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再考察

《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的时间、原因、过程等问题,前人已有考述,然尚有不足。经重新梳理史料,发现《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应当始于永乐七年六月,至永乐十六年五月成书上进。朱棣突然决定三修《明太祖实录》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永乐六年冬,《永乐大典》成书上进,使得朱棣有足够的人员从事三修本《明太祖实录》的纂修工作;其二,朱棣对李景隆“心术”的怀疑是三修《明太祖实录》的根本原因;其三,永乐七年的北巡唤起了朱棣对李景隆的怀疑与不满,是朱棣决定第三次纂修《明太祖实录》的直接原因。此外,《明太祖实录》的三修工作完全在朱棣的控制之下进行,实录及纂修班子随朱棣銮驾在南北两京之间几经迁移。三修《明太祖实录》或于北京太液池焚草,但此时实录成书后即焚其草的惯例尚未形成,因此焚草时间可能并非在上进后不久。

“艰难”与“昌运”之间:明太祖家世撰述发覆

明太祖对其家世的撰述,为朱明皇朝家族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独家材料。这些开国文献类型多样,写成于大明王朝事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其书写与明太祖身份、地位、思想的转变以及时政具有紧密的联系。在这些御制文字中,明太祖没有避讳家族所历之“艰难”,也没有刻意构建漫长而光荣的家族世系;然而这只是表象,崇尚天文、星象、占卜的明太祖,通过在回忆中植入一系列神秘叙事,以达到“明昌运”的目的,后者才是明太祖家族历史撰述的核心。当然,这种明显的构建意图是逐步形成的,它是明朝开国神化的起点,也为后世的进一步加工指明了方向。

试论明太祖的驭武思想

明太祖以武功定天下,其间武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朝廷崇其爵,丰其禄,并准其世代相袭,奠定了明初武官较高的政治地位。而在优待武臣的同时,明太祖又以礼法加以约束,要求其遵纪守法、戒骄戒奢、体恤军士、克己复礼。此外,明太祖还极为重视武臣及其子弟的儒学教育,显示出其对武官群体长远发展的注重。明太祖的驭武观念反映了其文武合一、文武并重的统治思想,该思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明初文武关系的格局以及明代武官制度的制定,对明代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太祖与江南义门的互动模式探究——以浦江义门郑氏家族为个案研究

位于浙江金华的浦江义门郑氏家族,自宋建炎到明初,累世同居,多次被当朝嘉奖,旌表为义门,明太祖甚至亲赐“江南第一家”之称。作为一个样板家族,郑氏家族与中央王朝保持着微妙的互动关系,一方面,郑氏家族凭借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政权,寻求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明太祖在打压郑氏家族的“地主身份”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其“义门身份”的扶持,将其树立为地主宗族的模板,以推行其“以良民治良民”的统治思想。这种互动模式可视作行政外包理论嵌入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者关系。

禁倭与申交:明太祖对日交涉目的探析——以洪武初年的对外诏书为中心

目前研究多将明太祖对日交涉核心目的归结为禁倭,但以洪武初年对外诏书的对比来看,禁倭很可能只是次要目的,申交方是明太祖对日交涉的核心目的。明太祖试图通过万国来朝局面的营造,进一步彰显自身较元朝更为有效的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在这一层面上,被塑造成为维护中华正统而不向元朝朝贡的日本,其象征意义就显得较为重要了。《明实录》洪武四年日本国王入贡条目中,对赵秩与日本国王对话的记述,某种程度上或是为满足这一需求的刻意夸张。围绕"禁倭"与"申交"而展开的洪武初叶的对日交涉,也是洪武君臣践行以"王道政治"为基础的新型东亚区域秩序的一个微观侧面。

论明太祖、成祖时期对蒙古的政策

论明太祖、成祖时期对蒙古的政策齐书深，龚江红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然而然地每个王朝都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明王朝统治初期也是这样。不过，明朝初期与蒙古的关系是更加复杂而又形式多样。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明太祖、明成祖时期对蒙古...

明太祖朱元璋与道教

明代统治者仍和唐、宋以来历代统治者一样采取三教并用的政策。他们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都曾广泛利用符派道教为他们服务。因此，在明中叶以前，除全真道相对地逐步沉寂而外，符派道教则仍处于继续兴盛的时期，特别是在明世宗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发展到了极...

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

《明太祖实录》通过有选择地直书和增饰朱元璋的事迹,来刻画和塑造太祖的正面形象,通过神化、圣化、雅化和人化的处理,使朱元璋的形象既神秘威严,德高儒雅,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特点,又颇富人性和人情味,具有和蔼可亲的特点。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实录修纂具有主观性的一面。不过,实录作者对皇帝形象的增饰和塑造,既依据自身所处政治环境的需要,也遵照实录传主的性格特征和基本经历来进行,表明了史学本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共进与互动的关系。

论《儒林外史》中多重视角下的明太祖印象

明太祖朱元璋是对明清两代有着巨大历史影响的特殊人物。《儒林外史》中涉及明太祖的评断,从社会各层面人物的视角出发,反映了一个立体多面的太祖印象,有着丰富而微妙的文化内涵,艺术地表现了康乾盛世下社会政治的真实面貌。透过小说不同层面人物的视角,结合相关史实,探析印象背后微妙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秉持公心"的汉族知识分子,明太祖情结在吴敬梓身上也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但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性,站在客观的高度进行评断,既总结历史,又绾结现实,对明太祖形象进行了多视角、多侧面的审视,体现了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对其所处时代的反思和超越。

评明太祖“罢造龙团”

评明太祖“罢造龙团”江西省上饶茶厂吕维新，钱开信，王学进据明·沈德符撰《野犹编补遗》载：“国初四方供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帷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

明太祖在位时期大明与高丽的关系

大明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对高丽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迅速将两国纳入传统宗藩关系的轨道，但由于元朝残余势力的干扰和明、丽领土之争，双方的友好关系曾一度受挫，然而，综观洪武年间的明、丽关系。

朱元璋罢建中都与《明太祖实录》的隐讳

朱元璋定都临濠、兴建中都、罢建中都是明初重要的政治事件,《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却相对简单。通过相关文献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为了维护朱元璋的形象,《明太祖实录》有意篡改了朱元璋罢建中都的部分事实,目的是为了掩盖他在建都问题上的决策失误。事实上,洪武八年中都宫殿罢建和南京宫殿改建的直接原因是朱元璋的迷信思想在作祟,他害怕工匠的"厌镇"破坏了宫殿的风水,不利于自己的统治。

明太祖的皇权专制与“皇权下县”——以地方官员《到任须知》为中心

元末战乱致使人才凋零,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初年数次科举取士,但所取人才多是后生少年,能将所学付诸实践者甚寡,并且元朝旧习官员多以吏为师,威福下移,严重降低国家基层控制力。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加强地方主官权力,加固皇权对国家的整体控制力,朱元璋为基层地方官员制定了三十一项《到任须知》,包括祀神、狱讼、耆宿、教化、驭吏、钱粮以及社会控制等七个方面,帮助地方官员治理基层社会,加深国家对基层的控制力度,确保皇帝的意志能够在帝国每个角落畅通无阻。这不仅是朱元璋治国理念的微观表达,更蕴含了一代布衣帝王强化中央集权、使皇权可以直达乡里的政治智慧。

寻求权威与秩序的统一——以晚明阳明学之“明太祖情结”为中心的分析

晚明阳明学中杨复所、管东溟等儒者推崇明太祖,以心学为明太祖之思想作注释,以明太祖为比肩尧舜、超轶孔子的圣帝明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涉及三教关系、孝悌与礼法、心学与道统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使阳明学政治化、体制化,具有官方学说的意味,另一方面则极大地削弱了阳明学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力度。后者尤其有违儒家之精神,阳明学何以走向没落亦可自此窥得端倪。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阳明后学的明太祖情结正凸显出了心学对于秩序、自由与权威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而这一思考其实自先秦儒学就已露出端倪。

明太祖的三教思想、政策及其影响

明太祖确立了儒教独尊，释、道为辅的宗教政策， 对三教的经典、教义、教仪都加强了改造和利用，对释、道二教的控制空前严厉。三教从 此和平共处，以统一于儒教为 终结。儒教在明代盛极而衰和释、道迅速衰落以及民间宗教的勃兴都与明太祖的宗教政 策有关。明太祖的三教思想与政策的历史依据在于：唐宋以来的三教合一的潮流；鉴元之失 ；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现实需要；个人经历的影响。

论明太祖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以土地政策和税粮征收为议题

明太祖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产品分配和灾害救济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兴农：以解决民食,并在政策、体制、组织、方法上多有创新;二是征税于农：为了权力也为责任,既有经济剥削的一面,也有一些合理因素;三是减税济农：活民命保治安。减免赋税非常态化、临时性的多,常态化、固定性的少;局部的多,全国性的少;民田多,官田少。明太祖大力兴农,又征税于农,有时也减税济农,这三者看似矛盾,实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贯穿于其中的指导思想,是＂以农保国安民＂。他较好的处理了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为子孙承业治国奠定了基础。

论明太祖与功臣的关系

明太相朱元璋(1329—1398)以“濠梁之民”、“淮右布衣”的身份,参加了元末群雄起事的行列。凭借着他自己的雄才大略,加上文臣武将的辅佐,终于“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创建了大明帝国。大明帝国建立后,已经遁归漠北的元顺帝妥懂帖睦尔与故元将领扩廓帖木儿、纳哈出,组成三股环伺明室北境的蒙元复国势力,从北方左、中、右三路长期威胁明室的存亡。在这种形势的驱使下,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就有必要安抚部众,使他们戮力皇室,延绵明祚,于是,分封功臣便提到了日程上来。

明太祖“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理念与实践

明太祖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对于完整理解有明一代的外交具有重要意义。对"不征"理念的贯彻与践行,在洪武年间几乎没有更改,由此形成了明朝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以此为基础,明朝形成了不同于历朝历代的国际秩序理念,以实践建构了一种和平外交模式,并深刻影响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的外交实践。

解缙二修《明太祖实录》相关问题研究

解缙奉命总裁二修本《明太祖实录》时,面临篡位伊始的永乐帝朱棣迫切需要清除建文初修本的影响、巩固自己地位的复杂而险恶的政治环境,为应对此一局面,解缙理应拟定妥贴的修纂凡例和宗旨,尽量与当今皇上保持一致,然而解缙内心深处对“据实直书”的执念和保留,使其本人及二修本实录皆未获得朱棣的完全信任。在《修纂凡例》荡然无存的情况下,解缙的《进实录表》以及早年为朱元璋施政所作的评价,成为逆向推知和考证其预修实录时的修纂主题及其纲领的恰当文本。统领“百人之众”的总裁解缙,对馆中江西吉安府同乡的关注异于常人,在文集中多有记载,从而对官方公布的二修人员名单提供了印证、修正和补漏的依据。

明太祖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明太祖关于北方蒙古的民族关系思想有个演变的过程,即从最初的"乘胜北击"到"固守疆域"再到"主动出击",同时在处理南方少数关系民族中,又形成和实践了"因俗而治"、"宽裕待民"和"以夏变夷"等民族关系思想,明太祖在这一过程中基本上统一和巩固了明朝江山,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和进步。明太祖的民族关系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史宝库中的重要财富之一,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及时代意义。