊师范学院等高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的数十人对该书的记载文字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勘误,在继续校勘上形成了一些新收获。

清代官修《明史》对丘濬的书写——以汤斌《拟明史稿》为中心

《拟明史稿》中的《丘濬传》是清朝康熙时期官修《明史》的初期史稿,由理学家汤斌撰写。汤斌对丘濬的书写,主要集中于“文章”“道德”两个方面。其中在“文章”方面,他肯定了丘濬学识“博综”,同时也暗示其理学造诣“精微”不足;在“道德”方面,他肯定了丘濬的廉介和淡泊名利,却刻意突出丘濬性格之偏隘,甚至将弘治时期的一些政治纷争内化为其性格特征。《丘濬传》的这种书写模式不仅影响了其后的416卷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对丘濬的评价,也被殿本《明史》所继承,形成了清朝官方对丘濬的基本认识。

论明史、明史研究及点校本《明史》修订

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前人对明史作了许多研究,成果丰硕,但继续研究仍有空间。当前,明史研究面临进一步大发展的新局面,搞好明代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搞好《明史》点校本修订工作,十分必要。

《明史纪事本末》勘误六则

《明史纪事本末》是明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史籍之一。由于其记叙时间跨度较大、参与修撰人员众多、参考的史籍庞杂,使得该书存在不少讹误,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明史的理解和研究。根据《明实录》《明史》等官修史书以及《弇山堂别集》《明通鉴》《罪惟录》等史料,就《明史纪事本末》中时间、地点、人物等存疑之处进行勘误,可以澄清明史研究史料中的一些讹误。

抄本徐乾学《明史》考论

台北藏抄本徐亁学《明史》是清朝官修《明史》过程中的一部重要拟稿,但学界知其存世乃近年之事,该书的特点、价值等有待进一步探究。经考察,徐乾学长期担任《明史》总裁,审订史稿。卷首韩方卓序言所载史事与历史情形相符。将此书与万斯同313卷本《明史纪传》、416卷本《明史》和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进行详细的内容比较,徐氏《明史》在传目编排、内容详略取舍方面显示出其在万稿和王稿之间的过渡性特点,三者呈由繁至简的趋势。在记事准确性方面,徐稿对万稿改动较多,但不够精审,以致出现了许多新误,且大部分被王稿、定本《明史》所承袭。总之,徐乾学《明史》在万斯同稿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对王稿及定本《明史》的成书有较大的贡献。

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诸王世表》正误

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为诸本明史中最佳版本,然而由于《明史》卷帙浩繁,点校本中仍有一些错讹。其中的《诸王世表》是研究明代藩王的基础文献之一,有必要对其再做校订,以求信实。本文使用多种明史版本及稿本进行校勘,对于记载不同处又分别用《明实录》、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等重要明代史籍查证。通过校订,发现其中可加正误及缺失可补漏者49则,其中4则内各含2条错讹之处。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

《明史纪事本末》是谷应泰网罗一批明史专家在两年时间内所编成的清初最早一部明史著作,长期以来颇受重视,近年来学界对其史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价值受到质疑。本文以卷六二《援朝鲜》为具体考察对象,其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采取贬斥、否定、反讽的手法,否定明朝军队的战绩,这符合清初政治的需要,并为王鸿绪《明史稿》所抄录、继承,并最终被清官修殿本《明史》所沿袭,构成了清朝官方对这场战争的基本认识。因此,只有深入全面考察此书对清官修《明史》等史书的学术影响,方能更进一步认识其学术价值。

汪琬与《明史》纂修

康熙十八年,汪琬与试博学鸿儒,入明史馆。与总裁官叶方蔼修史意见不合,在史馆仅六十日即移出。康熙十九年撰成列传一百七十五篇,后刻成《拟明史列传》二十四卷。作为《明史》纂修史上第一部刊刻问世的文字,《拟明史列传》集中反映了汪琬秉笔直书、合经史为一以求致用、裁剪得体兼求史笔有韵的史学思想,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迈注”之“迈”何许人也——复旦本《明史列传稿》研究之一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二六七卷本《明史列传稿》,是迄今所知张廷玉《明史》现存数种篇幅长、价值高拟稿中的一种,但学界对之研究相对较少,至今只知其于乾隆后的流传状况。文章通过对该书所保存的一个校对题签中"迈注"二字之研究,从该书乾隆嘉庆时曾存海宁拜经楼、海宁人许汝霖之家于康雍年间曾存《明史》拟稿之明朝大臣传部分之抄本、海宁人朱尔迈与许汝霖是好朋友、朱许二人与康熙时《明史》总裁陈廷敬也是好朋友、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以上朱许陈三人曾同处《明史》纂修馆之所在地北京、康熙二十二年纂修各官撰写的《明史》列传拟稿已经基本完成、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明史》监修徐元文等改修为初稿的《明史》纪传部分已达十之六七、校对题签中的"迈"字、"万"字、"卷"字与现存朱尔迈一封信件中的"迈"字、"卷"字结构和笔画特点十分相似等,推断海宁人朱尔迈当即题签中的名"迈"之人。这一研究对于了解该书之早期形态以及进一步推动关于张廷玉《明史》拟稿状况这一史学史上重大课题的讨论深入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的性质和地位

万斯同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史学大师,他继承黄宗羲之学,以在经学、史学等领域的卓越建树成为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万斯同一生精力所萃,尽在《明史》,他所提出的史学见解,不仅在《明史》修纂中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影响了清初史学发展的面貌。更为重要的是,万斯同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明史》私定稿和修订稿,成为人们深入研究万斯同学术思想、《明史》编纂以及明代历史的丰厚的文化遗产。刚刚过去的2008年是万斯同诞辰370周年,又逢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影印出版。先贤手泽,嘉惠学林。为了向学界集中展示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的价值,深入探讨万斯同主修《明史》对清初史学的影响以及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本刊特别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宁波大学、天一阁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万斯同与《明史》编纂"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以飨读者。

王鸿绪“敕修”《明史》辨伪

结合康熙对《明史》编修前后的不同态度、王鸿绪整理《明史列传稿》与《敕修明史稿》的经过,对比分析王鸿绪两史稿呈表文本,可得出王鸿绪的所谓"敕修"不能成立的结论。王鸿绪的问题不在向来被指责的"窜改"或"攘窃"史稿,而在《敕修明史稿》之"敕修",在利用"416卷《明史稿》"曾被康熙批评的政治恐惧造成雍正朝以其《敕修明史稿》为底本续修而成现行《明史》。

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二——撰写简练得体张廷玉《明史》开路先锋之发现

徐乾学在清修《明史》时担任总裁官,其将很大部分列传初稿由繁改简,成98卷本《明史》一部,此部《明史》亦称《明史列传》。其书以简练为特点,并为王鸿绪、张廷玉等所继承、发扬光大,形成横云山人《明史列传稿》208卷、抄本《明史列传稿》162卷、《明史稿》310卷及《明史》332卷等简练本系统《明史》拟稿及《明史》定本。此系统与现存定本《明史》撰写初期形成的《明史列传》313卷、《明史》416卷、《明史列传稿》267卷等繁富本系统《明史》拟稿,鼎足而立,且以其符合一般正史之写法,其系列中之定本《明史》332卷名列史书经典系列"二十四史"之中,并声誉满天下。徐氏《明史》为撰写简练的定本《明史》的开路先锋,徐乾学在史学史上的贡献不可忽视。徐氏《明史》长期隐身埋名,不为世人称说。近年被纳入《明代史籍汇刊》影印出版,始为史界所注意,但其流传、价值等不见谈及,有待加强研究。

明史研究的前沿探索与基础建设——南炳文教授访谈录

南炳文教授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在明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南炳文教授不仅承担了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之《明史》修订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工程等基础性资料建设工作,而且还倡导从全球角度研究明朝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南炳文教授曾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对明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明史·刘綎传》补正

《明史·刘綎传》与《明史稿·刘綎传》中记载刘綎赴朝抗倭的部分史实有矛盾之处,经过考证,匡正《明史·刘綎传》的记载失误,为明史研究者提供一愚之得。

清初藏书家对官修《明史》的贡献——以康熙朝为中心的考察

康熙年间,清廷重启明史馆,因史料缺乏,遂向民间广泛征书,且一改顺治年间修纂《明史》的诸般禁忌,强调所征之书虽有忌讳之语,也不治罪,这为藏书家广泛参修《明史》提供了契机。清初藏书家与《明史》修撰关联密切,从进献、借阅所藏史籍,到草拟、编纂《明史》稿,乃至审阅、考订《明史》稿本,藏书家以多种方式参与《明史》纂修,且成绩斐然。藏书家与官修《明史》的互动,反映了清初特殊历史背景下清廷编修《明史》过程中政治与学术、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的微妙关系。

傅衣凌先生的明史情缘

今年是本刊创始人傅衣凌教授诞辰 90周年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与中国明史学会联合举办“第九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 ,以纪念这位为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前辈学人。本刊自今年第 4期开始 ,将陆续刊登在这次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我们愿以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献祭给傅衣凌教授的在天之灵。

天一阁藏《明史稿》的整理及其史料价值

万斯同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史学大师,他继承黄宗羲之学,以在经学、史学等领域的卓越建树成为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万斯同一生精力所萃,尽在《明史》,他所提出的史学见解,不仅在《明史》修纂中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影响了清初史学发展的面貌。更为重要的是,万斯同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明史》私定稿和修订稿,成为人们深入研究万斯同学术思想、《明史》编纂以及明代历史的丰厚的文化遗产。刚刚过去的2008年是万斯同诞辰370周年,又逢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影印出版。先贤手泽,嘉惠学林。为了向学界集中展示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的价值,深入探讨万斯同主修《明史》对清初史学的影响以及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本刊特别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宁波大学、天一阁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万斯同与《明史》编纂"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以飨读者。

张廷玉《明史·兵志》与万斯同《明史·兵卫》比较研究

经万斯同审定的《明史稿》,内容翔实,规模宏大,为张廷玉《明史》的最终成书奠定了坚守的基础。两者在内容上既有前后承袭,又有某些差异,尤其在军事制度方面差异甚大。张廷玉《明史·兵志》与万斯同《明史·兵卫》在编纂体例、内容详略、思想情怀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从《明史》历志看西学对清初中国科学的影响——以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的比较为例的研究

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对《明史》历志的编纂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有较大的影响。就有关《明史》历志编修的思想、方法进行考察,尽管父子之间存在着继承的一面,特别是对于历志体例的变革性意见,即志中当载入大统历(授时历)立法之原以及回回历作表之法,但分歧的一面也是明显的,尤其是对待“西学中源说”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中西学关系、人物等的评价。将黄氏父子间的异同及其影响置于明清之交的历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并以梅文鼎、梅毂成祖孙作参照平台,有助于理清《明史》历志的线索及其关系,特别是其中西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